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在澳洲墨尔本纪念“四.二五”十一周年的“勇气长城”活动中，我见到了梁琳达女士。讲起曾亲身经历过的天津教育学院事件，她似乎又回到了记忆中。
一瓶矿泉水 感人至深
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发表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何在该文再次引述了九八年曾在北京电视台报道的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批判法轮功。
文章发表后天津法轮功学员以亲身体会，并依据国家《出版管理条例》，于四月十八至二十四日向杂志社编辑部、教育学院和相关机构和平澄清事实。该条例规定： “报纸、期刊发表的作品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有权要求更正或者答辩，有关出版单位应当在其近期出版的报纸、期刊上予以发表；拒绝发表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本着澄清事实的目的，从四月十八日开始陆续就有学员到天津教育学院反映真实情况，希望编辑部能够了解事实之后作出更正。
四月二十一日一早，琳达乘车从当时就读的学校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天津科技大学）赶往从未去过的天津教育学院。“我下了公共汽车后，一眼就看到了胸前佩戴着小法轮章的人们。马路对面有人在排队买早点，我心里一亮，‘那肯定也是同修！’因为在国内其他群体根本看不到排队这样的场景。”凭直觉，她想教育学院应该在马路对面，穿过马路后，在向右拐的路口她看到了教育学院的招牌及马路两侧静静站着的学员，“大门左侧停放的警车和这些平和的人们显得非常不协调，甚至有些阴森，”她回忆着，“那时根本就看不到其它车辆通过。”
院里几乎站满了学员，有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怀抱婴儿的年轻妈妈。大家或静静站着，或在看书，整个的气氛很祥和。琳达回忆，这种场面使自己这个新学员很受震撼，“我记得那天穿着高跟鞋，站了一上午，感觉脚有些痛，于是我试图蹲下去歇歇脚儿，可蹲下去的瞬间，我突然感到有种莫名的羞愧。”
“我还清楚记得那天天气很热，不知道谁在哪里弄来一瓶水，于是这瓶水在人群中传了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个人打开。有的学员从十八日就赶过来了，也就是说已经站了四天。周围没一个认识的人，我却没有丝毫陌生感，整个教育学院都被这个祥和的场笼罩。”
天津警察催促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
就在出版社方面了解事实，正准备发声明更正错误之际，四月二十三、四日，形势骤然变化。天津市公安局连续两天动用防暴警察，对这个善良、平和的群体进行驱散、殴打，并导致部份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名学员被当场抓捕。琳达所在读书点上的一位阿姨讲了亲眼目睹的天津公安施暴过程，“二十三日下午五时左右，和平公安分局开始宣布法轮功学员‘聚众静坐’违反了国家宪法，晚上八点左右，约三四百名调集来的警察开始清场。他们大声叫骂着：‘快走！快走！’门口一位学员的小孩吓得直哭。院里一位老阿姨不走，一个警察冲过来把她头巾摘下蒙住脸，另外四个警察抓住她双手双脚向院外拖，外裤都几乎被撕扯掉。另一警察大喊：‘不走一会儿就这样！’楼前的两名学员被拖走时，还被摔倒在地，几个警察围着又踢又打。有的学员直接被抓上了门口停着的警车。”
除了抓走现场的学员外，警察对呆在家里的学员也进行了抓捕。当一些法轮功学员要求放人时，被天津市政府告知此事由北京公安部直接介入，没有北京授权无法释放被拘捕的学员。天津市政府信访局同时告诉天津学员：“这是上面的决定。你们有什么意见走正常上访渠道，到天津政府上一级机关──就是中央，你们去那上访。”
这就是令世界侧目的九九年“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的由来。
党委书记话中有话 镇压早已预谋在先
“四.二五”后，系里的党支部书记找到琳达，告诉她如果继续炼法轮功，就要被开除团籍，并让她写思想汇报。“我没写不修炼的保证，反而给他讲起我修炼后的变化。其实我知道他在找我之前肯定也从专业老师那里了解了我，他应该很清楚我的变化。”
“九八年五月我第一次看了《转法轮》，但直到九月才到炼功点去炼功。在大三前我在班里学习属于中等偏下，而且经常逃课，有的课连三分之二都没上。因为我们专业学生较多，经常一起上大课，任课老师也对不上号儿。”自从她得法后，从未得到老师赏识的她在大四上学期令所有的专业课老师刮目相看，“在毕业设计的时候，我是老师主动挑选、要直接带的学生之一，也是班里少数被挑到全系论文答辩的学生之一。”当时的校园炼功点上，琳达负责拿录音机，每天准时和大家一起到学校的操场上炼功。
几个回合来往后，系书记看她不为所动，扔下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别看你现在说炼，两个月后，相信不用我找你，你自己就不会炼了。”直到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全国范围内镇压法轮功，她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其实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蓄谋已久的，只是在给迫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蒙蔽中国百姓以及全球人士。”
颠沛流离 只为守住心中的光明
二零零八年七月，梁女士及家人来到澳洲墨尔本，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开始真正享有了自由炼功、自由的信仰的权利。
九年中，她和同为法轮功学员的先生聚少离多，他们辗转了三个城市、四次丢掉工作、同时亲历五名身边同修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致残、被非法关押。她的表姐夫一家都修炼，十一口的家庭抓的抓、判的判，最后只剩下了老人和两个孩子。“姐夫原来是位盲人，修炼后恢复了视力，再也不用吃药了。然而零四年底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关在内蒙的监狱里。狱警强迫他长时间下蹲，结果眼球脱水，几乎掉出来，最后不得不放他回家。”回到赤峰农村后，琳达曾去他家看望他，看着空空如也、家徒四壁的那个遮风的地方，她几乎掉下泪来。“他们所有的收入是每年一万斤玉米的卖款。”真正让她感动的是姐夫在迫害面前对于迫害的淡然，对于生死的置之度外，对师父和大法的坚定的信念。
来海外第一次参加法轮功“七.二零”反迫害纪念活动时，她自告奋勇扮演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在祥和的《普度》音乐中，她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想起了国内的同修，想起了我的亲人。听着这么祥和的音乐，我在想：这么好的功法，这么好的一群人，为什么要受到迫害？”
如今，琳达最大的愿望是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也能够像她一样享有炼功的自由，同时受毒害的华人同胞能够早日走出谎言，“我会做的更好，”说到这里，她腼腆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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