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举旗子之前，先在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在旗子周围有超过一百个人（是降旗仪式时间），这时约下午六点，旗子将要被降下来。
我走到大部分人都能看见我的地方，喊“法轮大法好！”我喊了大概三次，两名警卫走过来，企图拿走横幅。
我站着不动，用很大的声音又说了一遍，所以每个人都能听到我说法轮大法好！然后一辆警用面包车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自我身后开来。
大部分人都听到我的呼吁。警卫没说什么，将我载到广场旁的警察局。
同时有一名墨西哥人被载走，因为他正在拍照。警卫用英文问他是否认识我。
之后，他们把我带进警察局里，我再次喊了法轮大法好。他们把我带进一个很大的房间，那里有五或六名警察在房间里，有很多警察从走廊经过，那个走廊通往我刚才进来的门口。
然后，他们搜我的身，找到我的皮夹、房间钥匙和护照。 他们发现我是从爱尔兰来的后，他们开始对我吼叫，侮辱我、爱尔兰和法轮大法。
他们都这样做着，主要是以侵略性的方式使用这些字眼。他们试图替我拍照，但我不让他们拍。
我没做错什么事，我只是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不要伤害好人，为什么我会让他们像对待普通罪犯一样地待我?
两名警卫试图从我脸上拉开我的手，他们拉不开，然后另一个人抓住我的手指，开始把我的手指反转，这样让他们能拍照。
之后，他们问我我的饭店在哪，我没有告诉他们。而且，我没有犯错，不该被逮捕。
拍完那张照片后，一名警察一直对我做鬼脸，并拿着那张照片在我鼻子下挥动。他差不多巳五十岁，我没有动。
我想，他想让我去抓它。他们一直要我坐下，我拒绝。稍后我了解到，当我站着时，他们比较难攻击我。
之后，另一警察穿过门走进来，要我和他一起走。他有点年纪，并有两名会说英文的年轻军官陪同。
正当我们走出去时，我喊法轮大法好！一个警察抓我的头发，其他的踢我用拳头打我，将我架送到警车旁。
我坐在警车里，那个年级大的警察开门并曲身进车。他的脸扭曲着，他试图猛击我的脸部。
那两名会说英语的警察开始询问我住在哪里（我房间钥匙上只有饭店名字没有地址），开始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很友善。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以及发生在学员身上的众多不公平事件。他们驾车经过一间间的旅馆，逐一地问我哪一间旅馆才是我住的旅馆，我拒绝回答。当我们来到一个人群众多的地方时，我大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摇上深黑的车窗，这两名警察的表情变了，开始用对讲机（我想应该是对讲机）打我及踢我，接着他们将我的头往下压，使我无法看清开往何方，也使我无法再喊出话来。
在巡视数家旅馆后，他们将车开到一个地下停车场，看到他们带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我吃了一惊。停车场有许多警车，所以我知道这是警察局的停车场。他们命令我由警车出来，这个时候我有点颤抖，他们要我靠墙弯腰蹲下，我没加思考照他们的要求做了，因此我的高度变得较他们矮，接着他们开始踢打我并咒骂我。另一名警察走过来，我知道有一位学员就是在北京警察局内被谋杀，因此我决定告诉他们我的旅馆。
在我告诉他们后，他们停止殴打我，但我并不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我并没有犯错，为什么他们要逼我就范？接着他们带我进入一个囚房，就位于这个地下停车场内，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听到我的喊叫。在囚房的墙上有看似血迹的痕迹，而且是遍布整个墙面以及床上的草席。囚房内漂白水的味道十分刺鼻，令人无法呼吸。接着他们命令我脱下所有的衣物，在我脱衣时，他们强行将我的衣物扯走，以致我长裤的皮带扣环有点脱落。
接着他们搜查我的衣物后叫我穿回去。一些我没见过的警察进来，他们问我是否要食物或饮料，并告诉我他们不会打我或毒害我。这些警察并没有看到我之前被打的经过，为什么他们会想我可能会认为他们有可能打我呢？是否打人已经成为标准程序？整个过程我一再地要求他们不要殴打法轮大法学员或诽谤法轮大法，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整个过程我一直要求和驻北京的爱尔兰大使馆人员联络，他们拒绝并不准我以电话和外界联络。当晚我在警察的囚房内度过，次日早晨有更多的警察进来并要我和他们一起走。接着他们驾车带我到机场并将我驱逐出境。我的皮夹有一些钱，他们在去机场的路上用这些钱付了各种类的花费，当我上了飞机时，他们知道我只剩下相当70分欧元的物品。后来我回家了。
他们后来向爱尔兰大使馆谎称只将我拘留了两个小时而且对我很好，全部都是谎言。希望我的劝告能启发那些警察的善良本性，或许在下一次他们攻击善良群众之前能三思。
吉罗德欧卡诺（Gerald O’Connor）
爱尔兰学员
2002年3月19日译
* * *
歡迎轉載，轉載請註明出處。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