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 我的一点修炼体会

【圆明网】大家好，

我在这里向同修们汇报一下一年多来，我在邪恶势力逞凶发狂的中国大地上，在腥风血雨的考验中，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今年61岁，是山东省文化厅退休干部，是一个有着近40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95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此，伟大的宇宙真理在我的生命中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7月20日，各地的联系人都突然被抓捕。我们几个学员商定好7月22日到省委去上访抗议公安非法抓人。去省委前，我们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安排好了家事。在去省委的路上，不时地传来警车的嚎叫声。市里各十字路口都有警察把守。来市里的行人和车辆全部被截，不准进入市区。省委大院已被警察把守得严严的，根本进不去。陆续走来的功友们正在讨论如何行动，突然，一辆大巴士停在路旁，从车上跳下五六个公安，抓住功友就往车里拖，在他们的忙乱中，我溜到一边。一会儿又看见一辆大车在抓人。后来听说在这一天全市共抓了好几千学员。

7月22日后，各单位按照江泽民在中央的指示，对本单位法轮功学员展开了“几帮一”的攻势。我们单位也抽调了数名干部轮番找我谈话。无论谁来，我都义正词严地批驳中央文件，报纸电视上的那些谬论，揭穿那些假象，把大法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大法给了我智慧，给了我胆量。在我这个不善言谈的人面前，一个不修炼的常人，无论他资历多深，常人的理论多棒，多么能言善辨，在真理面前他们也无言以对。

同时间，公安和单位要求学员交出大法资料，并写保证书。我虽然一本大法的书没交过，修炼大法的心丝毫没有动摇过，但是在常人心的带动下，也干了一件糊涂事。一天，一个女警察进了家门，告诉我说：“你得写个东西表示一下态度。”我说我不写。她说你不写我交不了差，你写一个我应付交上，你该怎么炼怎么炼。我看她态度很好，怕给她造成麻烦，心里想，师父不看形式看人心，写一个也无仿。拿起笔就写到：“我修法轮大法四年，使我身心受益极大，我们本没有组织，是自由炼功。既然中央说他是组织，我就退出中央说的这个组织。”玩了这个文字游戏欺骗自己。警察一看说：“你不能这样写，分局是通不过的。他通不过我还得回来叫你改。”

当时我又动了常人的恻隐之心，全然忘记了修炼的严肃性。心想，这么热的天叫人家跑来跑去的，实在过意不去，终于又拿起笔来写下了如下的话：“退出法轮功组织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警察走了以后，我越想越不对头，师父说过在修炼过程中任何一颗常人心都是极其危险的。我意识到我当时的基点是站在常人的基点上，而不是在法上；不是为法负责和为自己的修炼负责，而是为常人负责。我懊悔了，可是也要不回来了。当时也不知道再写个声明作废。为此，很长时间我都陷入深深的痛悔之中。至到2000年6月我被派出所抓捕时才趁机声明作废，丢掉了思想中的包袱。

到了秋冬，功友们开始陆陆续续进京上访，我因找不到人照顾母亲，只好利用我能够利用的条件进行护法。比如和功友们一起到公园里坚持炼功来证实大法。通过走亲串友，电话书信等形式弘法护法。甚至通过出门戴上一枚小法轮章。有时也能起到弘法护法的作用。好几次我戴着法轮章到街上买东西，有人问我：“你戴的什么？”我说是法轮功章。于是我就借机弘法讲清真相，效果非常好。我也给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台，电视台等几十个主要的新闻媒体写过信，斥责他们违背天良造谣诬陷法轮功欺骗全国人民是犯罪行为！也给党政机关，大企事业单位各党派团体领导写过信，也给亲戚朋友，乡亲父老写过信，讲明真象。

春节期间，我用特殊形式弘法。2000年春节，我把“佛法无边”“法轮常转”写成两个条幅贴在屋中正面墙上，两侧墙上一边是“功修有路心为径，大法无边苦作舟”，一边是洪吟《再度》。2001年春节，我用红纸剪成三个大字“真善忍”，用黄纸一裱，贴在正面的墙上，鲜艳无比，满屋生辉。大门上也贴上红字黄地“真善忍”。本来，我不会画画，字也写得很赖，但能表达出我的意思足以，并不怕人笑话，目的是让来拜年的人知道这里还是法轮功的世界，同时让他们记住“真善忍”，感受大法的威力。

从2000年4月开始，公安们三天两头登门造访。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打探我们的情况。我给自己暗暗下三条准则：1。不出卖(即不出卖师父，不出卖大法，不出卖功友)；2。不认错(因为我们没有错，错误全是政府的)；3。不认账(只要不被邪恶抓住，就不承认。这样是不是不符合“真”呢？邪恶本身就是假的，恶的，残暴的，对他们讲真，那就是对“真善忍”的践踏，对法的破坏。)。在和公安的不断接触中按照三条准则，把守着自己的防线。有一次两个公安坐下就问：“拿到新经文了吗？”我说：“拿到了。”他们又说：“你拿出来咱研究一下，我看着象假的呢？”我说：“新经文我就有一份，不能给你。实话告诉你，假的我一眼就能看出，上不了当。这绝对是真的。”当假经文漫天飞的时候，他们暗自高兴，当我们拿到真经文的时候，他们却来说这话，目的不是很明显吗？

2000年6月，我因为在公园里炼功被抓到派出所，他们让我写保证。我想起了99年7月份的糊涂行径，给自己留下的永久的痛悔和磨不掉的污点，我坚决的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头掉了我也不会再干这种糊涂事了。我不但今天不写，我还要声明，我去年写的那个保证作废！”派出所所长陪着公安分局局长给我谈话，这位局长一坐下就污言r语地来上了。看来公安们在法轮功学员面前，除了能骂几句，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

接下来他诬蔑谩骂我们的师父。我打断他的话说：“你是来做我的工作的，你为什么骂人呢？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台，电视台骂了一年了，他们骂人的本事多高？都没把我骂服，你能把我骂服吗？”他说我们师父如何如何没水平。听了这些话，我又忍不住了。我打断他的话。我告诉他们在美国我亲自听我们老师讲法四次，每次法会都是3千多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研究生，博士生，学者，教授，科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普通大学生是最低的。会上学员们自由写条子提问题，从古到今，天上地下什么样的问题没有，我们老师拿过条子就答，连思考的过程都没有，请问，世界上哪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有胆量走上这样的讲台？派出所所长可能怕这个顶头上司下不了台，赶紧截住我的话说：“好了，好了，就到这里吧。”拉着这位局长就走了。我在派出所呆了一天，在好心人们的帮助下，晚上我就被放回家。

我丈夫被抓后，两次被科院路派出所抄了家，而且他们抄家时一不出示搜查证，二抄的东西不让我过目签字而是偷偷拿走。

刚刚进入7月，我单位接上级指示，对我要严加看管，可能怕我上北京(其实我不可能去北京，因为当时张昆仑正在拘留所坐牢，别人也不敢来帮忙照顾我母亲，怕我被抓)，单位安排了18个人加上两位传达共20人轮流值班，对我日夜监控。7月正值盛夏，济南的天气异常炎热。这些人放下手中的工作，在这闷热的传达室里值班，我心里真是有点不是滋味。我对领导讲：“在7月底之前，我不去北京，这么热的天不要叫这些同志在这里受罪了，还耽误工作。”迫于上级的压力，他们还是没敢这样做。于是我找到值班人讲：“你们在这里受苦，不要怨我们，这是政府造成的。我们是受害者，你们也是受害者，全国人民都是受害者。这么好的功法不让我们炼，还叫你们陪着受罪，全国人民也都失去了修炼大法的机缘，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我把法轮功如何好讲给了他们。

八月份，单位党组织又接上级指示，找我一次又一次地谈话，问我法轮功与党员要谁？9月1日，党支部的两位领导拿着支部决议书要我签字，我打开一看，我这个党员被除名了，也不让我参加除名会，可能怕我在会上喊冤叫屈吧！拿起笔来在除名书上签了字。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和一伙人要去乘船，别人都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我需要轻装前进了，于是我打开我那个大包袱，仍出几个大本子和一包沉甸甸的毛主席像章。又把藏兮兮的旧衣服包起来背上。醒来，我想，我什么时候把那藏兮兮的旧衣服全扔了呢？

12月18日晚上，七八个警察又突然闯入我家抄家，将我的大法书籍和资料洗劫一空，并将我无故抓进派出所关在铁笼子里一天一夜。此后，在济南市公安局的指示下，我们传达室开始对我跟踪盯梢。无论我去买菜还是访友，都有人跟踪盯梢。甚至来找我的客人，进门都要登记。

从2001年1月23日即正月30开始，为了我，公安的什么“长”们和书记之类每天要2-3次来我们传达室正找我们的门卫了解情况。

1月30日，我正在给我母亲读《转法轮》，突然一阵粗野的敲门声传来，我断定是公安局的，没有去开，2月1日晚上9点30分，派出所的女所长前来叫门，我开开里面的门隔着防盗门一看，女所长的身后站立着黑压压一堆男警察，足有6－7个。当时，我断然把门一关说：“别吓着我老娘！”任所长在门外叫喊，我也没开。

晚上我想：我不能叫他们抓走！我把母亲安排给了一个亲戚。3号早晨，吃了饭，给母亲洗了头，洗了洗脚，剪了剪指甲，削上了一个苹果，扒了一个香蕉，放在母亲脸前，提上买菜的包，很不情愿地走出了自己的家门。立刻门卫和保卫处长跟上来，一会儿又开来两辆警车，我巧妙地承上了一辆出租车，摆脱了这些追踪者。12天以后，在加拿大使馆的帮助下，我终于承上了飞往加拿大的航班来到了加拿大。

坐在飞机上，我想起我年老的母亲，那些共患难的功友，好心的领导，同事和朋友。可是现在我被迫离开那片可爱的国土。为什么？我是被政府逼出来的，我是被邪恶逼出来的。

向与其他弟子相比，虽然我没有坐过牢，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激动人心的事迹，但是你可以从我的经历中看到邪恶势力是怎样摧残着我们每一位大法修炼者。然而，我们没有向邪恶屈服。尽管艰难，国内外的大法弟子们在修炼的路上仍然迈着坚定的步伐。

谢谢大家。

(2001年欧洲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