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大法弟子,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自99年至今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于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非法关押于哈尔滨女子监狱近4年。期间被迫奴役,遭遇各种酷刑折磨:被打掉一颗牙齿;被悬空吊挂、悠来悠去;睡在寒冷如冰的水泥地上;被七、八个犯人剥光衣服毒打……。
走入修炼做真正的好人
我修炼前因腿摔伤了,造成半月板损伤、韧带撕裂,走路疼痛难忍,医生断言我晚年可能残疾。在身心痛苦的境况下,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我说:“你的痛苦是业力造成的,是以前做的坏事促成的恶果,修炼吧。”就这样我开始走入修炼,每天去炼功点学法炼功,按真、善、忍原则做个真正的好人。不知不觉我的腿好了,工作中乐观向上、兢兢业业,单位的人都说我:这个小孩儿挺好。
为啥不让做好人?
可是正当我心性提高、事业有成,感到生活光明美好的时候,政府突然非法禁止民众修炼法轮功。为啥不让炼?为啥不让做好人?我理解不了。电视、广播每天不停的造谣、诬陷法轮功及其创始人。
99年7月22日,我与丈夫到市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辅导站站长。市政府门前停辆广播车,不停的播放所谓的取缔××组织,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警察遍布我们周围。广播中高声喊话,让我们赶快撤离,否则如何如何。没有撤离的学员被一辆大卡车送到郊外一暑期闲置的学校,按地区分别关入教室。警察做笔录,记下我们的住宅电话、家庭住址,半夜将我们拉回分局,在一小屋羁押,翌日下午获释。自此,我们夫妻的行踪都被监控、电话被监听、逼写保证,日无宁日。
因坚守信仰而被非法劳教
99年10月16日,齐齐哈尔市邪恶系统对拒绝写“不炼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疯狂大搜捕。晚8点多龙华路派出所警察将我送到龙沙分局,半夜11点又送到齐齐哈尔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因炼功而被戴手铐脚镣;因坚持修炼拒写“不炼功保证”而被非法劳教一年。1999年12月初,我被非法送入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在劳教所遭受酷刑、劳役等非人折磨,于2000年6月获释。
天安门证实法遭特工劫持
2000年12月16日,为履行公民的合法上访权益,为遭诬陷的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说句公道话,我带着真相条幅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独自来到天安门广场,见无数警察便衣混于人流中,他们时刻盯着过往行人。
这时我来到人群中,展开真相条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这时蹿过来一个特种兵,飞起脚踹中我的前胸,我随之倒地。我继续高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另一个便衣将我在地上拖了一阵,用受过训练的方式拧我手腕,只听喀吧喀吧响,随即我的手不能动。他掐着我的手腕将我搡上了车。
车上一女学员正遭便衣打耳光,我制止他的恶行,他就打我耳光。我们被拉到站前分局,许多学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高声背《论语》。
我们被疏散,我被送到一个看守所,问我姓名,我不说。他们就又将我送到东四里派出所,问姓名,凌晨3点又被叫去逼问,不说,就被送到当地驻京办事处。我随后走脱,被迫流离失所。
建华区刑警大队的罪恶
2001年1月,腊月二十八,因向民众讲清真相而被建华区刑警队绑架。当时我和另两学员关在一室,听到隔壁一男学员被上刑的惨叫声。这时法轮功学员李兴亚和一姓韩的学员被绑架于此。
半夜他们对我们非法审讯,将我带入一小屋,屋内立着七、八个警察。他们给我上“苏秦背剑”的酷刑,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在后背处铐上,疼痛难忍。他们问我姓名,我说:大法弟子。他们又将我带到丈夫受刑的房间,丈夫在房中间铁椅子上铐着,脚戴铁链子,穿着毛裤,脸色惨白,后来得知他们用电棍电击他的下身,在男房双臂不能动弹半年之久。
他们问我他(丈夫)是谁?我说不认识。他们将我带走,其中一警察说:“这娘们儿劳教过,给她整房顶上吊起来。”另一个恶警说:“不用,双层床就行。”他们把我双手背铐,手腕上缠上湿毛巾,用跳绳将我双脚捆绑拴在铁椅子上,先将手铐挂在上下铺的上铺床的铁筋上,身体悬空,重心集中在手腕上。他们开始毫无人性的推动我的身体悠来悠去,另一警察坐在床上使劲晃动床。其中一警察极其阴险的说:“把电棍拿来,电她最敏感部位。”另一警察极为下流的说:“哪敏感?就××地方敏感”。
他们取来电棍虽未电击下身,但疯狂电击我的双乳,将我从床上放下后又将我放在铁椅子上。叫嚣道:“你说吧,不说还挂,你是不是去北京了?挂条幅了?”半夜他们将我送入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
在齐市第二看守所遭遇手铐、脚镣、地环等酷刑折磨
在第二看守所,大年初五那天我们集体背《论语》,恶警吕征操纵值班警察毒打我们。我们反抗,一时间囚室内乱作一团。
他们将我和一学员弄到办公室,我说大法弟子无罪!一姓郭的警察说,你说啥?就开始打我耳光。他不停的打,我就不停的说。他吼着要取小白龙去(包着铁链子的塑料管),看你还背不背了?我说背!
他又将我弄到另一小屋,砸上38斤脚镣、戴上手捧子,再在前面穿上,一同锁在地环上,我弯曲着身子,苦不堪言。
半夜所长林永贵来查岗时,竟极为凶恶的用力抠我锁骨的穴位,我虽疼痛难忍却一言不发,他又气急败坏的使劲踢我腰部。恶狠狠的问:还背不背了?我说背。第二天全体大法弟子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他们又将我、郑伟利等二十几位学员转到第一看守所。
我当时被折磨的不成样子,脸部肿胀青紫、眼睛充血。他们把我抬到二十九监舍,躺在床上多日起不来。我找杨所长、郝所长谈话,要求无罪释放;起诉二看的林永贵和吕征折磨被监管人员。
2001年3月我再次被非法送入齐齐哈尔市劳教所迫害。在齐市劳教所,遭受关小号、围攻转化等迫害;10月13日,因我将粘贴“法轮大法好”贴在走廊墙面上,被劳教所起诉押送到第二看守所,关押近一年之久。
一日,齐市第二看守所给我们照相。因我们不配合它们,因而大法弟子杨艳秋、王淑芳、缪晓露、刘永娟和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警察吕征把我们5人叫了出去,见大厅里有好多男警察还拿着照相机。他们把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给我们,我们不从。他们气急败坏的蜂拥而上,棍棒、拳脚齐上,劈头盖脸的猛打。这时我们高喊:“不许打人”“法轮大法好”。
2002年9月19日我们被非法判重刑四年,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人间魔窟——黑龙江女子监狱
2002年9月19日,二看送我们去哈尔滨女子监狱。从早上天未亮出发下午1点多到达哈监。刚到黑龙江女子监狱,杨艳秋、刘永娟、缪小露和我等5位法轮功学员,就遭遇吕X萍队长和警察刘爽及几个杀人犯的打耳光;拳打脚踢;强行按着扒光衣服;裸身罚蹲;套上囚服;被剃鬼头。
之后,没让我们吃午饭,就把我们分别带到各办公室进行所谓的“转化”:采用罚蹲、背铐、电棍、拳打脚踢等手段折磨我们。我一边向它们讲着真相一边劝善,可是电棍仍触在我身上,闪着电光。他们将我们送入小号。
刘永娟被打的脸部紫黑、头部肿大;缪小露被扣地环;我在小号遭受铁椅子酷刑。第二天它们轮番打骂我们,用尽各种卑鄙手段逼写“四书”、强行转化,持续27天;又把我们四人弄到会议室,坐在瓷砖地上观看邪党文化洗脑;夜里它们又强行将我们的手反铐于背后,让我们就在冰冷的瓷砖地上睡觉。当时的北方夜里非常寒冷,可是晚上我们就戴着背铐睡在水泥地上。
第二天我们绝食抗议这种迫害,它们调来警力和众刑事犯强行反铐,我们不许它们反铐,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一时间喊声、殴打声扭作一团;一个月后我们又分别被送往集训队。在集训队每位法轮功学员由两个刑事犯看管,走一步跟一步,不让我们说话,很快又把我们分到大中队。
到了大中队,法轮功学员由4个犯人看管,实施株连手段,只要法轮功学员“有事”就扣犯人的分,无形中在我们和犯人之间造成难以化解的矛盾。经常由于大法弟子之间说话而被犯人毒打。还迫使我们干活。我们抗议非法奴役劳动、拒绝干活。
穷凶极恶的队长张秀丽,给伊春大法弟子任淑贤吊刑20多天,全天24小时吊挂。脚胀的裂口、渗血。我和大法弟子丁彧被罚蹲10多天。当恶警张秀丽再次欲对任淑贤吊挂时,由于不堪重负任淑贤便从二楼跳下,造成一脚后跟粉碎性骨折。
一次,省老改局“五查”人员由王星监狱长陪着,来车间检查狱警纪律。我喊报告,欲揭露监狱警察的罪恶。犯人阻拦,狱侦科陈科长要动手打我,我义正辞严的制止:“在狱长和五查人员在的情况下,你还敢打人?”这时大法弟子接二连三的全喊报告。一时间混乱异常,他们将喊报告的大法弟子弄进小号。我当着恶警张秀丽的面,向他们揭露张秀丽如何残害大法弟子任淑贤的过程,要求取消株连害人的“五连保”政策。自小号回来,因经常抗议他们的不法行径,我几乎一、两个月就被关入小号折磨。
在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四监舍,因大法弟子背法,不听不看诽谤大法的录像,王菊艳被关小号,其余学员都被捆在床头,坐在水泥地上,不让睡觉。恶徒肖林纵使四大科室的男女警察及20多个犯人,将10多个大法弟子赶出室外跑步,不跑就用棍子打。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年大法弟子跑不动了,口渴想喝点水,弯腰捡矿泉水瓶,一姓牛的恶警将矿泉水瓶一脚踢出老远:“喝什么喝!”
晚上,逼迫我们脸朝墙、腰挺直、双脚伸直、双手放在膝盖处,稍一动或闭眼他们就大打出手,有的被折磨至昏迷,早上醒来,见袜子上全是血点子(犯人用针扎的)。他们还用木棍打大法弟子朴英素的脚趾,趾甲脱落。犯人王凤春还用木棍捅其阴部。被迫害最严重的是大法弟子张艳芳,脸部肿胀、全身青紫、辨不清模样。
他们将我、丁彧、田桂清、王洪杰、关迎新、李玉书送到一个仓库。我们绝食抗议,三天后被插管灌食迫害。
2003年9月20日,因近20天没睡觉,加之绝食,被插管灌食时,我抽搐、昏迷、不省人事。他们将我平躺放在海绵垫子上,抬到新楼仓库。罚坐在水泥地上,不让睡觉。北方的11月份,仓库的水泥地寒冷如冰,没有被褥,我在水泥地上躺了2个多月、绝食抗议2个多月。
2004年3月,因我不穿囚服、抵制非法劳役,我、丁彧、刘丽萍被关入小号,一关就是4个多月。不让上厕所,不打开铐子,我绝食8天回到监舍。我又被转到九监区。我被4个刑事犯严管,完全与外界隔离。最邪恶的犯人乔青艳,是“转化”迫害的急先锋。她纵使犯人放音乐干扰我、逼我看诽谤大法的电视、用各种手段哄骗让我“转化”。
我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她们用野蛮灌食折磨我:她们拿着装有食物的矿泉水瓶,一人骑在我腿上、一个人压我肚子、两个人分别拽我胳膊、一个把着我的头,掐着我的鼻子往里灌。有两次,呛的我差点儿休克,她们还极其邪恶的恶意用钢勺硬是将我的一颗牙齿别掉。我骨瘦如柴,体重仅剩70斤。
九监区成为邪恶的“转化”基地,搞车轮战术,24小时不让睡觉,犯人轮流念污蔑大法的东西。恶人吴相芬不让我睡觉,逼我坐在水泥地上观看诽谤电视,我就背法,坚决抵制。犯人陶红、郭淑华等七、八个人竟毫无人性的一哄而上,将我衣服剥光,用拖鞋从头打到脚,我痛苦难当,几乎死去。
2005年6月,我再次被单独隔离迫害,后来与值夜岗人员放在一室。直到2005年10月26日,饱经邪党摧残的我,终于重获自由。
如今,丈夫与众多法轮功学员还在大庆监狱遭受迫害,刑期12年。而我早已失去工作,艰难维持生计,有家难回。可是就是这样,派出所的警察还常常骚扰我的家人,打探我在哪里。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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