【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上)

【圆明网】文化是一个人群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权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给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模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制造了一个遍及中国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党文化。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人，不可能自动地具有共产党所宣扬的变异观点。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

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视宣传灌输为自己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繁复的制度、精致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再辅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强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紧紧抓住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造假宣传；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控制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用学生的教科书歌功恶党，让人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泡在党文化中；利用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等等。这种灌输是如此系统，如此精致，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被灌输、被洗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思维都与中共的灌输密切相关。

系统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输手段有助于我们认清党文化的建立过程、本质特点和画皮千变的内在机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输手段是解体党文化的重要一步。

1．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把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把“骗”字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政治运动与常规时期

（1）在政治运动中灌输

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与正常的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 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

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也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把控制宣传机器（报刊、广播、电视等）当做“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如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控制。

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魁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贯彻－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机时期，中共党魁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过后则以“党性”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屈服于党的变态意志之下。

毛、邓、江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年反右运动 “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份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 年10月25日，中共恶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将法轮功称为×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

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共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从灌输党文化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它们的目的。这是因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灌输，人们无法正确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输的观念。人们“告别革命”，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热衷于大鸣大放、文攻武卫，可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须证明的普适 “真理”，敬天信神被称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或者被当成装点门面的饰物、或者被当成赚取钞票的工具，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中共被迫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作出些许让步。但在关系到中共集团生存目标的意识形态领域，它从来没有放松过。邓小平曾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闭得像高压锅一般的共产流氓小国古巴和北韩，胡锦涛还羡慕不已，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是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一方面继续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与时俱进”，变换花招，其宣传策略变得更精致、更灵活、更有欺骗性了。虽然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又接连发动了“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运动”、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的运动，可是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身处政治运动之中，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已经达到了让被灌者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甚至乐此不疲的程度。

（2）常规时期的灌输由中宣部统筹实施

英文里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具有正面的意义。遍寻往古来今的政治体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需要，把宣传部的英文名称改为“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

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

众所周知，中宣部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意志，以中共的集团生存为目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说来简单，那就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

我们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杀真实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发给新闻媒体的一道禁令，共列举了三十五个“不许”，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许擅自报导农村税费改革”，“不许对重大疫情、病情进行渲染报导转载”，“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导”，“不许报导私营企业主入党”，“不许报导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不许过度渲染贫困和暴富分红”，“不许报导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不许在媒体运用‘封杀’一词”，“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不许集中进行批评性和负面报导”，“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报导”，……

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区传媒下发至少一百多条（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级宣传部每年平均向媒体发出的通知、禁令超过二百三十条（次），其中发禁令最多的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湖北、湖南、河南，这些省市的宣传部每年向辖内各媒体发出的各种禁令通知书超出三百一十条（次）。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媒体几乎每天收到一条禁令。

为加强对传媒的控制，中宣部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监控中央和地方主要传媒的动向，并定期向上报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或新闻局聘用大批“新闻审读员”，专门负责监控传媒文章、音像制品等的“政治问题”。由中宣部新闻局负责审读的出版物仅报纸类就达一百余份。

可能有人会说，以中国之大，除了这些禁忌话题以外，可供报导的事件还有很多。可是，中共惯于“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朝颁夕改，无限上纲，所有党不喜欢的言论都可能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这些禁令正因为措辞模糊、没有规律可循（“不许随意评点……”、“不许过度吹捧……”、“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媒体从业人员唯恐触犯雷区，于是只好自我设限、宁左勿右，每个人都充当自己的新闻检查员。那些有幸通过检查的新闻，已经 “政治正确”得几乎没有任何阅读价值了。

中宣部同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另一种“真实”，通过给百姓虚幻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来维护其党的稳定。和谐、反腐、爱国、小康、五个一、三代表、八荣八耻、学习、加强、成绩、高举、里程碑、先进性、阔步前进、伟大胜利……铺天盖地的党文化造假宣传，把民众和中国的真正现实几乎全面隔绝开来。失业工人和进城农民工的悲惨处境、被强制拆迁而无家可归的城市居民、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状况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这些严重威胁民族生存的可怕现实，或者被完全挡在人民的视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

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来源。中宣部的各种禁令和设限导致信息完全被中共过滤，民众无法从中得到真实的消息，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人们不得不时时吸食被中共党文化浸泡的信息，顺着党文化的思路进行反应和批判。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灌输习以为常，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经被党文化洗脑了。

2）主要的宣传机器

获得真实的资讯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古时候，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够掌握足够应付生活需要的资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尺度不断加大，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也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时口耳相传就远远不够了，大众媒体于是应运而生。

大众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信息环境。通过媒体，分散的个体愈加紧密地和社会发生联系，人们需要关心的事越来越多，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今天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媒体获得的信息对外部环境做出判断，进而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由于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共惯于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很多中国人也未经思考就重复中共的话。其实，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媒体都不具有倾向性，而意味着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媒体自由竞争，也保障个人或团体自由创建自己的媒体。在这种制度下，多家媒体并存并互相补充，使人们有机会综合不同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有人对所有现有媒体都不满意，那么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认为更中立、客观的媒体。与此相反，中国的媒体却全属中共“官办”，“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播出，美国的电视台却不能在中国播出。

中共的严密思想控制意味着媒体正常的传播真实资讯功能的死亡。在共产党统治下，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必然沦为“党的喉舌”和党文化灌输的工具。

（1）报刊

据1991 年台北出版的《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一书统计，1949年以前，全力颠覆当时合法政权的中共利用国民党统治下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除了在所谓“解放区”把持宣传工具以外，还在国统区创办或操控报刊达一千种以上。中共利用这些报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击国民党，为其夺权立下“奇功”。

可是，夺权成功以后，所有媒体一夜之间“共产”到“党”的手里，如果这时再向“党”要求新闻自由，“党”的标准答案是：不存在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著名民主人士储安平曾预见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其实，连“民主有和无的问题”也不存在，毛泽东直言不讳：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谁是人民，谁是反动派？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

“舆论一律”，“新闻报导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文化工作服务于政治任务”……在这些口号的指导下，所有报纸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党”要反右，报纸就会说“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党”要“跃进”，报纸就会说“亩产三十万斤”；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报纸就会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党”要迫害法轮功，报纸就会说“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尽管现在的人们都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只有日期是真实的，可是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况且除了“党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新闻来源，于是人们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大小小的媒体当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区别只是被骗程度大小而已。

八十年代以来，参照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建立民主制度的经验，一批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经济领域实行“权贵资本主义”，教育、医疗等部门都已经高度市场化，可是，新闻出版仍然被当局牢牢抓在手里。一些试图摆脱“喉舌”地位的媒体，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远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近的有《冰点》周刊。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中共现在学乖了，对于影响大的报刊，他们不是像以前一样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编、编辑等人换上“政治上可靠”的人。报刊还叫以前的名字，可是灵魂已死，而大众还被蒙在鼓里。

人的眼耳口鼻、神经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够对外部环境做出恰当的反馈。假如有人感觉器官出了问题，明明火焰在灼烧皮肤，不但没有痛感反而觉得愉快，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时，到处都在饿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报纸还在竞相夸口又创高产，循循诱导人们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2006年春北京一场强沙尘暴过后，电视台竟然津津乐道于“洗车业创收猛增”，暗示沙尘暴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中共的喉舌们为了从天灾人祸和民怨沸腾中挖掘“正确的舆论导向”，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

（2）广播、电视、互联网

除了紧紧抓住报刊以外，中共对新兴媒体同样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这些新兴媒体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5月公布的数字，2002年中国拥有广播电台306家，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300家。广播人口覆盖率93.2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4.54%。据调查，十五岁到六十四岁的城市居民中近90％每天收看电视。电视和广播在灌输党文化方面起的作用应该说已经超过了——虽然还不能完全取代——报纸杂志。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文革时期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长篇政论。文革以后，播音员的调门降低了，“政治觉悟”却丝毫不能降，只不过改用更精良的技术和比较贴近人性的方式灌输党文化。

电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形象、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对观众的影响极为深刻。1979年以后，中国电视业开始快速发展。中共紧紧抓住这一媒体，灌输党文化的技术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而一路水涨船高。

大部分广播电视节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载着党文化的内容。以电视为例，1978年1月1日开播的《新闻联播》是中共造假宣传的最重要阵地。半小时长的节目几十年如一日的遵循如下模式：前二十五分钟的节目无例外地是隆重召开、亲切会见、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光辉历程、伟大成就；有人说只有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可看，其实这五分钟也是经过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误导观众的。

专题节目（如《焦点访谈》）、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电视剧（如《生死抉择》）、综艺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无不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讨好大众，又要让党满意——讨好大众是手段，让党满意是目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以“敢言”声誉鹊起，可是一位观众一语道破：“什么‘焦点访谈’，创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子，现在播出的完全是显微镜找细菌。从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也是大事化小、轻描淡写。”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自我解嘲说，“我是党的一条狗，坐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电视剧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伦理片、古装片，说穿了表达的都是热爱党、理解党、相信党、原谅党。所有的“反腐电视剧”都遵循一个模式，那就是腐败的都是副职、下级，虽然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但关键时刻，“党”的化身——正职、贪官的上级等等，就像西方戏剧美学里批判的“机械降神”一样，毅然挺身而出，惩办了贪官，化解了矛盾，给“党”挽回了面子。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腐败的绝不仅仅是副职和底层官员，如果说基层官员对国库是“蚕食”的话，那么党国大员、太子党对国库才是“鲸吞”。即便如此，荧屏上活灵活现的清官形象还是让观众深深沉醉在对 “党的好干部”的期待之中。

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共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从歌舞、相声、小品到主持人的串场词、朗诵贺电、驻外使领馆组织留学生拜年，全都在刻意混淆“党”和国家、“党”和民族的概念，利用人们的亲情、民族感情、爱国之情巩固中共对他们的心灵控制。东北口音的或者西北口音的小品除了直接抹黑“党的敌人”以外，还塑造自欺欺人、苦中作乐的小人物形象，把观众的注意力从造成他们人生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引开；或者用低级的噱头把所有人都描写成无差别的低俗人格，仿佛从来如此、举世皆然，从而掩盖中共统治下道德大滑坡的社会现实。2004年中国大陆共发生七万四千起群体抗争事件、四川汉源农民抗争发生大规模流血、爱滋病村惨状触目惊心、黄河源头断流、淮河严重污染致使河水失去水功能、矿难频发、天灾不断……就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的“春晚”被命名为“盛世大联欢”，真应了一句流行的话：“把欺骗进行到底！”

由于互联网上站点众多，不利于中共“主动出击”式地灌输党文化，所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主要策略是“封堵”，不让中共禁止的言论流传开来。中共监控网络的主要方式包括：封锁海外网站、关闭国内网站、抓捕网络作家、过滤电子邮件、布置网警、网特等。这方面最有名的举措是于1998年立项、计划于2006年全部完成、前期投资八亿美元的所谓“金盾工程”。这项工程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为一个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全方位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是一个涉及到技术、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

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给了很多中国人“言论自由”的错觉。事实上，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共让他们看到的；中共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他们一概看不到。谎言可以自由流通，真相却被极力掩盖，这就是中国网络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