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下）

【圆明网】

5．抗旱、抗洪、战天斗地，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1）抗旱、抗洪、战天斗地

提到自然灾害，我们脑海里会自动跳出抗旱、抗洪这样的字眼，浮现出排人墙、堵堤坝、人在堤在、严防死守等场景。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是：“与天斗，与地斗”。在党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中国人相信，对于自然灾害的处理，一定要用这种对抗的办法才行得通。“改造自然”、“战天斗地”被解释成英雄气概。然而以血肉之躯与洪魔做殊死搏斗，堵来堵去，险情还是接连不断，洪水还是冲决了大堤，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对待自然灾害，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启示。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都十分熟悉。禹的父亲鲧治水采用“堵”的办法，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逢山开山，遇坡筑堤，疏通水道，依据水的流势加以引导，最终使其归海。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坝”，堪称人类文化精华。川西平原因为有了都江堰，变水患为水利，才成了肥沃富饶的著名 “天府之国”。最为神奇的是，绵绵2200多年，它一直滋润着川西平原，迄今依然不倦地哺育着天府之国。在全世界还没有另外一个工程有如此之长的生命。

都江堰包括岷江中间的一条鱼嘴分水浅堤，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这条堤并不是去挡住洪水，而是在河当中，把洪水自动按四六分成，洪水季节外江六成，内江四成，而在枯水季节内江六成外江四成。分入内江的水进“宝瓶口”向东灌溉川西平原。为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内江水位过高，洪水经平水槽漫过飞沙堰入外江，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涡作用保证泥沙不在宝瓶口前后沉积。整个都江堰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对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为利，与自然和谐共处。

现代西方国家采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也是暗合因势利导之妙。而对普通居民，标准的防洪措施是离开家，事先买保险，家里东西采取保护措施，尽量减少损失，而不是像中共那样顶着大自然硬干，逆天行事。

此外，中国古人认为到天灾的出现是对国家失道行为的警告，警示当政者及百姓，如不悔改，更大的灾祸就会到来。商汤登上王位的时候，天下大旱，于是汤王在桑林设坛向上天祷告，检讨自己的行为，灾情因此而得到缓解。这就是历史典故“汤祷桑林”的由来。

不论是大禹治水，都江堰，还是商汤桑林祈雨，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灾的态度：因势利导与修德禳解，顺应天理和自然规律。而中共信奉无神论，一直进行自我神化和造神，以“伟、光、正”自诩，当然不会把自然灾害当成对其暴政的警告，更不会从而改过迁善。而中共常用的治国手段又深受斗争思想的指导，因此习惯于对自然灾害进行对抗。

另一方面，受唯物论影响，中共只在意自然界可以带来的看得见的经济或者农业利益，而忽视客观和最基本的生态规律，只把自然当做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很喜欢搞“大工程”，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折腾。为了在人们面前扮演无所不能的角色和展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量，中共愚昧地“围湖造田”、“焚林造田”、“辟草造田”，给中国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生态灾难。

举长江为例。中国自古有河患而无江患，是指黄河经常泛滥成灾，而长江则鲜少水患。这是因为长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大约有4000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而中共夺取政权后滥砍滥伐原始森林，造成蓄水能力锐减至1000亿立方米， 3000亿立方米蓄水能力被中共破坏，相当于10个三峡工程（三峡蓄水能力不过300亿立方米）。而中共围湖造田，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在50年时间失去湖泊面积12000平方公里，超过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积的总和。治理水患完全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涵养水土和放弃“围湖造田”这种人工破坏的方式来实现，而中共党文化词典中恰恰没有的就是“顺应自然”。

中共在内蒙辟草造田，上千年形成的植被一火焚之，然后撒上种子种庄稼。开始的三年由于土壤覆盖着有上千年积累的腐殖质层，不用施肥即可获得大丰收。然而甜头也仅三年而已，庄稼没有固定水土功能，大风吹起加上雨水冲刷，土地迅速沙化。大片大片的千年草原，三年垦殖即毁坏殆尽，留给子孙不可逆转的大片大片沙漠和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中共新疆兵团为了在盐碱地种庄稼，耗费每亩数千立方米的水 “淹灌洗盐”，即把土地用水反复浸泡，土壤含水量饱和后，下渗的水将耕种层中的盐碱带到土壤深层。两三年后，地下水位上升，将盐碱带回地面，耕地无法再用，原本的植被被铲除，只留下一片沙漠。仅50年代，中共用这种办法就制造了200万亩沙漠。塔里木河水位下降、最终断流，使原本沿河灌溉的绿洲也荒漠化，又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

不仅如此，更有用中共培养出的所谓“科学家”提出用原子弹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的疯狂想法，其根源也是“战天斗地”。

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人们为了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环境，造成了今日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对于抗洪、抗旱，很多人习惯于看事情发生时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实际上，造成中国目前各种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思维。

2）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经过长期的党文化灌输，人们在生活中“党指向哪就打向哪”，人人都有阶级斗争观念。具体表现在，党一旦对哪个人群“定了性”，甚至稍作暗示，整个社会或主动参与迫害，或歧视、疏远被党定为“异己”的人群，或对于被打击的受害者保持戒惧和冷漠，而民众的言论和行为，又进一步成为中共宣扬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的依据。

有人觉得如今中共并不搞阶级斗争了，人们的思想都集中在经商、捞钱，大都政治意识淡漠，党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还有一些人，自认为久经政治风雨历练，早已看破党文化的实质，厌倦了中共的政治运动，并不受其影响。

实际上，中共几十年来发动的残酷整人斗争，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以无神论和斗争思想为基础的党文化结合这种遍及社会、每隔几年重复一次的斗争形式，几乎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人们或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跟随中共去作恶，或为了生存与利益而主动跟随中共去整人，或出于无奈而对中共的运动不置可否，或由于厌倦而不愿了解有关事实，其实都是在直接或间接配合中共加强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控制，都是在党文化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冲杀。

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而跟从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这种情形，今天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们都比较熟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鼓吹的“人间天堂”梦幻仍然被许多人所憧憬，加上中共一贯以谎言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人们出于冲动和受骗在中共的号召下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举动。

如中共号召搞人民公社，人人都热血沸腾，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农村。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口粮无偿上交给食堂。没几年，就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

中共搞大炼钢铁，全国上下就得以此为首要任务，都搞土法炼钢，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几百万吨什么用也没有的土钢废铁。同时很多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有人估计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则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中共提出除四害，于是连鸟雀都成了“战斗”的对象。男女老少挥舞扫帚，敲打锅碗，喊声震天，工厂鸣汽笛、汽车鸣喇叭，使众麻雀惊飞，无地可落，最后吓死累死。麻雀大减，害虫却大增，造成农作物大歉收，饥荒严重。

1968年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很多人便热血沸腾，数百万城镇大中学毕业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到农村和边疆“战天斗地”，继续掀起“革命”新高潮去了（实际上是接受变相劳动改造）。

“文革”时中共鼓吹破“四旧”，很快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就成了打砸对象。无数文物被付之一炬。连名人祖坟，死人尸骨也是“革命”斗争的目标。孔子、王羲之、岳飞、海瑞、张居正、袁崇焕、蒲松龄……凡是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只要能找着，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中被掘了坟。

中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屋前屋后的蔬菜瓜果、家禽牲畜很快就被割走了。有些农民人为解决生活困难偷偷拿出些鸡蛋换日用品，马上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检举揭发。

这些造成疯狂的破坏力和荒唐行为的事，跟“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盲目斗争心态是紧密联系的。

为了生存或利益而跟随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有三种典型情况。先说第一种。各级政府、司法、执法、监督机构的官员、基层职员是执行中共“政策”的工具。中共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强迫他们就范，跟随中共作恶。一方面中共层层下达了硬性指标，完不成就要丢乌纱帽、丢饭碗，另一方面中共又采取或明或暗的奖励措施，用物质手段奖励那些违背良心追随中共作恶者。中国人十几年来到处都在骂贪官、骂腐败，但是中共有决心和力量打压异己人士、民间信仰，有能力封锁媒体、互联网，就是不能根治腐败，原因就是中共需要给各级官员以贪腐的机会，通过这种隐性的奖励，鼓励他们听随中共的指挥棒打压异己、巩固政权。有很多民众对于警察、城管人员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都很气愤，查一下互联网可以发现网民对他们几乎没有好评。原因就是中共希望给这些基层人员以非法手段“创收”的机会，鼓励他们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在必要的时候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

比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开始时有大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中共把各地上访人数作为衡量当地“治安状况”的指标，造成各地官员、警察不遗余力地抓捕“上访者”、以体罚、酷刑和罚款强迫法轮功学员保证不再上访。各单位也是如此，常常是一人上访，全单位扣除奖金等等，用牵连措施迫使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仇视法轮功学员。

此外中共把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转化比率作为各级监狱、劳教所、拘留所的政绩指标，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在这些机构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杀。很多官员、警察就告诉被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也是没办法，不然要丢饭碗”。各地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的罚款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 2001年以后许多劳教所、监狱和医院勾结，残忍地进行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这都是中共给“第一线”忠实执行迫害政策者的隐性奖励。

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全面掌控社会资源，人们的生计已经和是否听从党的指挥棒紧密相联系了，观察风向保证自己不要闯到党禁忌的方向，也成了人们的另一种生活经验。比如中共的媒体、各级官员遇到关系到百姓生命的大事，如禽流感、SARS、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党中央”的态度明朗之前，一律闭口沉默、封锁消息。本来发现疫情要尽早采取隔离措施、通知民众防范传染，发现污染要早通知下游受到影响的地区采取补救措施，这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只要有良心就能做到的。但中共的媒体、官员在这种关键时刻生怕自己说错话，跟党中央不一致而丢了饭碗、乌纱帽，所以宁可违背良心也要跟随中共的指挥。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当“党”的喜恶并无可操作的明确标准时，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宁左勿右”，表现得比党的表面要求更过分。比如中共并没有在明确规定在互联网站点上含有哪些词的文章要封杀，但许多网站版主出于自保往往划定很大的封杀范围，比如含有“自由”、“台湾”、“独立”等词语的文章、对话完全有可能是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但很多网站把这些词语都列为封杀的关键词。

第二种，利用公开“批斗大会”等挑动民众的“革命热情”，在大家一哄而上的狂热气氛中，虽然很多民众明知被批判的对象是乡里、街坊的好人，但人们为了自保而努力表现出立场坚定，主动参与“批斗、揭发”。比如中共夺权不久发动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就经常采用“群众批判大会”，由党定性，然后挑动民众起来“控诉”，接着就随意处死。往往只要当地中共“领导”点头，下面的民众呼应说“该杀”，就格杀勿论。在群情激昂中，没有人敢对“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示同情。

第三种，中共在运动中先打压一批所谓“罪大恶极”者造成恐怖气氛，然后迫使每个人自我“坦白”、“检讨”，宣布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政策，再充分利用人们希望早日过关的心理，使人们出于自保或投机而揭发陷害他人。这就使得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扭曲人性，“检举、揭发”亲人、朋友、同事，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党的一边”的。如中共早年的“延安整风运动”、1952年发动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等都是采取这种手法，迫使人们为了“过关”而互相揭发；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是采取了分配右派指标到各单位，强迫大家“揭发”同事。

自以为“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其实还是“指向哪就打向哪”

经过几十年运动，人们的思想变得更为复杂。相信共产主义的几乎没有了，对党魁的狂热个人崇拜也绝迹了，共产党的假恶斗很多人也看透了。现在共产党发动政治运动时，面对的百姓同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已经不愿卷入共产党的那些政治斗争去了，除了少数心怀不轨想捞取政治资本的坏人，大部份群众在这些运动中不再会积极主动地跳出来，而是觉得自己很超然了。这种“超然”，就是不去探究事情中的细节和对错，也不愿去听取别人的申辩和了解有关事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是一种间接的“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表现，在党文化中，恰恰因为人们不信任党，讨厌党、讨厌政治，反而造成“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荒唐事。

一方面，中共希望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打个比方，当一伙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而受害者出于绝望也可能就不会激烈反抗。如有人觉得中共对异议人士、民间维权人士、民间信仰的镇压等等与己无关，甚至把放弃个人的良知、道德责任当作一种不介入政治的“清高”，让中共对民间的打压更加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在党文化中实际上很难真正地“超然”。共产党绝不会允许真正的“超然”。你总得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上网站吧？诺大的国家，都是它的宣传声音，不可能不往你耳朵里灌。单位、学校、乡村和街道委员会也都是传达党的声音的通道。人们天天泡在政治中，不知不觉地，以为自己“不参与政治”的人们早已个个都成“政治家”了。这时，如果不反抗中共从而解脱中共的政治，而是消极配合中共，那其实就是在十足地展现自己的“政治面貌”了，哪里还有“超然”可言？

共产党的攻势一来，觉得自己“超然”的人们，是这样表现自己的“超然”的：党说表态，就去表态，党说签字，就去签字，党说谁谁不好，就跟着说不好，党说不要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说跟谁决裂，就去跟谁决裂；党把谁定了性，就不敢和谁接触，甚至宁可听凭中共的谎言灌输而不敢了解受害者的真实情况。“超然”超在不跟党“斗”，“超然”超在“党说干啥，就干啥”，“超然”超在“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超然”，不过是“政治化的超然”或者说是“超然的政治化”，是参与中共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其实，这就是在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各种党文化因素在新时期的综合表现。

可能有人认为自己正是对政治反感，早已是“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了，怎么反而成了“打向哪”？事实就是这样啊。人们现在觉得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可笑，琢磨着自己今天可别那么傻了，那么政治化了，可别参与什么派系了。人们认为正是人们政治上的激情被共产党利用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现在人们对政治的反感和冷淡应该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荒唐事了。可是，大家看看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人人都体会到是文革再现，而且其宣传诽谤造谣煽动仇恨的攻势藉助今天现代化的媒体工具比文革更是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过去的运动藉助了人们盲目的政治热情，而中共今天的政治运动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人们对政治的反感、恐惧和“明哲保身”的所谓超然态度。造成的后果都是“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让中共虐杀迫害民众的行径得逞。更可怕的是，由于今天人们的所谓“超然”和对政治的所谓“不关心”，使得中共的迫害能够更轻易地得手，更惨烈地展开，特别是当中共把迫害从地上转向地下时，在背地里更是使尽了阴毒的手段。

中共的政治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你只要坐在里面，你就是火车的一部份，不管你动还是不动，是主动地动还是被动地动。“超然”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只有人们都跳出中共的党文化怪圈，不配合中共的政治迫害，退出中共，解体中共，才能从源头上杜绝文革的再现。

阶级斗争观念的作用与表现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那个“打”字有讲究，那是中共阶级斗争思维活生生的写照。“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般冷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好像不打不斗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建立了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宣言》称“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社会的（文字）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其后这一理论又被马恩列毛等发展。中共在夺取统治权之前需要鼓吹阶级斗争理论，因为这是其推翻当时合法政府的唯一理由；中共建政之后，不断开展阶级斗争是其巩固统治、杀戮异己的手段。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了党文化的基石之一。

斗争哲学造成了一种全社会随时随刻都可以调动起来的准军事化心态，所以不管是哪一次大的运动，其动员速度都是惊人的。除了军队被塑造成指哪打哪的工具外，各个工作领域都被中共称为“战线”，当然也是军事化管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只要中共指出一个目标或一个方向，很多人就会立刻附和，一哄而上。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会看到、听到经济活动被称为“××战役”、科研上“打一场攻坚战”、职位调动叫做“赶赴新战场”，什么都带有“打”、“斗”、硬干的心态。不但在前面提到的“抗洪、抗旱”等对待自然灾害的问题上采取封堵和斗争的办法，在对待所有社会问题和矛盾上，中共的思路都是“斗争”和“强迫”。任何社会矛盾只要一露头，中共便用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日常生活中尚且如此，在中共真正进行阶级斗争，整人、迫害人的时候，表现就更变本加厉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所谓的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历史反革命”、“右派”、“走资派”等等“阶级敌人”在被批斗之前，就早已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共产党仍然把他们列为阶级敌人，理由是，他们的思想、立场仍然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所以“阶级”的划分依据，实际上是人们的思想。思想不被中共认同的，一概被划为阶级敌人加以清除。

早年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被批斗的“资本家”，如今被称作“企业家”，只要其思想、立场被中共认同，就可以被划为“无产阶级”，加入所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共党员；一无所有的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则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如果敢于上访喊冤、表达不满，说了中共不喜欢听的话，则可以用武力镇压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

在今天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意识的外延更广泛，表现更复杂，但其实质都是按某种标准把社会成员分类，对于不属于自己的异类加以打击。这种深入生活的“阶级斗争”意识的具体表现有：强制别人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不尊重他人；攻击、贬低、抹黑别人，直接打击对方的心灵、名誉和人格；不讲道理，不好好说话；跟人吵、骂、斗；善于使用权力、利益、生活条件、人的感情或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渠道，用各种办法给别人施加压力、把对方镇压倒、弄服。解决生活中、社会中的问题也很少考虑他人，从积极的、建设性的、把事情办好的方面出发，常用的是斗争、带有破坏性的一套负面手法。

每个人的个性、才能、工作、家庭状况、财富多寡、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都不同，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存在着差异甚至矛盾。而共产党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结为阶级，推行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差异和矛盾，使得中国人看问题简单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而忽略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本来是复杂的，不存在完全的对立或者完全的一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或者认同也不可能建立在没有矛盾或者没有不同见解的基础上。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也遗忘了为人着想，倾听他人意见，谦逊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西方的团队精神，包容化和多元化也无从谈起。稍微有不合或者差异，自然而然的就用斗争的手段解决问题。中国人的内耗内斗现象每个人都深有体会，阶级斗争的观念从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发动的政治运动中，民众尚需动员、威逼、利诱之后才能参与，那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随着人们的恐惧心在运动中逐步增长，随着中共灌输斗争思想、宣传“党的伟大”，跟随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冲杀就逐渐开始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成为日常思维、行动的自然状态了。

结语

政治只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份，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份。党文化入侵以后，中国人的私人生活被强行拖入政治。我们的传统节日被废除或者被纂改了内涵，我们被迫过党安排的节日，把党的喜怒哀乐纪念庆典当作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纪念庆典。婚姻大事要党操办，年轻人结婚时既无拜天地父母的仪式，也不表示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却要感谢党，向党表忠心。

我们讨论抗洪抗旱、控制生育问题时，应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中共没有科学决策，而是中共不可能科学决策。中共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不是科学决策，而是“斗争哲学”。“抗洪抗旱，战天斗地”反映了对自然的态度就是斗争。人口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投资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而中共偏偏放弃一切人道和温和的做法通过杀人和强制来控制生育。宣传“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则是鼓动女子与男人争强，背后仍然是一个“斗”字。“党指向哪就打向哪”，一个“打”字也反映了“斗争”思想。

经过中共灌输党文化中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之后，中国人在生活中习惯用斗的思想来解决具体问题。遇到矛盾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有话好好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用强制、杀人、群众运动等斗争的手段。遇到与自然界相关的问题，想到的不是顺应自然，而是硬着脖子逆天而行。

深挖“斗争哲学”的根源，则与中共的无神论与唯物论的宣传有很大关系。正因为无神，所以不会敬畏天地，不会“仁者爱人”。这是斗争思想得以推广的原因。

只有剥离党文化，我们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