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人们知道迫害真相，在西方我们采用了各种形式：比如和新闻界接触，举办信息日；与政府官员谈话；游行，并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绝食等等。这次旅行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将我们在这里的和平抗议带到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抗议迫害法轮功，抗议在中国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施行酷刑并折磨致死的罪行，抗议对我们师父和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诬蔑诽谤。
我于2001年11月11日去中国。开始和一位德国同修在中国做了一次小小的旅行，游览了长江。这是我第二次去中国，第一次是在我1997得法之后去的。此次旅行并不很理想，因为我们跟旅行团在一起。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中国文化和生活习俗有了进一步了解。我还亲身感受到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状况，更清楚地看到共产党为个人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许多贫穷而普通的人们当枪使。当然我也遇到友好善良的人，他们并不关心政治，怀一颗平常的心默默地生活着。
有一次我把《转法轮》遗忘在床上。当我回到房间时，床铺已经整理好，我的书被整齐地放在枕头上。最初我很担心，希望那个女服务员别把我的事透露给船上的警察。后来见到她时，她还有些拘谨，当我冲她微笑时，她也笑了，此时我知道危险解除了。我真为她高兴，因为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一路上我们不时贴一些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们西人都知道，法轮大法真正好”。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想留下任何痕迹以免影响我们北京的行动，这些纸条应该几天以后才被发现。到重庆市后，我们访问了市人大。我想，到人大拜访也不是偶然的。于是我又在椅子背面贴了一张小纸条。
到北京之后我们离开了旅行团，和另一部份朋友会合。在行动之前我们先同记者见了面，向他们通报了法轮功的事。
当晚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一起发正念，这次没有采用打坐姿势。我们只是两人一组长时间进行交流。广场上很安静，我明白了这个广场为什么叫天安门广场。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1月20日按预先商定好的我们下午2点在天安门广场会了面，先照了一张普通集体照，然后一声令下，我们即摆出打坐姿势并开始发正念，此时还有几个人打出了写有“真善忍”的横幅。也就过了30秒钟，警车就呼啸而来，将我们团团围住，以免让广场的人们看到我们。
警察开始强行把我们拖上警车，我打着坐就被他们抬走了。当时我脑子里想：“这样不行！“然后我就伸出了胳膊和平地地抵抗着，他们将我抬到车上。我的眼镜掉了，幸好被我给接住了，当时一片混乱。我一直在大喊法轮大法好或发正念！警察象变成了魔鬼一样，他们开始骂大法，露出了他们丑恶的一面。就在警察忙着将其他人强行拖进警车而一时没注意我的时候，我本可以从警察和门的空隙中逃脱出去的，但此时外面已经没有其他西人学员，于是就打消了此念，又回到打坐发正念的姿势，很快警察就过来抓我的胳膊和腿，要把我带到大车上，他们想让我的腿先上去，于是我就把腿岔开，挡住了门，他们气得只能从后面抓着我的毛衣领子将我拎上了车，我差点儿喘不过气来。我尽量用脚钩住车门，结果他们将车开走时车门还是开着，因为我的脚还露在外面。后来看报纸得知，整个拘捕过程只用了7分钟。在车里三个警察非常恼怒地将我按倒在地上，并不停地骂人，他们把我的夹克衫反扣在我头上，我什么也看不见。其中一个警察用手按住我的脖颈，另外两个坐在我身上。整个时间我只想，我不能让他们轻易得逞，要让世人看到，谁正确，谁邪恶。我们用和平的方式抗拒着警察的暴戾，他们一直咒骂着，还嫌不够，一个警察打我后背，我在挣扎中竟忘掉疼了。
到公安局后我们大声说：“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警察全无反应，当我们摆出发正念姿势默念口诀时，他们先后离开了房间。
录像时，我站到了门口，挡住镜头，他们妄图用此录像带为他们的宣传服务的动机没有得逞。在拘留室里我负责放哨，提防警察进来拿我们取笑，结果他们没有进来，这都是正念的作用。有一阵房间里很安静，只听见一个女士用她偷偷带进来的手机给外面打电话，警察听到后进来查看，我马上大声讲话，以掩盖电话声，警察无奈只得又出去了。
后来他们强迫我们去地下室的牢房。我们36个人被关在只有10平方米大的牢房里，这里没有窗户，只有日光灯，一道铁栏杆将牢房和过道隔开。可以想象这象一部差劲西部片里的情形。然而让我不安的是，我知道，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正是被关在这样的牢房里，备受折磨。整个牢房的墙壁帖着瓷砖，或许这是为了方便消除罪恶的痕迹吧？我明白，在这个牢房里，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救援，任凭警察肆意虐待，象每天报导的一样。从那以后，一旦我再读明慧网的文章时，感觉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我亲眼见到了那里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再后来我们又被关到一个旅馆房间里。我回到瑞士后才知道的，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拘捕”我们，而“只能”将我们驱逐出境。我们的使馆曾努力要和我们见面，却被他们拒绝了。
我们乘坐一辆大客车，在大批警察押送下，被送到中国安全部的一个秘密宾馆里。在车上为了不让外面的人看到我们，警察都是坐在靠窗位置上，我坐在后面。往前看时，我的同伴正对着警察讲话。他们在给警察“洗脑”，而不是象在劳教所里他们对我们那样。真的是“洗脑”！我们怀着慈悲之心，为了使这些可怜的警察不再受诬蔑的宣传所蒙蔽，为了他们能有一个新的未来。坐在我旁边的女警察，简直就象一块冰。我试着用我所掌握的一点中文和英文向她讲明真相，结果可想而知。后来不许我们讲话，这个女警察也命令我，不要说话了。过一段时间我又重新与她聊天，我说北京很大，瑞士很小等等。
在经过一座历史建筑物时，她开始对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楼。我们之间的隔膜打开了。我们谈名胜古迹，我告诉她，我喜欢中国和中国的文化，但是中国目前对法轮功所做的一切是不对的，这样我很自然地把话题又引到了法轮功。她说，她有头疼病，我说，以前我也有过，但自从炼了法轮功后，头疼症状就消失了。我说，我以前还吸过大麻，她接着说，这不好，我再次提到法轮大法好，我说，得法三个月后我就不再吸了。
我们被关到公安部的秘密宾馆后，被分成两个小组关在会议室里，我们小组共20个人由60个警察看守。
晚上审讯开始。我是倒数第二个被叫去的。在审讯中，我拒绝用英语回答问题，因为我的英语不好。我和审讯员互相猜了半天，也不明白对方的意思，最后只好叫我的一个朋友来做翻译。我尽量闪烁其辞，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警察对我不耐烦了，这一切他已经在其他学员那里领教过了，我们既不签字也不配合。因为我的陈述不清楚，他就只好自己编一个报告到上司那里交差了，他让我离开时，也没问我是否签了字。
夜里我们要去住的饭店取行李。在严密看管之下我们被分批送回宾馆。一进房间与我住一起的导游就机智地摆脱了警察，进了洗手间把门关上了。这个行动显然出乎警察的意外，他们在后面喊：“不要关门！”警察不停地敲门，我的陪同和同修在里面回了一句：“算了吧！”警察为了给我们心理上制造压力，在我们上厕所时，一定要有两个人陪同，并不准我们关门。这时我也想去洗手间，不等他们陪我，就直接进去刷牙，然后把门关上。
我们被送到另外一个宾馆，几个朋友下车去房间取他们的行李，其他人都得在车上等着。我的导游对我说，她要下车，因为车上太热，都是烟味。她站起来对警察说，她不舒服，然后就下了车。我也想下去，于是站起来冲着警察招手，让他过来，接着也下了车。这个警察惊得目瞪口呆，张着嘴不知所措，直到他的头儿向他点头示意没问题，他才恢复正常。这天天很冷，我们跟着警察进了宾馆前厅。我的导游想喝茶，就去了酒吧。警察惊愕地看着我，我说：“她是位女士”。虽已是夜里三点钟，我们仍然喝上了茶。其他同修下来之后，也跟我们一起喝茶。警察催促我们快点离开，但我们仍然镇静地把茶喝完了才走。宾馆服务员看到这情形，偷偷地用手捂着嘴笑。从来没有人敢这样面对警察，大家都畏惧他们。
我认为，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只要有一颗纯净的心而无所求，就都能做成。我们发正念使警察不知所措。他们不知如何对待我们才合适，对西方人他们不能随意用武力，尽管如此也已发生了几起可怕的事件：同修有的鼻粱被打断，或手指头被折断，流血事件，有的头发被揪下来，肋骨被压伤和遭受侮辱等等。
第二天，我们被大批警察押送着前往附近的机场。一路上他们仍然怕我们被外界人看到。在车上我趁人不注意坐到了前面，看到人就作合十问侯。在机场大楼里我举起了最后一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纸条，其他同修见到人就喊“法轮大法好！”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感觉到修炼的人有多高大。就在我们走进机场大楼的时候，我整个身体开始疼起来，这可能是24小时的关押虐待所至。回家后发现我的肋骨也有压伤，可在被关期间我并没感觉疼，我很清楚，这时我修好的一面已被分开，业力的一部份又浮上了身体表面。
我们做了我们想做的而不是他们要我们做的，我们甚至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被他们扯下的横幅也带了回来。整个事情是由我们掌握主动。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人）讲清法轮功在中国受残酷镇压与迫害的真相，揭露旧势力有多么邪恶。我们也觉得，整个行动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
最后我对所有在这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也衷心感谢我们的师父能让我修炼法轮大法并允许我在正法中助师世间行。
(2002年欧洲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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