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9年7月法轮功在中国被镇压以来，我就想让人们看到法轮大法的平静、祥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体验一下炼功所带来的宝贵的宁静。自那时起，我经历了一些事，也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在此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其中的几件。
自镇压开始后，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支持者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告诉世人“真、善、忍”有益于社会。提高道德，促进身心健康的功法有益于所有国家。我们希望人们能看到这镇压背后的邪恶。我们希望人们能看到这场迫害的可怕，越来越多的人们能站出来制止迫害。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人们仍在被铺天盖地的谎言所蒙骗，否则有正念的人们谁会认为取缔“真、善、忍”、迫害好人是件好事呢？
于是我决定去中国。有了这一念之后，我知道我需要从法上来认识这一决定。这里就不细谈我的认识是怎样每天都在变化着。但有一个认识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去中国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谈了一个事实而没有向人们讲清真相。他们还是不知道法轮大法为什么好，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是如何欢迎和支持大法的。于是我决定去不同的地方跟人们交谈，把资料给我无法交谈的人。
去哪里发呢？因为我不可能哪儿都去，我就选几个地方和城市。有一次我正在想我此行该做些什么，遇到各种情况该怎么办时，我突然悟到时间不是直线性的，我还悟到一个大觉者凭着他的善，可以铲除他空间场之内的一切邪恶和干扰，不管邪恶多大或多小。大觉者的存在不仅是在正未来，同时也能正现在和过去。所以我带上了我所有的大法资料去了。
在我动身之前，我跟一些去过北京证实法的西方学员交流。有一点大家都提到的是，在去天安门证实法之前需要提高自己和除恶。他们做准备的办法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学法、除恶。我打算和他们一样。于是我计划每天只用一部份时间来发资料。
第一天发传单时，我意识到邪恶想尽办法钻入我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找种种借口，其中之一就是“怕心”。在中国的第一天，我的眼睛总是不停地看我是否被跟踪，看看有无可疑的面孔。总是在找“万无一失”的机会来发传单。
跟人接触最好的地方是集市。当我在购买丝绸时，我就给店主一张传单，很自然地跟他交谈一下。发了很多传单后，我就想回旅馆去学法、除恶，为去上天安门做准备。当我走在街上，看到一路上新的集市一个接一个的开门营业。我还有剩下的传单，我就很自然地接着发，直到发完。我一直发到晚上十一点。我就这样一边发传单一边讲清真相，也没顾上要为准备工作去花时间。我感到如果我不去集市发传单，很多人就会失去知道真相的宝贵机会。我感到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向中国人讲清真相上。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只在旅馆里呆着不是我的目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会失去救度那些被政府谎言所毒害的人们的机会。发传单的过程就是我提高的过程。我整个发传单的经历都很平静、祥和，没有干扰。
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年龄很大的老婆婆，我就想，“她等待大法已那么久了，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然后我就给了她一张传单。那张小小的传单在她的手上展开。那一刻，时间都停止了。在那一瞬间，她的所有的时空都在翻天覆地地起着变化。她读着传单上的字，每接受一个字，她的过去就随着她新的未来在改变着。看着眼前这一幕幕景象，我深深的触动了。我怎么可以不给所有的人传单呢？所剩的怕心消失了。我不再躲躲闪闪，而是利用自己西方人的特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在公园里炼功。在我除恶时，好多人拍照留念。大多数孩子和一家一家来逛公园的人来和我一起除恶。当时正是春节期间，很多家庭来公园野餐，放风筝。我被邀请去了好几家野餐聚会。我们公开自由地讨论了中国政府对法轮大法的镇压和停止这场镇压的必要。
当到了我要去天安门和其他西方学员汇合去和平请愿的时候，我看见每一个通向广场的街角，以及广场的里面都布满了警察和便衣警察。我很平静，所以没有在路上被叫住。因为来早了，我就买了一张票去天安门城楼。在通过一道金属监测门后，我被搜身了。一个警卫从我口袋里拉出一条横幅。我感到很震惊，跟以前没有干扰的经历相比，这次反差太大了。我想，“怎么我除恶的正念不管用了？”我现在才明白，我在其他地方成功的经历不只是我正念的作用。邪恶把它能纠集到的力量都集中到了北京。因为发现了横幅，警察马上把我抓了。
过了一会儿我把自己镇静下来，决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尽全力去做。在警察把我从天安门带到警察局的路上，就在我们快到天安门洞时，时间突然变慢了。在过天安门的时候，我感到我在许多空间同时在过许多门。就在那时，我很自然地越过一个警察，打开了车窗，把一千多张传单撒了出去。面包车紧急煞车。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警察开始互相谩骂。好象为了谁该为我这举动负责都要互相残杀了。被一个人提醒了后，一半警察跳下车去捡传单，另外几个马上过来对我动手。它们四五个一起拽住我的头和头发，用膝盖顶住我的背，使劲扭我的胳膊，对我大喊大叫。我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对着那个正在拼命扭我小臂，恨不得要把我手腕扭断的那个人直视过去。我直直地盯着他，他突然停下了，然后卷起他自己一只胳膊的袖子，我也正是那只胳膊被他扭了。他又是痛，又吃惊，又害怕，飞也似地跳下了车子。在他的手臂上我看到有一道道的被割开的伤口，和我手上被拧出来的手印子正好对应。我还想，“我难道抓了他？”再一想，不可能。我的双手正紧紧地护着装有手掌电脑的口袋，因为电脑里有我好多大法书籍。看来我都不需要有意地发正念，只要做得正，我就让他现世现报了。
回到家后，我回顾了这段经历。我发现在我走之前，我准备了一条九尺长的横幅。而警察搜出的是我放在口袋里备用的小横幅。我就想，我为什么还去准备一个备用的？我是不是觉得可能没有机会打开九尺长的横幅？我对自己的信心不够，成了我对大法威力的信念不够。我没有坚信，作为大法弟子，我就是大法的一粒子。只要我的观念和执著不挡路，法就能够一路上正一切不正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带了第二条横幅来“以防万一”，这就是在用人的一面做事。在看了师父的新经文后，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如果我的身体就象一个小宇宙，里面有天体和生命，那正法就是在我身体里发生。我问自己，师父讲的每一句法是如何跟自己联系的。我渐渐地开始看到那些不属于个人修炼，而是对应旧宇宙，旧法理的人的观念和执著。
我记得师父在一篇经文提到，他把法理也对那些旧势力的神讲了，可是他们不听，坚持要按他们的要求做。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一意孤行，师父会把一切平静地善解。当我看了师父最新的讲法后，我突然悟到，我也一直在听师父的讲法，可是却还坚持要按自己的一套，旧的一套做事。而那是属于旧法理，不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新的法理。当我在按我的常规，按我的观念和执著在做事时，我实际上就在按旧的法理在做事。在我装备用横幅的时候，我其实就不自觉地信了旧的法理，而不是师父的大法。由于我信了旧的法理，而不是师父，旧的法就在我身上表现出来，我也成了正法中的障碍。每当我们在正法活动中用观念和执著做时，我们就是在用旧的法在做正法的事。因此，我们会在正法过程中遇到干扰，无法充分地正法。去天安门讲清真相的时候，我让旧的法理表现在身，这使我失去了让千万人得正法的机会。
大法和师父威力是最伟大和无边的。我记得，师父可以轻而易举地象炼钢炉里化木屑一样把一切都正过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没有对大法完全的坚信，我们就会坚持自己充满观念和执著的想法去做事。我感到，如果我们一直是对大法，对师父完完全全地坚信，我们的观念和执著就不会成为对正法的干扰，迫害也不会再存在，一切会得到和平的善解。现在迫害已有两年半了，我们必须要最终的坚信大法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成为大法洪流中的一粒子。
(2002年波士顿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200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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