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先生比我早四个星期开始修炼。当时我们一家有五口人，我们有三个女儿，她们当时分别为17、13和9岁。对我来讲，一个和睦的家庭非常重要，我们的女儿也从来没有给我们添过麻烦。我和我先生当时都已年过四十，疾病开始在我们身上出现。晚上我们通常拿着酒杯或啤酒杯坐在电视机前消遣。自从我们得法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学了功，去炼功点，晚上一起读《转法轮》，并交流对法的认识。大法在我们生活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我可以用法来指导自己。我感觉到，我的生活道路将有所改变。一切都是随其自然。
我的女儿们对此感到很好奇，经常提一些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每周在我们家集体学法时，总是有一个女儿加入到我们中间。我们最小的女儿Heidi参加了法兰克福的法会。使我惊讶的是，她这两天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发言，并能把她听到的内容详详细细地告诉给了她姐姐。后来Caroline和Steffi也要求参加日内瓦的法会。就这样，我们自然地成了一个大法家庭。
当年十一月，我们家又添了一个法轮baby C Joshua。有一段时间我们总是全家一起去炼功点参加集体炼功，晚上经常一起学法，提高对法的认识。即使有争论也不会时间很长，因为每个人都向内找。我们也互相帮助，发现执著心，因为作为旁观者往往更容易看到对方的执著心并给予指出。
1999年6月，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我们对法必须有个重新认识。媒体对法轮功的报道是错的、是歪曲事实的。人们对法轮功的认识完全是错的，而且是不好的。当时出现了第一例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事件。我们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安安静静地把精力集中在个人修炼上了。现在除了个人修炼外还要正法。
近三年来，为了给人们讲清真象，我们很多时间都在外面。尤其是给中国人讲真相，更是迫在眉睫。镇压越来越残酷。
我的两个女儿产生了想去中国的念头。她们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她们要一起去中国。就这样，她们和她们的父亲以及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同修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
二女儿：
很久以前我就有一个愿望，就是去中国。我要到一个国家去，在那里的人由于做着和我一样的事情而被打骂，甚至被迫害致死。我要让中国政府知道，法轮功在中国以外普遍受到尊重。我想让中国政府明白，全世界都知道这场残酷的迫害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此外，我想通过这次行动给中国的同修更多的勇气，使他们继续抵制这场迫害。2月10日，我坐飞机来到北京。当我到达机场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来到了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遭受迫害，这里也是邪恶逞凶最厉害的地方。
刚开始的三天，我们参观了各种寺院和故宫。由于这个时候在北京的游客很少，所以我们非常引人注目，似乎一直在被监视。我们原来想在各个地方留下印有“全欧洲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的小纸条。但是我们又不想在我们正式行动前就被抓走，我们不想冒险。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缺乏足够的正念。表面上我可以说，当时形势很严峻，我们被监视得很厉害。但是作为修炼人，应该有足够的正念以至不被发觉。在正念的作用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由于不能说自己想说的，不能说出自己的心声，使我感觉很不好。看到还有这么多的人对真相不了解，这么多人还在迷中，我有时就感到伤心。
2月14日我们按计划来到天安门广场，为的是引起人们对法轮功的关注。14点不到一点，我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我突然看到一个打横幅西人弟子刚被警察打倒在地。在广场的另一处，另一名同修被警察殴打，周围游客在围观。我姐姐和我父亲很快展开了他们随身所带的，分别写有中文的“法轮大法好”和德文的“还法轮功自由”的横幅。我环顾四周，还没等我将手伸到口袋里，已经被人从后面捂住了嘴和鼻子，他马上把我从广场上拖走。警察卡着我的脖子，使我透不过气来。这时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机会展开横幅了，但我不能被他们剥夺说话的权利，于是我用中文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就卡我的脖子，使我差点失去知觉。他把我拖到一辆警车内，车里已经坐着一些同修。当我被带到拘留所时，我听到先到的大法弟子正在唱“法轮大法好”，于是我也跟着唱起来。这时我感觉很好，这种感觉给了我力量。我看着我身边警察的眼睛，不一会儿，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为了避免别人察觉到他的心情，他走出去时把门带上了。很多人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现在他们应该凭自己的良知去做了。
我们个人的物品全部被搜走，然后我们被用一辆大型旅游车送到机场附近的国家安全部大楼里。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被单独隔离。下车后我不顾他们的阻止，发自内心地大声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三个女警和一个男警把我逼到走廊里进行进一步检查。他们想打开一扇门，但门锁被卡住了。在走廊里我继续唱歌。我感觉到从歌词里生出无穷的力量，好象我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宇宙，将一切不正的消灭掉。
这时一队警察通过走廊。其中一个看上去象个高级官员。当他走过我身边时，冷冷地看着我，然后用尽全力朝我的脸打来，随后扬长而去。不一会儿，他又回来打开了门。我对他说：“全欧洲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转过身来，再次朝我的脸打来，我的头被打得猛撞到了墙上。
这时，我和三个女警和一个男警坐在房间里，他们开始对我审问。我坐到床上开始打坐。那个男警马上冲着我大声喊叫，不让我打坐，并威胁说要打我。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凶。他冲着我大声叫唤，不许我提问。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那里已经有将近25个学员，在同样多的警察的监视下。我过去和其他学员坐在一起。我们一再试着和警察交谈。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要为自己所干的一切负责。还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功在西方传播的情况。不断地有警察带着照相机或摄像机来给我们照相或录像。一名警察强行地用胳膊挽住一名弟子，要和他一起照一张所谓的“友谊”的相片。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戏。我身边坐着一位美国弟子，她的鼻子正流着血。
我几乎没有睡觉，因为每隔半小时就有人来问这问那。我们每次都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说我们要求和各自的大使馆取得联系。后来又来了一些高级官员，他们命令警察把学员单独带出去。于是警察冲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拳打脚踢，把学员一个个强行拖出房间。房间里人越来越少，最后我也被他们带走。在我离开大楼前，他们又搜查了我的背包。当警察发现我还有一架照相机时，他们很恼火。他们抢走了我的照相机，显然他们很害怕留下他们暴行的罪证。我和其他学员被直接送上飞机。我和我父亲都没有拿到我们留在旅馆的行李。在警察局被搜走的个人用品也没有还给我们。
在这23个小时被拘留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中国的警察对待和平的人们是多么的肆无忌惮和凶狠。我在被拘留期间看到了各种难以置信的鬼的脸。对于在中国的同修们的遭遇我简直不能想象。由于我是外国人，所以能受保护，并能将我的遭遇公诸于世。我的遭遇和中国同修所承受的相比只是冰山一角。
有些同修问我为什么要去中国。我很久以前就有这个愿望，而且我知道我一定会去。但刚开始时我父亲是反对的。他当时认为我只有17岁，他必须对我承担责任。如果做父母的允许一个17岁的女孩为了法轮功在中国遇到危险，那么舆论界会怎么说呢？我记得有一天在打坐时，我父亲走过来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从我个人的角度讲，你可以去。”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在我思想中闪过一个念头：遵守誓约。
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说每个学员都应该去中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使命。而我知道，我的中国之行是我要走的路。我想，那些还没有去中国的学员是清楚这一点的。我想，对西方学员来讲，即使有那样一颗心，想到一个邪恶最猖獗的国家去，也是了不起的。我个人认为，不一定非要去天安门广场，在其它地方，都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全面揭露邪恶，救度可贵的中国人。
我想起师父在经文《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中说的：“如果在一个邪恶的环境中，布满了邪恶因素的环境里面，你再去证实法，敢于走出来揭露邪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它非常邪恶，可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很难得呢？真的很难得。过了这个时期，那么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在飞机上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怎么能就这样回去呢？我还要让中国人民知道真象呢。由于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国家，我感到很伤心。但我知道，在国外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出来继续揭露邪恶、救度更多的生命。
母亲:
由于工作和需要照顾两个小孩，我没有能够和他们一起去中国，对此我当时感到很失望。我没有想到当时留在家里是多么的重要，而我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在家里。
那是2002年2月14日，这一天我的一部分家庭成员和其他西方同修到了天安门广场。
当我发完正念后，接到同修打来电话说他们都被抓走了，然后我如往常一样去上班。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次中国之行，而我的任务就是给人们讲清这件事情。
我的同事们听完后感到很惊讶并为他们担心。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很多人已经在我们请愿的表上签了字。我这天早晨还去上班，使他们深受感动。
当我中午回家时，我的小女儿如释重负，因为她整个上午一直在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来的有熟人、亲朋好友、电台、电视台等。在当天报纸头版头条上已经刊登了这个消息并附有一张我丈夫和我女儿(二女儿)的照片。我们当地的电台也对此事作了报道。
两位同修来到我家帮助我，我们的两架电话机都没有闲着，我们不断地向来询问的人讲述这件事和介绍法轮功。一家叫“彩虹”的电台多次给我打电话要求采访我。当我打开收音机时，那里正好在报道关于XX教成员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消息。我马上打电话到“彩虹”电台说，如果他们在使用XX教这个词，我将拒绝接受他们进一步的采访。他们一再道歉，并答应以后一定注意，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巴登州电视台和我们约了第二天在我们家采访的时间。我打电话到外交部，告诉他们，我丈夫和我女儿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抓的消息。他们答应帮助我。但由于时差，他们只能第二天上午和德国驻北京的大使馆联系。我决定当天夜里自己给北京的德国使馆打电话。大使很和善，他答应亲自设法和我的家庭成员取得联系。但他估计，他们不会在几小时之内被遣返。
清晨5电30分，Steffi从飞机上打来电话，说她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样“彩虹”电台在早晨6、7点钟的黄金时间里及时报道了我们的消息。
在我去机场前，我还接受了许多电台和报社记者的采访。这一切都为我安排得很好。在以往的洪法活动中，我总是让别人先说话，自己不去主动找人交谈。现在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己采取主动。
我丈夫和两个女儿回到家后，他们又接受了许多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一家叫RNF的电视台记者当时也在我们家，然后又和我们一起去机场接另一位同修，他们对此作了很正面的报道。另一家电台在我们家作了采访后，也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正面报道。
我是教育工作者，在天主教教堂工作。牧师顾问团通过新闻报道对法轮功和我们家产生了兴趣。由于过去不明真相的媒体报道中有一些错误的报道，他们曾经要求我们教堂的牧师将我作为“X教成员”立即解雇。这时牧师来到幼儿园想和我谈这方面的问题。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功，并给了他各种资料。现在他终于放心了。为了彻底澄清事实，他要求费莱堡(Freiburg)地区的X教问题专员了解此事。在西方修炼也不简单，也有很多的机会。另外我必须思考，为什么我总是听到“X教”这个词，我要尽快找出自己还有什么隐藏的执著心。无论事情怎样发展，我都要利用这个机会向牧师顾问团和世人讲清法轮功的真象。
给政府官员讲真相已经比以前顺利了。我们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主管人权的政府官员对天安门之行很理解，现在约一个会面时间比以前容易了。我们至今和官员们会谈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回想起来，中国之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媒体多数作了正面报道，政府官员作出了正面的反应，我们所遇到的人开始摆放他们的位置。我想在另外空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由此而生出欢喜心。每个修炼者都在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都有各自的使命，都是大法粒子。
感谢师尊！
(2002年欧洲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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