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下)

【圆明网】

5．党话的特征

党话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特点。比如，党话“假、大、空”，粗鄙野蛮，血腥气重（据1986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在包括实词和虚词的所有现代汉语词汇中，动词“死”的使用频率排第237位，“杀”排第940位）。此外，由于共产党造反起家，对中国人民进行准军事化管理，所以在党话中有军事色彩的语词非常多。这里我们重点分析党话的四个特征。

1）中共垄断了话语的定义权

西谚有云：“恺撒的事归恺撒，上帝的事归上帝。”政治只是全部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在一般情况下与信仰、道德、习俗等共同发挥作用。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权，不会试图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更不会试图解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何在？”这类人生终极关怀问题。可是，中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邪教政权，它必然要提出一整套对天、地、人、人的行为、生活和思想的解释来代替正教信仰、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对社会的约束和调节功能。中共系统制造的党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虚幻世界，严丝合缝地覆盖在真实世界之上，规定着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

从表面上看来，党话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可是，党话系统的根本规则是绝对不变的，变就意味着党话的自我解体。这个根本规则就是：党话系统是为了维护中共的邪教独裁统治服务的，党话的“变”也以不危害“党”的根本利益为度。为此，“党”必然垄断党话系统的解释权。这一点决定了党话归根结底是一个封闭系统。

中共官方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中大量词条的解释都充斥着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洗脑宣传，共产党把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书变成“现代党文化政治词典”。下面这些词正常社会也在使用，可是中共对它们的解释截然不同。

“党 ——政党，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党”在正体字里即“尚黑”，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结党”必然“营私”，“党同”就要“伐异”，是一个传统上的贬义词。所谓“立党为公”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在西方修辞学中被称为“矛盾修饰语”（oxymoron）。中共把“党”用作自身的专有名词，党无所不在，统治一切，被中共强行赋予褒义、正面意义。

“解放——解除束缚，得到自由和发展，特指推翻反动统治。”

“革命——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民主——指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权利。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在我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和真正的民主。”

中共垄断的不仅仅是对话语的解释权，而且是对法律的解释权，对真理的解释权，也即对真理的控制权。有了话语霸权，中共就可以时刻把自己伪装成真理的化身了。

2）党话的多层次性和欺骗性

党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可以粗略分成表层党文化、中层党文化和深层党文化。表层党文化唱高调，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中层党文化用以维持党的基本运作；深层党文化以维护党的生存为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是党赖以延续的根本保证。党和党的领导并不受表层党文化制约，只是把表层党文化当成一个工具。党文化的这种多层次性，是人们认识党文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与此相对应，党话也可以分成表层党话、中层党话和深层党话。表层党话包括那些最冠冕堂皇的中共意识形态语言，“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等等。中层党话与中共政权的日常运作相辅而行，一般人容易把它和正常社会政府行使管理职能时的行政用语混淆起来。中层党话包括上文着重分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八股话。深层党话不具有形态上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大白话，但是因为赤裸裸地体现了中共极端残暴无耻的邪教、流氓特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在中共核心集团内部流传。这类党话包括刘少奇说的“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邓小平的 “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法轮功讲真善忍，可以放手打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有时候让深层党话进入表层，来达到某些特殊的目的。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些“我是流氓我怕谁”一类的表白，就激起了很多人对强权的崇拜。中共将军朱成虎“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也要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论调，前国防部长迟浩田“清场美国”的言论，就是中共假装“不经意”地透露给外界，既试探他国的反应，又明确告诉对方它是一个亡命之徒，给对方造成心理震慑。

普通人被党文化控制的过程是一个从浅入深的过程。起初被表层党话欺骗（革命年代的冲动，少年儿童的天真无知，年轻人的热血沸腾），进一步到对表面党话的反感（但是又不敢说），再到习惯成自然的轻车熟路，机械重复中层党话，成了中共邪教组织的一分子。更进一步的人，尝到了依附党文化的“好处”，对深层党话的实质含义（极端自私地维护党的利益和生存）心领神会，从而把自己与党彻底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现在人们大多对表层党话十分反感，对中层党话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的实质认识不清，对深层党话或者不知情，或者不敢相信这些极端自私残暴无耻的话才真正体现了中共的本质。相对而言，表层党话欺骗性较弱，中层党话的欺骗性较强。深层党话对党的邪恶不加掩饰，但无法出现在正规的文件和媒体上，不能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中共的邪恶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读懂深层党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也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表层党话，但中共在宣传上却离不开表层党话，因为中共需要用它们欺骗外国人，在中共内部释放烟幕弹互相欺骗，同时蒙骗党员的良心。

3）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

正常人的话往往是具体可感、易于理解和把握的。中国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抱负，都要从最基本的洒扫进退、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做起。正统的信仰和道德体系，往往都用明白浅易的语言表达，比如“摩西十诫”里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标准，非常具体，并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人人都可以理解并实践。

可是，中共党话却异常抽像含混。党话的高度抽像性使中共很容易地偷天换日，翻云覆雨，玩弄诡辩蒙骗国人和世界。中共把这套党话强制性地灌输给知识份子和普通百姓，往往能够达到使人们宁可相信中共繁琐艰深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不相信自己的常识性判断的地步。

中国北方农村在中共的所谓“土改”前有着非常和谐的宗法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和雇农是一种合作互助的关系。可是共产党来了之后，除了煽动、支持当地的地痞流氓造反，就是灌输给农民阶级仇恨。大多数人虽然一生中也没有见过中共描述的“地主恶霸”，可是中共诡辩说，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是 “地主阶级”的“阶级本质”，所以“个别”普通农民的亲身经历无法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结论。人们一方面出于恐惧和遗忘，另一方面无法否认中共关于“阶级本性”的抽像说辞，慢慢地就开始相信真的存在一个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对贫苦百姓欺凌压榨，要想过上好日子，或者把他们赶尽杀绝、或者让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这个现象非常典型。中共谎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跟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关系甚大。中共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不相信亲情、友情这些天然的伦理感情，甚至不相信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去相信极端有悖常情常理的共产党的理论。文革时多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人伦惨剧就是这么造成的。

据上引《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就使用频率而言，“主义”这个词排在所有现代汉语词汇（包括实词和虚词）的第37位，在所有名词中排第4位（仅次于“人”和方位名词“上”、“里”）。“主义”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出现253次，十三大250次，十四大216次，十五大253次，十六大155次。在中共文件、报刊、教科书中常见的带“主义”词尾的词有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冒险主义、逃跑主义、关门主义、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修正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一本书主义、一杯水主义等等等等。时至今日，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弄清这些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可是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主义”的帽子曾经把千百万人置于死地。

党话的抽像性方便了中共按照其政治需要对语词随意解释。如果使用的语言太具体、直白，大家都看得懂，中共就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了。抽像一些，大家都含含糊糊，中共就可以随意解释。毛时代“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邓上台的时候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江时代可以让资本家入党。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说白了——凡是共产党搞的，都是“社会主义”。

“阶级”、“路线”、“认识”、“左派”、“右派”、“进步”、“反动”、 “公有制”（人民抽像拥有，中共真正拥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等等晦涩抽像的党话构成了重重黑幕，中共权力集团躲在黑幕后面，为了集团的利益和生存，一边在内部进行毫无廉耻的倾轧，一边对人民大肆犯罪。

4）党话的吸纳性和能产性

党话还具有吸纳性和能产性的特点。吸纳性是指中共擅长把正常人的话整合收编，化为己用，甚至用别人的批判往自己脸上贴金。中共无耻地窃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为自己辩护。“爱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德治国”等本应具有美好意义的语言，被中共长期盗用，现在我们几乎无法正常的使用这些语言而不引起反感。

能产性是指形成了的党文化思维可以创造新词，显示“中共政权与时俱进的活力”。中共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一旦这个邪恶政权的主脑——领导人或党中央——决定了什么方针政策，政权的基层组织就会像这个邪恶政权的肢体一样，高效地执行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党话。

近年来中共创造新词的主要模式包括：党文化＋传统文化用语，比如“德治”、“和谐社会”；党文化＋科技术语，比如“XX工程”（希望工程、安居工程、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再就业工程、211工程、五个一工程）；党文化＋西方术语，比如“××意识”（政党意识、首都意识），等等。

党话的吸纳性和能产性造成的后果是：一茬党话淘汰了，新一茬党话迅速被制造出来；党话在使用过程中混杂、变形、出现了数量庞大、形形色色的变种，这些新词的党文化内涵使人们防不胜防。

6．推行党话的后果

1）文化-语言亡国的现实

在中外历史上，外来入侵者仅依靠占领土地，往往并不能使一个民族臣服，因为只要被入侵者民族精神不亡，仍然不会轻易屈服。本章引子中谈到，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所以入侵者除了占有土地外，往往还要摧毁原来的民族文化，以毁灭其民族精神；而毁灭承载文化的语言，就是摧毁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比如1870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占领法国后，就试图在沦陷区的学校强迫教授德语，禁止法语。中共摧毁中华传统文化采用了多重手段，变异、替代语言是其中之一。

与传统文化“培养德性、完善品格、教化人性”的语言态度相反，中共的语言是为其集团利益服务的，虚假是中共语言的灵魂。中共的语言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扭曲错位的。它用一套似是而非的词汇，潜移默化完成了对人的思想变异。它用一套偷梁换柱的言语系统，彻底改变民族的历史延续和走向，最终掐灭了天赋神授的中华传统和精神而使国人不自知。中华正统文化荡然无存，为党文化内容全面偷换取代。中华民族由此偏离了与宇宙的和谐关系，在世界中错误定位，与人类本原精神对立，民族整体生存方式和走向背离了上天安排的轨迹。

语言和文化来源是什么，今天的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了，还以为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说话的。党话体系窒息着民族精神和活力，加强并巩固着这个人类异己体系的力量和束缚。

历史上人们都以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倍感骄傲自豪。中国文化除了和平时期的辉煌召来各国的朝拜，更以战败以至丧国时期对异族文化的同化表现着恢宏的气度。蒙元和满清统治者折服于中华文化的博大深湛，心甘情愿地臣服其精气神力，承传了中华民族香火。

综合大量语言事实的分析，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现实：中华文化无可战胜的历史已经被改写了。中华文化被土著共产党用外来的马列邪恶主义取而代之，文化上、语言上我们早就亡国丧权了。

2）党话强制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党话是当代中国人使用的语言里最活跃、最具有行动力量和支配力量的部分。党话支配力量大表现在：第一，党话使用频率高；第二，党话的权威度高。

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一些典型党话词语的使用频率在所有现代汉语词汇（包括“的”、“和”等虚词）里的排位为：“革命”71，“同志”83，“阶级”149，“敌人”153，“斗争”209，“解放”285，“领导”312，“无产阶级”372，“路线”561，“代表”570，“战斗”602， “反动”617。另外，“党”这个词在传统社会并非常用词，可是在中共建政以后，“党”的使用频率迅速窜升到119位，“共产党”331位，加在一起，差不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中共在当今中国一党独大的独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党话权威度大是指党话以中共暴力为后盾，占据了政治、经济、司法、教育、新闻等最有影响力的语言领域。伦理纲常、衣食住行、风花雪月这类正常社会的语词并没有完全消失，可是处在边缘的、被支配的地位。人们不管愿意与否，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都被迫使用党话。党话和党话带来的后果（中共的理论被“学习”、“领会”，中共的政策被“贯彻”、“执行”，等等）强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3）党话——当代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语言是思想的工具，人的思想表现为词和语句的组合。党话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党话是当代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1）党话让人不自觉地维护中共恶党

党话或者是中共造出来的话，或者是经过中共改造的话，其存在目的就是维护中共恶党的统治。用中共提供给人们的扭曲了的语言材料，人们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的样子，而只能看到中共希望人们看到的世界的样子。

中共自己发明一套词汇，描述其起家的历史。如果一个人用这套词汇去思考中共历史的话，得出的只能是中共让他得出的结论。请看下表（表五）：

党 话 实 质 辨 析
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 叛乱、暴动 起义是指为了正义的目的起而抗争。中共所谓“起义”的实质是叛乱、暴动、颠覆当时的合法政权。
长征、北上抗日 逃亡、溃退 1931年后，日本侵略军大敌当前，中共在江西发动叛乱，进行“武装割据”，被围剿后向西南仓惶逃逸。后来北上原本是想逃到苏俄，勉强在延安站稳脚跟，日军全面侵华后乘机坐大，最终把赤祸推到全国。
整风 延安洗脑、延安恐怖 “整”是整顿、治理、规范的意思。“整风”这个词暗示人们：“党在管党”、中共在“加强自我建设”、在努力使“党风”变得正派。其实“整风”是中共对党员干部的强化洗脑，是中共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总演习。
解放 中共夺取政权 “解放”指解除束缚，获得自由。中共建政后把全中国变成一所大监狱，全国人民处于普遍性的奴役状态。
下放 流放 一字之差，可以看出中共掩盖恶行时的狡诈。
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大饥荒 三年饥荒是中共的朦昧政策造成的一场人祸。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政治大清洗 传统文化相信君王受命于天，“革命”指“天命变更”，如《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共扭曲了“革命”的意思，用来指“推翻统治阶级的暴烈行动”，又给这个被扭曲词义的词蒙上一层褒义色彩。“文化大革命”一词掩盖了这场运动的实质，对于年青人、外国人尤其具有欺骗性。
上山下乡 青年知识份子变相劳改 “上山下乡”这个词使人产生一种温馨浪漫的联想，这也是一些当年的知青对那段日子充满怀旧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 为了维持政权，在经济上放松控制，在政治上加强控制 闭关锁国、经济倒退是中共人为造成的。所谓“改革开放”只不过是部分地恢复了中共夺权前的经济活动方式。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任何松动。
反革命暴乱，政治风波 八九民主运动 中共开始时高调把八九民主运动称为“暴乱”，后来开始使用“政治风波”这个词，企图把水搅浑，让人误以为中共也是“风波”的受害者。

近年来，中共又创造了大量的政治隐语，为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太平。比如把失业称为“待业”、“下岗”、“内退”。“待业”暗示将来会有工作，“下岗” 表示过去曾有工作，就是不提现在没有工作。又如，中共统治下的穷苦百姓被称为“弱势群体”，暗示他们的悲惨遭遇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中共的“政治隐语”型党话有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颠倒黑白型，如“起义”、“解放”。

党国不分型，如“建国”、“爱国”、“反华势力”。

把水搅浑型，如“十年浩劫”、“荒唐岁月”、“政治风波”。其特点是用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来指称某一历史事件，让人无法看出中共在其中扮演的罪恶角色。

反话正说型，如“长征”、“改革开放”。其特点是把坏事说成好事，把中共在危机时期捞起来的救命稻草说成是中共的“丰功伟绩”或中共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声东击西型，如“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四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就是不提“政治现代化”(“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需要检讨，不过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福利水平是由多项条件共同决定的，中共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掩盖独裁统治带来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环境恶化事实上使中国人民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

“此地无银三百两”型，如“和平崛起”。一个人去拜访朋友，绝对不会说“我不是来你家抢劫的”。多少个国家经济崛起了，并没有听说其中哪个声称自己“和平崛起”。中共这么说，恰恰反映了它发展经济背后的军事野心。

由于中共对文化、教育、科研、新闻等领域的垄断，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谈论某一类问题，很难不使用中共造出来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又诱导着人们必然地得出维护中共恶党统治的结论。党话的一统天下给人民的正常思维和言说都造成了巨大困难。

（2）党话使人无法正常思维

党话使人无法正常思维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方面是破坏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传统社会的人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和人之间的关爱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中共为了夺取并巩固权力，需要不断煽动人们的仇恨。可是人们对同类的仁爱之心一时无法根除，中共于是创造了“阶级敌人”、“黑五类”、“×教分子”一类的词把它要铲除的群体妖魔化，使党员在迫害这些人时不但没有罪恶感，反而有一种 “理直气壮”的“自豪感”。

在共产党统治下，“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大义灭亲”、“检举揭发”、“协助政府把情况搞清楚”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语代替。“出卖”不但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而且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 “坚定的革命立场”、“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对党忠心耿耿”的“正义举动”，它解除了正常人对“出卖”、“告密”等卑劣行为的羞耻感，鼓励人们背弃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

党话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邪恶而变异的。在这个变异的党文化大环境下，某些荒谬的思维方式反而显得正常了。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中共鼓吹了近三十年，老百姓习以为常，把它当成了正确性不容质疑的金科玉律。可是稍微多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就像“布料是检验尺子的唯一标准”、“货物是检验天平的唯一标准”一样荒谬。如果一定要沿用这个句式，那么说“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还更合理一些。可能有人会说，你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此这般，在当时具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意义。问题恰恰在这里。必须把这句话放到中共制造的荒谬社会现实中，它才显得“有理”。这就反证了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荒谬而变异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3）党话使人难以和正常社会的人交流

人们接受了中共自我定义的党话以后，既无法清楚地向党文化之外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思，也难以听懂党文化之外的人说话的真正含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权”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人权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当一个西方人谈到捍卫人权的时候，他关心的是普通人的权利不受政府的侵害。同理，当一个西方人跟中国人谈到人权问题的时候，他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而不是中共政权的一边，这时一个正常人应该对他表示感激才对。可是经过中共长期灌输，很多中国人认识问题的基点是“这一定是西方霸权主义以人权为藉口侵犯我国内政”、“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听到西方人讲人权，这些人可能比中共官员跳得还高。这种交流中的错位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损害中国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无法以一种开放平和的心态接纳来自外部的讯息，从而断送了校正民族发展走向的机会，使整个民族与正常人类文明始终格格不入。

结语：清除党话，说正常人的话

1）如何辨认党话

要想清除党话，首先得能够辨认党话。辨认党话的根本原则是：顺着党话想下去，一定会得出维护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是党话词语的“微言大义”。我们再来讨论一些辨认党话的简单方法。

多问一个为什么。近年来“搞政治”变成一个可怕的罪名。可是，中共不是号称是个政党吗？它不是号召人们都要参加其组织、都要拥护它，并且都要关心“国家大事”吗？这么一问，我们就会发现，中共是只许自己搞政治，不许人民百姓参与政治。又如“办实事”这个说法。为什么“办实事”也可以成为中共官员自我标榜吹嘘的资本呢？难道政府官员不就是应该办实事吗？不办实事难道还要办“虚事”吗？这么一问，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官员的本职工作是整人、进行思想控制、再搞点 “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所以办一两件“实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值得炫耀的了。

问问说的是谁：由谁来做？为了谁？比如“稳定压倒一切”这句口号，我们不妨问问：谁的稳定压倒一切？老百姓的稳定，还是共产党的稳定？当我们发现答案是后者，就可以知道这句口号也是中共喊出来维护自己统治的。

看看经常和什么词搭配。比如，“宣传”（党的政策）、“贯彻”（中央精神）、“执行”（党的决议）、“高举”（……的伟大旗帜）等等。

看看同义词、近义词、或者反义词是什么。填履历表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民主党派”，就要在“政治面貌”一栏填写“群众”。为什么不填“无党派人士”呢？“群众”和“无党派人士”的意思相同吗？经过比较，我们发现，“群众”并非“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无党无派，而“群众”有想入党的愿望却不够格，“党”不要你，你只有接受“领导”的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群众”，也是党话词语。近年有些中国大陆作者在提起共产党的时候，用“执政党”这个词。为什么不直接用“共产党”这个词？“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存在的，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在野党，共产党和所谓“民主党派”的关系是独裁党和花瓶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执政党”这个词的使用，造成了中共是民选政府的假相，是对中共独裁政治的掩盖。与此相关，“提高执政能力”的说法也给人一种共产党在行使正常政府管理职能的感觉。其实，“提高执政能力”的正确解读方式是——巩固独裁权力。

进行场景置换。想像一下是否存在出现下列场景的可能：洛杉矶市市长在某次会议上发言道：“我们要认真领会加州共和党总书记××同志关于××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NBA（美国职业篮球联合会）著名球星在接受美国电视网“西方之子”节目采访时说：“我们获得本次联赛总冠军，应该首先归功于民主党的领导……”

此外，进行纵向比较或者横向比较，也就是跟中国传统社会或者国际社会比较，也是辨认党话的有效方法。

2）注意“党话的背景化”现象

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破产，党文化成了中国大众嘲弄取笑的对象，大量利用党话编出来的民谣、笑话、戏仿、反讽成了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人们用“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干部不怕吃喝难，百盏千钟只等闲”之类的话讽刺吃喝风，底层民众用“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政府是黄世仁，我们是杨白劳” 这样的语言表达对中共经济政策的不满。

党文化确立以后，党话成了标准的话语方式。修辞是偏离标准的表达法。上面列举的由党话衍生出来的修辞现象，固然是对党话的嘲讽，可是同时也等于承认了党话的先入为主，加强了党话的“标准”地位。这时党话从明处退到暗处，从人们的意识进入潜意识，以一种更难以令人觉察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党话的背景化”现象。

变形的党话仍然是党话，而且是隐藏更深的党话。任何一个语词都携带着特定的信息，在民谣笑话里经过变形的党话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对人思维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这种语言。

目前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开场合谴责、控诉中共恶党。在这种时候，人们应该使用正常人的语言和正常人的思维骂恶党，而不是在党文化当中、用党话骂恶党。

需要强调的是，某些党话本来是正常人类社会的语言，可是被共产党改造以后，在党文化的环境中重复使用，染上了强烈的党文化色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后不能使用这些语言了。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正常的意义上、在正常的语境里堂堂正正地使用这些词，就像《九评共产党》恰如其分地把中共称作“邪教”一样。

3）寻找真相，了解真相，传播真相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内建立并推广一个庞大的党话体系，依靠的是暴力强制手段、封闭的信息环境和铺天盖地的宣传灌输。因此，清除党话就不光需要不凡的道德勇气、拒斥党文化的道德自觉，更需要大量接触以正常人类语言为载体的真实资讯。如果中国人民拒绝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他们的努力就不能不从寻找真相，了解真相，传播真相开始。

新的中华文化呼唤着新的语言，新的语言将由那些道德上获得新生的人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