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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膺(110－169年)，字元礼，东汉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他初举考廉，历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度辽将军和河南尹，后累官至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及其附近各郡。
李膺素以清正廉洁、疾恶如仇而名扬四方。在汉桓帝刘志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当他即将担任河南尹的消息传出后，当地正直之士和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而一些不法官吏，自感不妙，战战兢兢，纷纷自动解职而去。
李膺就任河南尹不久，听说宛陵县的世家大族羊元群，在任北海郡长官时，贪赃枉法，罪恶累累，甚至在他免官归乡时，竟连该郡官舍厕所上的奇巧饰物，也都拆下来，用车运回他的老家。李膺不禁气愤填膺，立即上表，弹劾他贪婪至极，要求朝廷查办他。羊元群得知此情，连忙用他贪污得来的钱财，向宦官行贿，并反咬一口，说李膺是栽赃陷害。
当时，把持朝廷二十多年的外戚梁冀，刚刚被铲除，朝政大权掌握在单超等五个大宦官的手中。这些宦官比起外戚来，其贪暴有过之而无不及。基于此，羊元群很快便以重金买通了宦官，将李膺判为了诬告，而按照法律，诬告是要反坐的。所以，李膺遭到逮捕，被押到左校官署服苦役。
后来，由于朝臣们纷纷上疏，请求桓帝赦免李膺。桓帝感到众怒难犯，才将他释放出来。
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时，桓帝最宠信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正在野王县当县令。野王县隶属河南郡，属于司隶校尉的管辖范围。由于张朔一向贪婪残暴，为所欲为，甚至以杀害孕妇为乐，被当地百姓恨之入骨。他一听说李膺将就任司隶校尉，吓得马上辞去了县令之职，畏罪潜逃到京都洛阳张让的家中，藏匿在房柱间的夹壁墙里。李膺获悉此情，亲自率领捕吏，凿开墙壁，拿下张朔。经审讯，张朔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对自己犯下的种种罪行，都供认不讳。李膺随即定案，迅速就地将他斩首。民心大快！
接着，张让便来到桓帝面前，哭诉其弟张朔的“冤枉”，并指控李膺未经请旨，就擅杀县令，是无视王法，是欺君罔上。昏庸的桓帝听罢大怒，马上召来李膺進行责问。李膺从容地辩解道：“过去，晋文公逮捕卫成公，并未事先奏请周天子批准，但《春秋》中却肯定了这件事。《礼记》中也写道，国君虽然宽宥了犯罪的同宗贵族，执法的官吏却可以不听从；孔子做鲁国司寇时，刚上任七天，便杀了少正卯。而臣下我，上任已过十日，才刚刚斩了一个顽凶张朔，实在是办事太拖沓！”李膺还表示：“我自知已闯下大祸，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歼惩元恶，为国除奸；然后自就鼎镬，实平生之愿也！”桓帝见他慷慨陈词，言之有理，也便没再说什么。事后，桓帝又专门找来张让，对他说：“这都是你弟弟犯罪所致，跟李膺没什么关系！”
从此，那些专横不法的宦官，一个个夹起了尾巴，连例行的休假日里，都不敢轻易走出宫廷大门。桓帝感到很奇怪，问他们，他们低着脑袋小声说：“害怕李校尉!”
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曾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官吏的最高学府，即太学。到了桓帝临朝时，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都十分敬佩李膺，四处宣传“天下楷模李元礼（即李膺）”。李膺也有意借助太学的力量，来共同打击腐败的宦官集团。于是，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个同宦官有勾结的人，名叫张成，他讲自己已预测到皇帝将要進行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去杀人劫财。不料，这件杀人案，落在了李膺手里。李膺立即逮捕凶手，并将他斩首示众。张成怀恨在心，遂与宦官密谋后，给桓帝写了一封诬告信。信中说：“李膺等人，在太学里结交各地来的太学生，组织秘密党派，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有谋反的嫌疑。”桓帝一见“谋反”二字，过敏的神经马上紧张起来，未经调查了解，便将李膺等二百多位“党人”投入了死牢。后来，由于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替李膺等人申诉，他们才获赦免；但必须离京返乡，禁锢终身。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年，桓帝死，灵帝刘宏即位。灵帝在窦武等人的奏请下，降旨免除了对党人的禁锢令，李膺又回京做官。宦官集团惟恐遭报复，遂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杀死了窦武等人。随后，又杀害了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位名士，流放了六百多位被禁锢者，关押了一千多名太学生。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据史载，李膺被捕前，曾有人劝他赶快逃走。他答道：“临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六十，生死听天由命，绝不逃匿！”不久，他自动赴诏狱，被拷掠而死。
（事据《后汉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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