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到底是基因遗传，还是器质病变引起的？其说不一，至今医学界也没有确切结论。各国法律都明确保护精神病人，患者在精神病发作期间的行为不负法律责任。
最常见的精神病是精神分裂症，分裂症的症状有多种，如燥狂症、抑郁症、妄想症等。与精神病症状类似的疾病有羊癫疯、歇斯底里症等，法律上在涉及精神病人犯罪时，对上述不同的病症也有不同的鉴定与刑责。前者(精神分裂症)是名符其实的疯子，在患病期间长期不清醒，无行为意识能力，后者(羊癫疯，歇斯底里症等)则是短时间的间歇性发作，在清醒时有行为意识能力，不能称为疯子。
治疗精神分裂症，传统疗法是人工冬眠，比如注射胰岛素降低血糖，服用大剂量安眠镇定药，或者电休克等，无论哪一种疗法，对人的大脑都是非常有害的。对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来说，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心理治疗，解铃还得系铃人，思想上引起的疾病还要从思想上来解决，所以一位成功的精神病医生也就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
如果把思维正常的人当成精神分裂症来治疗，那这个人最终的结果十有八九是变成废物，因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程就是抑制脑细胞活动，麻痹中枢神经的过程，同时大剂量如氯丙嗪，苯巴比妥等镇静安眠药物，也会对肝脏心脏等功能造成极大损害。人们还记得日本电影《追捕》中的横鹿镜二先生吗？那就是使用大剂量中枢神经抑制类药物的后果。
正是因为精神分裂症的这种无行为意识症状，确定了患者要受到法律的人道保护，所谓疯子杀人不偿命，也是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道德与法律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在专制社会中，也被人民利用来装疯卖傻，以逃避政治迫害和保护被迫害者，在文革中，这类案例是不在少数的。同时在人治的专制社会中，装疯卖傻也成为权贵阶层保护其本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如其子弟们触犯了刑律逃不过舆论监督时，为了平息民愤和彰示虚伪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就可以打通法医或鉴证部门宣布犯罪分子是“疯子” ，继而逃避法律制裁。
在文革中，曾有某大型精神病院的“斗私批修”经验被大力推广，这家精神病院的先进经验是，凡患了精神病的都是“私心过重”的人，经过一番思想改造后，疯子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个个都成了活雷锋。不过，这些活雷锋们是只能在疯人院中当雷锋作好事的，一旦走出了疯人院到了社会，就仍然还是“私心过重”的疯子，再说，即使疯子想做好事，也没人敢相信他。人们可以说，这都是在那样的年代，才会有那样的荒唐，荒唐到利用疯子来搞政治宣传，但这类荒诞闹剧，在今天的中国却仍然正在上演着。
前面说过，精神分裂症是极易被暗示诱导的，在电影《追捕》的（故事情节）中，横鹿镜二先生以及那些先后从高楼上跳下去的人，就是这样的典型。无独有偶，近年来，中共也在模仿电影《追捕》中的情节，这就是诱导那些本来没有行为能力而杀人放火的疯子们，声称自己是“法轮功信徒” ，然后诱导他们“跳下去” 。人们可以从中共官方喉舌近期的频繁报导中看出，从那些疯子的语无论次逻辑错乱的自供中看出，凡杀害父母子女这类疯狂惨案，都被栽赃到了法轮功头上。不仅如此，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中共还尽可能将一切带有报复社会性质的爆炸案归结到精神病头上（至少也是个聋子）。精神病也好，法轮功也罢，都成了中共掩盖国内阶级矛盾的借口。
利用精神病人犯罪栽赃政治对手，是中共的一大发明。在此之前，中共的老大哥苏联克格勃就是用精神病名义来迫害政治对手的。现在中共不仅全盘接受了克格勃的经验，还有更精彩更恶毒的弘扬：一，中共迫害法轮功人，先是送劳动教养，强迫洗脑教育，对教育无效死不悔改的，就认定是疯子，送到指定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这种治疗，就是将法轮功人治疗成横鹿镜二。二，将所有的精神病罪案都算到法轮功人头上，强化对法轮功是X教的这一荒唐定性。三，有了横鹿镜二先生这类经过加工炮制的标本，确切地说是有了诱导出的口供，有了被“改造好”的对象，有了他们的现身说法胡说八道，就有了进一步迫害法轮功的道德理由和法律依据。
精神病人杀人或自杀，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象车祸等灾难一样，有它正常的发生概率，即使没有“X教” ，这个发生概率也是个客观存在，对于十几亿人口，精神病发病率直线上升的当今中国社会，又有什么例外呢？利用精神病人搞政治斗争，是极不人道的，这是因为，精神病人没有正常人的思维和判断力，他可以接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利诱，精神病医生通常也是根据这一症状特点来对病患进行治疗。以中共的政治导演天才，正常人都可以造就成王进东一类的演员，所以人们也就不能排除它会教唆精神病人杀人放火，然后再裁赃给他们心目中的政敌。至于对杀人放火的精神病人进行利诱恫吓骗取口供，再用这些东西宣传造势，更是合乎中共搞舆论斗争的一贯规则。
精神病人与精神正常的病人不同，应该是最值得同情的弱者，所以各国法律都明确规定诱奸精神病人属于强奸犯罪，象中共这种诱骗精神病人的无耻行径，与强奸精神病人有什么区别？（转自“博讯论坛”，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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