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的分歧

【圆明网】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形成过共识，分歧由来已久，而且势如水火。

法轮功传出之后，因为其独特的祛病健身奇效和在道德上的高标准要求，很快引起世人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羊城晚报》及部份省市的电台、电视台对法轮功都作了正面的宣传报道。1998年5月15日晚10时，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伍绍祖局长视察长春时，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的盛况，时间大约10分钟，这是中共中央电视台对法轮功修炼所做的正面报道。

伴随着对法轮功正面报道的，一些报纸也曾零星的对法轮功进行无端诽谤的报道。1996年，《光明日报》就曾发表文章，针对法轮功进行肆意的诋毁；后有消息称，《光明日报》此举是受命于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的指令而作出的。1999年4月份，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上撰文诬陷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澄清事实的过程中，天津警方接上级指示，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以致引起震惊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万人大上访。

正常情况下，媒体对事情的报道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客观公正的报道，这应是媒体以及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可是当政治的因素掺进去之后，报道的立场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异。法轮功是一门修炼的功法，法理中涉及到无神论以外的因素，这成为中共不能容忍的理由之一。

当然只看媒体，不同的报道就带有不同的背景。如实的报道倒还罢了，因为那只是对客观事实的如实报道而已；可是那些刻意诬陷的背景就大了去了，以何祚庥为例，何本人的身份是科学院院士，这在世人看来，来头可够大的，他都反对法轮功，那法轮功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可是要看事态的发展和他背后的因素呢，人们就会恍然大悟：何是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由他的文章引起的天津法轮功学员自发的去天津教育学院澄清事实过程中，天津警方接到上级抓人的命令并实施，而天津作为一个直辖市，市政府在法轮功学员问情况时明确告知指示来自上级，那它的上级当然就是中共中央了，原来抓人的目的就是逼着法轮功学员到中央去上访呢。

在这之前，罗干就以政法委书记的身份于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两年要求各级公安对法轮功展开秘密调查，并内定法轮功为“×教”。这种“先定性，后调查”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搜集栽赃法轮功的证据。

1998 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到长春视察了法轮功修炼的情况，中央电视台的播报就是一个信号。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由此可见，迫害法轮功之初，中共内部对法轮功的分歧就相当巨大了。这个分歧表现在：赞成者在搞实事求是的调查，反对者在拼凑材料意图构陷。

和政治没有丝毫瓜葛的法轮功被罗干有意的当成政治问题推到中共桌面上的正是他有意造成的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的假相。站在法轮功一方来说，去的目的就一个，就是想向中央反映对法轮功的不公对待，让中共领导人看一看法轮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可是他们对政府相信的“听话”及单纯，恰恰被公安有意的利用：由公安引领着法轮功学员围着中南海站了一圈；而安静的站立表现出来的理性风范，则被江泽民等人说成是有幕后高手的策划。

“四二五”万人大上访时，总理朱镕基曾和法轮功学员有一段对话，很能反映当时中共上层对法轮功问题的态度。朱镕基在来访的法轮功学员中，亲自指认了三个代表，并带着他们朝中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法轮功学员愕然的答道。

身为总理，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了，可是他的批示竟然有人敢扣压下来。那么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胆量？只有当时的公安部长罗干才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理的批示要经过公安才能息事宁人，而罗干正在刻意的寻找定法轮功为×教的证据，这显然是罗干借扣押朱镕基的批示向中共党魁示忠的行为。

法轮功在当时的北京可谓尽人皆知，修炼法轮功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在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中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就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中也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因为修炼法轮功本身就讲要看淡名与利，不存在地位的差别，在清华大学，老师和学生，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就在一个炼功点上。可以说，法轮功是受到修炼者的极力推崇的。

关于法轮功问题的争论虽时有发生，但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在中科院，修炼法轮功的科学家也不在少数，有些是在为李洪志先生做过对他本人功力的科学测定后走上修炼道路的。当然，反对者如何祚庥等也是有的。

按理说，分歧的存在是正常的。但是要是把这种分歧加入政治因素后就会变的不正常了，特别是利用政治的棍子对与自己意见不同者进行打击时，甚至把这种打击扩展到已经在社会上造成深远影响的一种社会现象的打击时，那个危害就是非常大的。

江泽民动手打击法轮功前，就已经对乔石所作的关于法轮功修炼者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调查怀恨在心了。这主要还是出于当年江泽民把乔石从人大委员长位置上逼退时，乔石与李瑞环、万里等人公开了当年邓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确立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的决定有关。他们曝出这一内幕的目的，就是向党内昭示这一决定的合法性，并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这个决议的做法都是非法的，实际上那也是为钳制江泽民做铺垫的。

江泽民对乔石恨之入骨，他把这种政治斗争中的仇恨也一并的转向了对乔石所推崇的法轮功了。同时，江泽民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一直没有什么政绩，在中共上层的威望根本就谈不上，和朱镕基相比相距甚远。朱镕基对法轮功学员的万人大上访的处理受到了海内外的一致好评，纷纷表示是中共走上与民众开明对话的一个标志。江泽民的妒嫉心肠由此又增加了几分。

本来江泽民对法轮功就没有好感。就法轮功自身来讲，对修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都是很高的，是以修心向善为本的。江泽民恰恰是个名利色欲都极强的人，何况自己投机钻营得来的高位又使他更加妄自尊大，他怎么会容忍得了修炼者对法轮功的推崇备至？江泽民是个听到“真、善、忍”心中就烦躁的人，何况在这之前罗干还亲自就法轮功问题向他表过忠心呢？所以说，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妒恨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本性。

就当时的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讲，除了江泽民外，都没有人主张打击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传扬之处，得到的都是赞扬之声，何况自己的亲人也有在修炼的呢？平白无故的找这个碴干啥？法轮功讲“真、善、忍”，又能祛病健身，既节省了医药费，又能为各行政企事业部门少找麻烦，真是求之不得的。做到“真、善、忍”不好吗？何况当时社会上民众对气功也都是很接受的，这不正是得民心的机会吗？

江泽民的一意孤行为何能导致对法轮功大规模迫害的发生？说起来还是中共这个极权政党的本性决定的。尽管政治局的人数是奇数，表面上是为了实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质上中共从毛时代就没有走过这个形式，完全是党魁说了算的。邓小平有一个“核心论”，明确的把江定为中共第三代领导的核心了，这个核心就是任何事都要以他为主了。同时江泽民在提出镇压法轮功时，提到的口号却又是“亡党亡国”。就这样，江泽民个人的妒嫉便自然的演化成了中共全党对法轮功的镇压。

没提出镇压法轮功时，中共内部对法轮功的认识是截然的不同。但是当镇压提出时，所有赞成法轮功的声音便被迫噤声了。包括乔石、朱镕基、伍绍祖等，因为这个镇压声音的传出是以中共的名义提出的，中共的党性对党徒的约束就自然的起了作用。

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都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对法轮功镇压的态度，这就是中共所一贯宣讲的政治觉悟。江泽民更是上蹿下跳，得意忘形。把法轮功定性为“×教”就是他在法国访问时第一次提出的。同时他在亚太经合会议上还亲自向各国元首散发诬陷法轮功的小册子，一个国家的元首竟作出如此卑贱的举动，真叫中国人汗颜。

但是真正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他们的人心没有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象钱学森，这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家中泰斗级的人物了，江泽民曾数度登门，又是慰问又是探望的，目的就是要逼迫钱老在法轮功问题上表态，但江最终未能如愿。

江是想把所有人都绑架在他迫害法轮功这架战车上的。不明真相的人可能因为中共的造谣一时糊涂，但是明了真相又不愿推波助澜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象公安部，对法轮功了解的人就有很多。原公安部部长王芳是个气功爱好者，又是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会长。1993年8月31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对李洪志大师表示感谢，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1993年9月21日，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导《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1993年12月27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又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

就公安部而言，从处长、局长到司长，有许多官员本身就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研究会的成员叶浩和李昌原来分别是公安部的副局长和处长。

迫害发生了，人们一时的噤声并不等于是赞同迫害。这些人的心里都明镜似的。表面上看不出来他们的真正态度，但是到他们办理涉及到与法轮功相关的事务时，那个态度就完全的反映出来了。

公安部2005年4月9日颁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最新的一个正式文件。在这个通知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分别是1）呼喊派；2）门徒会；3）全范围会；4）灵灵教；5）新约教会；6）观音法门；7）主神教。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被立王；2）统一教；3）三班仆人派；4）灵仙真佛宗；5）天父的女儿；6）达米宣教会；7）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

公安部在认定邪教组织时，明确阐明是根据《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后下发的这个通知。非常明确的是，并没有把法轮功作为邪教组织认定在其中。这说明什么？不但是公安部，连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是一种佛家气功，是叫人向善做好人的功法。他们或者不愿意颠倒黑白，或者在用实际行动给自己留后路。虽说后来，公安部从网站上撤下了39号文件，但是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不少检察官和法官也开始认真认识法轮功问题了。

江泽民的妒嫉和偏执使得他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陷的越来越深，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这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随着对法轮功的打击加大，中共内部要求正确对待法轮功的呼声和对迫害的抵制也在传递和扩散着，这是最令江感到害怕的。一方面迫害的责任完全在他，另一方面迫害的毫无理性也越来越突显出来。万一对法轮功平反了怎么办？那必定是他政治生命的彻底终结。江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下场。

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爬到中共最高权力的江泽民也非常清楚“六四”血案得不到平反的原因，那就是血案太过惨烈，即使做错了也要让它一直错下去。在法轮功问题上，江在摆脱不掉的情况下也在想着用手中的权力把法轮功问题做成死案，以至做到没人敢过问的程度。

中共的体制及本性也导致党徒们唯上是从，只要是党魁发出的指令，那就是中共的命令，何况江也是借助着中共这个政党对法轮功展开打压的呢。江派势力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不但积极的投入，还在威胁着全党参与。薄熙来在辽宁大连市时亲自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的整”，徐光春在宣传上对江的作用也促使江升他为河南省省委书记，吴官正在山东打击法轮功卖力，江便准许他进了中共政治局常委。

江更希望看到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他在迫害法轮功上的支持，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没交出权力之前就清楚中共内部对他迫害法轮功的反感者大有人在，他最怕的是人家借法轮功问题来整他。江下台之前安置的亲信无一不是为了保障能够在法轮功问题上保持高压之势的亲信。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执政过程中，江明知二人不可能为己所用，也在利用着手中的势力给世界制造胡与温和他站在同一战壕的假相。所以当胡、温出访时，江派的势力就在海外故意制造针对法轮功的流血事端。

作为胡温来讲也早已看到法轮功问题正是江的死穴，也同时看到他们执政最大的问题，也是根本就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法轮功的问题。因为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太多，打击的惨烈对中共力量的牵扯等于是在空耗中共的生命。作为受到迫害的法轮功个人来讲，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对迫害他们的责任人提出控诉是完全合理和应该的，可是这样的控诉就涉及到了中共的政策了，就涉及到了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了，往深处看，那就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同时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也都不会答应对法轮功的处理只是象征性的处理，那需要让迫害的元凶接受法庭的审判的。

法轮功问题涉及的有多深？迫害致死者达三千多人，被活摘了器官以牟暴利而致死的更是不计其数，目前也无法统计，非法判刑、劳教、关进不同形式的洗脑班者能达到百万以上，致残者、关入精神病院或黑监狱者、涉及的数百种酷刑等，这一切都令中共无法直面它自己进行的迫害。中共内部几乎各级党政系统都参与了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江泽民亲手制造的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已经达到了令中共内部任何人都不敢为其平反的地步，谁敢平反，就等于引燃中共内部的火拼。

在法轮功问题上，江泽民把中共和自己绑在一起的目的是达到了，他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永享太平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反迫害是多么的彻底，那可不只是把迫害的直接责任者告上海外法庭那么简单，法轮功在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以制止迫害的情况下，被迫走出了“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的反迫害之路。

法轮功学员创作的旨在解体中共的《九评共产党》一书，直击中共的七寸。《九评》把中共的本质完全揭开，世人通过《九评》明白了中国人苦难的根源；三退大潮（“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的兴起，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已有七千多万人退出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面对法轮功和平解体中共的三退活动，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中共提出破解的招数。

随着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世人也逐渐的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对法轮功打击的参与者、执行者与幕后策划者也越来越多的被揭露了出来。海外法庭对追随江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也在进行着法庭的调查和裁决……法轮功的反迫害在解体中共的同时，也在把迫害参与者逐渐揭露出来。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法轮功学员广泛深入地讲真相，世人也已经到了评定一个人好和坏的标准就看其对法轮功态度如何的程度了，中共高层对法轮功认识的分歧也正在被人用好和坏的标准评析着。中共是在把法轮功提升到政治的高度进行打压和鉴别是否忠于党的标准的，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是在用普遍的人性来衡量这些人的：打击了“真、善、忍”，你就是坏人，谁管你什么政治不政治的；支持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的，就是一个有人性者，那就是一个好人了，就这么简单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