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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这句口号，已经显得可笑了。中共如今很少直接宣传这句口号，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这种赤裸裸的灌输反感，还是因为通过长期或明或暗的宣传，人们已经接受了这句口号背后的内涵。比如当人们心目中已经不自觉地把中共等同于祖国的时候，中共只要宣传爱国主义，歌唱“长江之歌”，就可以让人下意识地想到“党”。“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宣传，仍然深深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维。
我们不妨剖析一下，“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这句口号，共产党是怎么说的，又是怎样达到其宣传目的的。
1）宣传中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
几乎所有的“革命”电影里边，都有这样的镜头：英雄人物身负重伤，咽气前还要在怀里掏半天，嘱咐身边的人替他交最后一次党费或者递入党申请书。类似的情节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目的是强化一个主题“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正常人弥留之际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妻儿，但是党文化的宣传中，人临死前想的不是亲情，而是比爹娘还亲的“党”，要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交给党才能闭目。
和军队有关的作品中，往往有指导员和政委如何关心士兵，嘘寒问暖，照顾家庭中的困难等等细节，最后通过士兵的口说出部队是个“大家庭”、大熔炉，自己在“大家庭”中“成长”、“进步”，“大家庭”的爹娘自然就是“党组织”。反映地方生活的，好事常常是“优秀党员”做的，党委书记关心生活、结婚、家庭、分房子、生孩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最后都得“老支书”来“主持大局”，来摆平。潜移默化灌输有事找组织，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思维方式，把人的下意识引导到“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主题上。
还有许多旋律优美的歌曲，贯穿其中的也是或明或暗的主题“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当人们唱起这首民族气息浓郁的歌曲之时，头脑中浮现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美景。但这只是一个引子，歌曲在最后一句归结到真正的主题：“毛主席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因为旋律优美甚至让许多成年人回味不已。“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当人们沉浸于如诗如画般的意境之后，看似不经意的一句歌词点明了主题：“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哪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父母安排的？这意味深长的一问力图揭示的显然是更深一层的主题：“比父母还亲的党安排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中共宣传中非常喜欢树典型模范，当然这些做好事的模范人物都是党、团员。任何社会中都有心地善良、先人后己的好人。但中共善于把好人拉入“党组织”，也善于利用宣传手法从党员中“挖掘好人好事”，把他们在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作用下做的关心百姓疾苦的事情宣传、放大，说是因为入了共产党，党性起了作用；能做这些好事，是因为有党的培养教育；“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等等。还要让被党“关心”的人表态：“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时时刻刻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宣传中鼓吹这些行为都暗示人们，只有共产党员才真正关心你，这种付出超过你的父母，还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中共攫取垄断了社会资源的方方面面，人们上学、工作、婚姻家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得在这个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会中进行。于是中共在宣传中混淆人们的概念，把正常社会中人天经地义应该具有的生活环境都说成是“党”或 “政府”给的福利，让人们忘记了自己是父母生的，钱是自己劳动付出挣来的，造成混淆是非的党文化思维。比如说：“没有我们党，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呀！”“还是党的富民政策好” “改革春风吹满地”。有点好处，生活提高，都是党给的，从中彰显的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宣传中，不光是歌功颂德，不好的方面比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乱象、自然灾害等等都可以被中共拿来做文章，如电视中“扶贫”、“领导下乡”、“送温暖”，网络上天天头条的 “反腐败”决心，领导“抗洪斗争胜利”，抗击“非典”成功等等，都是利用把百姓的苦难化为中共自己头上的光环。《焦点访谈》中每天都提到社会阴暗面和种种不公之处，在曝光之后，在人们发泄了对社会现实不满之后，收拾局面的一定还是党和政府的“各级有关部门”。宣传中报喜不报忧更加熟练，不管事情多坏，问题最后都能归结在“只要踏踏实实把党的XX政策落到实处，问题一定会解决”。这些宣传的主题就是党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愿意关心解决中国人生活中各种问题，爹娘都没有这样的本事，真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2）灌输党妈妈情结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就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教育我爱祖国，鼓励我学文化……”
这两首歌，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说耳熟能详。中共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这种拟人化的宣传手法呢？
因为母亲是一个神圣的让人充满情感的称呼。母亲生养了我们，对我们有恩；母亲疼爱着我们，对我们有情。年轻时，我们依赖母亲。成年后，我们孝顺母亲，供养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传统社会讲究孝道，即使是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将相，也对自己的母亲非常敬重。
共产党利用这种心理，把自己装扮成母亲，以此骗取中国人的依赖、顺从和供奉。几十年宣传下来，很多人真的把共产党当成一家人了。共产党干了坏事以后，人们乐于相信“党妈妈”的初衷是好的，或者方式不对头，或者被个别人利用了，总之“党”没错，“党”错了也情有可原。
还有一个与党妈妈情结相关的观念，那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如果谁把共产党对中国百姓干的坏事揭露出来，尤其是向国际社会揭露出来，就是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爱国人士”们就觉得像是自己被揭露了一样，就会起来口诛笔伐。
且不说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母亲。就假设它是母亲，如果一个母亲操起了菜刀来对待孩子，邻居不但该管，还应该把警察叫来呢。可见，就算退一万步说，中共是好心做了坏事，人民也应该予以揭露，用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它不敢继续为恶。
另一方面，随着更多的史实和内幕被披露，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的杀人、腐败、欺骗和对中国百姓的残酷镇压，是其公开宣扬的理论原则和一以贯之的政策方针。从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都决不是共产党的“失误”，而是它严密策划、系统实施的统治权术的一部分。由此观之，中共决不是比爹妈还亲的亲人，而是一个披着“好人”、“亲人”外衣的强盗和流氓。
3）认贼作父的心理原因
八十年代初流行一时的电影《牧马人》的主人翁许灵均被打成右派，流放内蒙古二十年。早年移居美国的父亲回国看望他，邀请他去美国生活，可是被他委婉、但坚决地拒绝了。理由是：自己和千百万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母亲错怪了孩子”。孩子是不会埋怨母亲的，因为母亲爱孩子，希望孩子好，尽管有时方法不对头。
许灵均的想法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母亲打孩子”、“母亲错怪了孩子”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段时间文艺作品里经常用到的比喻，也是很多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的知识份子和党员干部的心态。我们不怀疑这种情感的真实性，这里想分析一下，这些被共产党一再耍弄、残酷镇压，在监狱、劳教所、农村和边疆流放地蹉跎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甚至被共产党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中共虚伪的“忏悔”呢？
中共宣传“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真实含义是要人们最终信赖、跟随“比爹娘还亲”的中共。然而推崇孝道的中国人一直把乱认父母看成是奇耻大辱，“认贼作父”是骂人最重的一句话之一。可为什么中共治下众多的中国人却默认了八十岁的中共把自己比作做五千岁的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重点分析的三个主要原因，一个跟中共的欺骗宣传有关，另外两个跟被骗者的心理有关。
（1）真假两个共产党
共产党一贯善于祭起 “道德”的大旗，但那些道德口号的内涵完全是以服务中共为终极目标的。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要服务党所定义的人民，对党所定义的敌人却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要“大公无私” 是把心窝窝都交给党；“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重点是要学他鲜明的阶级立场和象螺丝钉一样对党的忠诚；“五讲四美三热爱”离不开“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心灵美”一定要美在热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占领思想文化和舆论阵地；“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德”的最高境界；“和谐社会”强调的是和党保持一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党所喜欢的人的和谐；“八荣八耻”是以党的喜恶来划分何为荣何为耻。正是由于中共的道德运动都是以服务共产党为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对推动道德教化根本没有用处，只是运动一阵风，反而造成中国社会道德的日益堕落，道德危机现已成为中国公认的社会危机。但是，在客观上这些“道德运动”会给中共披上一层“道德”外衣来迷惑民众，同时，中共一贯把历史上它所犯的一切错误都归结到少数替罪羊身上，喉舌宣传更把中共描绘成“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化身。那么这样长期下来，无论民众在历史上吃过多少共产党的苦头，还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树立一个假象共产党，以为这个“假象”才是共产党的“本质”和“主流”，因而即便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和委屈，仍然用善意揣度中共，认为“党”的出发点是好的。
（2）拒绝承认自己被骗
大凡受骗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因为承认受骗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年的幼稚、轻信、没有经验、不懂世故。很多年青人曾经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以为它真是“一心为民族”，于是或者加入中共，或者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对它抱着一种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在中共的“事业”中，他们付出了大量心血、投注了很多感情。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纯真理想被中共无情地戏弄了。中共内部的倾轧和堕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剥削阶级”政权，而中共政权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灾难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敌入侵。这时候，他们本该翻然悔悟，反思自己认识上的误区和人格上的弱点，反思自己何以被中共利用，充当了它祸乱中华的工具，并进而采取行动，揭露它、抵制它，或者至少脱离它，不再继续为虎作伥。
可是，护短、好面子、强烈的执著自我，这些心理上的弱点妨碍了他们清醒地做出如上选择。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否定了共产党就好像否定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自己当初是抱着一腔热忱和良好愿望“参加革命”的。为了不得出否定自己的理想追求的结论，他们有意无意地对共产党的罪恶视而不见或者刻意缩小。他们没有想到，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往往是背离的；更重要的是，党员个体的动机绝不等于中共这个整体的动机，党员的个体行为也不等于中共的整体行为，而后者才是判断中共这个组织的性质的依据。
我们无意指责谁。中共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组织，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其邪恶和伪善，超出了人类的经验和想像。共产党在中国崛起的时候，又是中国国力跌至低谷、内忧外患相煎迫的危机时刻，在那种情况下，要想冷静思考，理智判断，实属不易。几十年后的今天，被欺骗了半辈子甚至更长时间的人，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共的本来面目，要适应这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彻底反思自己的生平和事业，尤其需要不同寻常的诚实和巨大的道德勇气。
（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 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他们一边狂扫乱射，一边说“Party（聚会）开始了”。两名劫匪绑架了三男一女四个职员。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28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人质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要害他们，而绑架他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更加使人惊讶的是，几名人质获救以后，不但不控诉劫匪，反而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的不杀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质和劫匪之一订了婚，另外一位人质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强烈的求生欲望使这几名人质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并且这种认同持续到威胁解除以后。这种精神病症后来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让人切实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他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加害于他；第二个条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们生命的救主；第三个条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环境，使他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让他得到的信息；第四个条件是让受害人感到无路可逃。
不难发现，中共具备了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所有条件。中共对中国人异常成功的洗脑，其机制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
中共比较成规模地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审干、锄奸运动。党员的反省资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够深刻，难以过关。在运动的日日夜夜里，干部们普遍紧张焦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党员干部在强大的暴力威慑和理论灌输之下，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最终从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作家刘白羽回忆道，他经过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所谓“平实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忘记了自己健康时的状态。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恩威并施，拉一派、打一派，每个党员都希望自己被“党”信任，被“党”当成自己人而不是敌人、“斗争的依赖对像”而不是打击对象。
中共的另一个惯用伎俩是“进十步，退一步”，每次运动之后都声称“扩大化了”，于是开始“甄别”、“改正”、“平反”，在运动中没有侥幸过关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平反，面对突然而来的一点儿小恩小惠往往感到受宠若惊，为此对“组织”上感激涕零。
女作家丁玲以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在1949年以后的文坛上风光一时。这位 1932年加入中共、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软禁过三年的丁玲，被她无限忠于的“党”流放、监禁二十年，其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可是，“党不爱她她爱党”，“平反”后，再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说自己仍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1984年、去世两年以前，丁玲致信中共中央：“五十二年来，我得到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彼时的丁玲，年近八十，生命的四分之一在中共的囚笼里度过，目睹了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和残酷无情，仍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那些经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目睹了中共的专制机器“横扫”、“捣毁”、“砸烂”、“打碎”的野蛮力量，被中共吓掉了魂，即便在自己家里也不敢大声说话、身在海外也不敢看一眼中共定义的“反动读物”的可怜的中国同胞，当他们说出或者哼唱出“爹亲娘亲没有党亲”、“党啊，亲爱的妈妈”、“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正是罹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扭曲心灵的呻吟。
上面分析的三种情况——受中共蒙骗、执著自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能使人“自发”地喊出中共让他们喊的口号。此外，今天数量更多的人经过中共长期训练，能毫不费力地拿出两副面孔，换上两种腔调。他们用一副面孔、一套腔调用来应付中共官员、会议表态和思想汇报，另一副留给茶余饭后和家人朋友之间。前几年大陆流行的顺口溜，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为什么听老婆的话呢？因为人们心里都知道，亲人（朋友）的关心是真心的；“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关心过人的死活，可不表态又不行，所以只好喊几句口号，敷衍一下，也就是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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