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几乎没有人愿意成为像约翰・肯姆（John Kamm）这类的人权斗士，他是香港的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的主席，也是一家跨国公司－西方化学公司（Occidental Chemical Corporation）的副总裁。
1990年5月肯姆准备前往华盛顿在国会作证以中国的人权记录，不应给予中国最惠国（Most Favored Nation, MFN）贸易条件。最惠国待遇是中国政府及在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人的立场，他们拚命地想要MFN提供更为降低的关税，但由于前一年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美国对于是否授予中国贸易条件的争辩渐趋激烈。
肯姆前往华盛顿的前一周，北京驻香港的资深代表周南（音译，Zhou Nan）在香港举行一场宴会，感谢美国企业对中国取得MFN的支持。周向肯姆敬酒，盛赞他并转而面向他。今天当肯姆回忆这件事时，他说，当时突然有一个想法进入他的脑中，当天他已看过南华早报的头版，得知一位年轻的香港学生在大屠杀后被关在上海，并在监狱中遭到迫害。肯姆知道国会必然会提起天安门事件作为不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主要理由，而且他也清楚中国的表态有助于减缓紧张的形势。所以在举杯敬酒的当中，肯姆对着周说：“你们为什么不放了姚永章（音译，Yao Yongzhan）？”
周南立即变得非常有敌意，在众多客人面前，他指控肯姆的所为是不友善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当肯姆离开宴客厅去洗手间时，他的同行美国商人向周表示抱歉。
但是约一个月后，姚永章被释放了。
肯姆年少时住在纽泽西，那个时候他很关心民权并且是罗伯特・甘乃迪及马丁・路德金的热情崇拜者，他说：“但是当我必须为五斗米折腰时，这些都随之消逝。”但不是全部不见了，身为香港美国商会的主席，当发生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肯姆还是克服商会主要成员的反对，促使商会通过谴责大屠杀的决议。
在1990年底，肯姆担任的商会主席一年任期届满。6个月后，继任的商会主席基于商会的要求，以商会用笺写了一封信给他，要求他确保媒体报导不要把他个人的人权论点牵连给美国商会。信中提到，一些对中国市场有浓厚兴趣的公司很担忧美国商会会被误认为人权活动的一份子，「这样不仅逾越我们的权限，也可能触发不幸的反应」。一个月后，商会通过一项决议：不应该与非贸易事件「公然连结或联系」。
然而，此后肯姆就成了一个身负使命的人。1991年3月，他旅行到广州，这是中国最开放的广东省的首府，然后到了北京，随身携带好几个从人权团体搜集到的政治犯名单，他致电给部长官员，要求会面，并呈递名单给官员们，询问犯人们的消息。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名单所有的犯人都被释放了。
在1991年7月首先被释放的人当中有李宁（音译，Li Lin）和李志（音译，Li Zhi）两兄弟，这两人是湖南的劳工运动人士。肯姆说：「之前我一直不相信姚永章(音译，Yao Yongzhon)被释放只是因为侥幸。」「但自从我代表李氏兄弟介入其中的那一刻起，我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李氏兄弟被释放的一星期后，克姆和他的太太在香港与他们共进晚餐。克姆说：「他们身上还留有被虐待的伤痕，他们告诉我，自从我介入此事的那一天起，他们在狱中情形从此改善。听到此，我哭了。」
克姆每年都要到香港和中国四次，以便搜集隐匿的政治犯消息，然后把他们的名单呈递给政府官员。他估计，由于他的介入致使至少250位政治犯被释放或在狱中得到较好的待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组织，包括美国国务院，曾经帮过这么多中国政治犯。
对于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美国有一个跨党派的政策，那便是“贸易”。布什总统说：「跟中国发展自由贸易，时间就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布什的话重复柯林顿总统说过的诺言：「经由贸易、投资和商业来建立和平。」这个被大众所接受的看法意谓着，贸易不仅仅对中国人权有益，并且只靠贸易就足够改善中国人权问题。接触美式的作风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将使中国民主化，或至少使中国不那么专制独裁。
2002年3月7日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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