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苦精進　兑现誓约

【圆明网】我从二零零八年三月开始参与新唐人电视新闻，到二零零九年五月辞去常人工作，成为新唐人电视台多伦多记者站的一名全职记者，到今天，在这期间，我体会到师父为大法弟子们准备的这个救人的法器威力无比，深感在这伟大历史進程中能走在新唐人这条证实大法的路上无比荣幸。下面，我就向师父和同修汇报自己在这两年中的修炼情况。
劳其筋骨 苦其心志

虽然我在做常人时就对电视新闻感兴趣，认为它是最有力的社会公器，但是我学的和干的都和电视相差十万八千里还不止，在新唐人做记者这个往出冲的过程浸透了苦乐。

我真正动心走進新唐人，是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有幸在美国新唐人全球大会上听到师父讲法之后。开始我只是一周去一、两次，翻译CBC的素材写一篇新闻，作为主播拍摄一二分钟长的《北美简讯》。那是多伦多记者站最萧条的时期，原来的记者有的去了美国，有的改做节目，有的去了别的项目组，新闻处于半瘫痪状态。二零零八年初电视台协调人对我说，你来做记者吧。我当时刚好在换工作的空当，就答应了。于是我和另一位刚学摄影的新学员搭档，开始隔三差五地出去采新闻。

但电视台似乎不是一般的地方，对新来的人，机器都不好好跟你配合。不是这出问题，就是那有毛病。我心想，连机器都欺生啊，可能是在考验我，看能不能坚持下去。一段时间后，等我把做新闻常用的软件和设备都熟悉了，它们也就不经常为难我了。这第一关算是过去了。

可是，写稿这一关却不好过。我从小到大写作文都咬笔头，刚开始要完成这两、三百字的电视新闻稿，就跟要了我的命一般，坐那几个小时也理不出个头绪。几乎每次写稿都是憋的脑袋生疼，想不起来很难受的时候，灵感也没来。那时，做新闻熬夜是家常便饭，白天采访完，回来吭哧吭哧的敲键盘，写了改，改了写，还要加上采访的内容，好不容易定了稿配了音，再一刀一刀的剪辑。一分半钟的新闻经常要花八、九个小时才能做出来，完成一条新闻就跟脱层皮似的。以至于我常常带着一丝恐惧感出门去采新闻，因为知道又有一次痛苦的经历在等着自己。

但最苦的还不是这种“劳其筋骨”的磨炼，而是在孤独无望中“苦其心志”的坚持。那时台里的其它几个节目人气渐旺，但新闻组只有我和搭档两个半路出家的初学者在苦苦的支撑着。自己从零开始学做记者，经常找不到人商量，做出的新闻也没人指点，只好自己琢磨。最好的老师就是CBC、CTV这些主流电视台的新闻。学习的过程就是用心揣摩他们语言，他们的镜头和他们的剪辑。这一点一滴的积累，让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我慢慢对新闻开窍了。但是在自己提高的同时，电视台的新闻依然看不到任何方向。没有人交流，没有人愿意加入，打一圈电话也找不到人做新闻。有好几次我问自己，那么多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要坚持。这时我总会想起师父的法“为谁而修”，我不是悟到新唐人重要又缺人干才加入的吗？没有人做我就要放弃吗？我是为别人而修吗？感到孤立无助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师父点悟你加入新唐人，你不就是对师父有承诺吗，怎么能够轻言放弃。我就坚定了继续做新唐人新闻的决心。

在学中做 在做中提高

二零零八年九月新唐人在加拿大安省落地，这成为多伦多记者站的一个转折点。为了提高收视率，二零零九年四月，台里决心突破长期以来的瓶颈，建立全职新闻队伍，制作每天十分钟的《加拿大新闻》。我辞去常人工作，成了四名全职员工中的社区记者，又开始面临新的难关。

如果说原来做新闻好比是自娱自乐，外界压力很小，现在每天十分钟新闻就必须得真刀真枪的干了。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好象不会做新闻了。原来采访的新闻不是大法活动就是和讲真相有关的，多少知道一些，但现在天天报道的都是常人的事情，一出去接触社会才发现自己对社会了解的太少太少，要学的太多太多。原来好不容易觉得能写出象样的稿子了，现在和其它中文电视台一比较，才发现自己的新闻总象给主办方做宣传，抓不住重点，语言太刻板，观众不爱看。原来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新闻了，可现在要每天连续制作新闻节目，才发现看待新闻的角度和要求完全不同于报道孤立事件。一下子觉得和人家专业的新闻怎么差距那么大啊，内心真是无比焦急。怎么才能更快提高呢？没有别的办法，在学中做，在做中提高。我们没有专业人才，但用心学习，踏踏实实的去练，我们就能成为专业人才。

每次外出采访，我就偷偷留意别的媒体怎么做。看他们在不同的新闻事件场合，怎么安排时间，找什么样的人采访，问什么样的问题，记者和摄影师怎么配合，选什么地方做记者的出镜报道。尤其是和主流媒体一起采访时，更能从他们的记者和摄影师那里学到专业的做法。回来后，自己再慢慢琢磨为什么人家当时那样处理，哪些情况可以这样处理。做完新闻后，也要对照别的中文媒体，尤其是对照另外两家电视台的报道，看他们引用了采访者的哪句话，用什么样的语言，从什么角度，怎么把这件事情讲明白。

就这样，我在点点滴滴的积累中不知不觉的提高。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新闻现场把握时机的能力比其他媒体的记者表现得还好；在许多记者一起采访时，自己成了那个主导提问方向的记者；现在写稿再也不需要绞尽脑汁而是增添了许多自信；现在做新闻可以尝试探讨问题和现象而不再仅仅是报道消息；新闻的可看性已经大大提高。前不久有一位同修对我说，“你们现在的新闻做得真不错，报道老百姓身边的事情，我不修炼的太太都经常看。”同修的鼓励让我们非常欣慰，同时觉得应该做得更好。

电视台是师父赋予我们大法弟子的法器。要把新唐人办成常人喜闻乐见的电视台，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努力做好《加拿大新闻》，也是为了救度这一方有缘人。

突破社区 初显成效

多伦多成立新唐人虽然经有好几年，但在二零零九年之前并没有真正和社区接触，知道我们的人不多，我们的朋友就更少。我们在有五十万华人的大多伦多地区如同飘在水面的浮萍，没有扎下根去。作为唯一的全职社区记者，台里寄望于我去打开华人社区，这个难度远远超过了做好新闻的难度。但好在台里方向明确，现在有团队的共同努力，我也就毫不犹豫的一头扎進了广阔而陌生的社区。

因为缺乏基础，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收不到任何采访通知，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大纪元。从何入手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点一点的啃。开始好几个月，我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除了完成当天的新闻，其余大量时间全部泡在网上，从多伦多的各种中文媒体中发掘新闻线索。华人社区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我们知道了就去采访，过程中就会认识更多的人。有时我只需要打个电话去自报家门，对方就会把我们加到他的媒体名单上；但有时一个关系的建立却需要反复若干次。比如去年社区中有一个热点案件，对方好几次发媒体通告都漏掉了新唐人，我每次都提醒对方把我们加進联系名单，同时把我们做的新闻发给对方看。有时活动在周末我们也坚持去报道。见面的次数多了，终于有一次对方记得了我的名字，也终于记得把我们加到他的媒体名单上。偶尔也会有干扰，最离谱的一次，我连续几次收不到对方发的采访通知，后来发现，竟然是因为对方把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少写了一个字母。

只要心怀正念，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形式去做，事情就会改变。社区中有一些亲共人士和团体对新唐人避之而不及。有一名对新唐人不知情的华裔移民律师，在接受完我的采访后被助手告知我们和法轮功有关系，他立即表示采访不能用，因为他在大陆有很多生意，不想惹麻烦。后来在另一个场合我又遇见这名律师，他试图阻拦他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一位联邦国会议员接受我的采访。我礼貌的站在一旁等待这名议员做出决定，同时一边对他发正念，你能够被新唐人采访是你的福份，能上大法弟子的媒体你就多了一分被救度的希望，千万不要做出让你生命后悔的决定。后来这名议员接受了我的采访。

还有一个年轻人，我在报道与他有关的热点案件时想联系他采访。他却首先问我新唐人是不是讲法轮功的。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我做的一些社区新闻发给他看，消除了他的戒备。后来得知他喜欢冰球，我特意去报道了他参加的冰球比赛。他看了新闻说做得很好。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把我当成了朋友。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告诉他真相，但已经为日后他明白真相打下了基础。一些人开始对新唐人排斥，后来总在社区里碰面，慢慢对我们的态度也在转变。

新唐人作为一个媒体，关心社区关心的事情，就会拉近和社区的距离。我们体现出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就会得到社区的肯定。当唐人街的商户和警察局长探讨防止偷盗时，别的媒体没有去，而我们去了，还给他们出主意，商户很感谢，说我要订你们台；当新闻会结束后别的媒体都离开了，我们还在向主办方了解情况时，对方称赞我们很敬业，问怎么收看新唐人。还有一位华裔律师主动对我说，不管怎样，法轮功应该有信仰自由，中国政府打压你们没有道理。

就在写稿件的这几天，一个被多伦多所有中文媒体报道过的遭遇不幸的大陆新移民，把自己的新情况单单告诉了我，让我们去报道。现在，和我们建立起联系的社团在一个个增加，我们的朋友也一个个多起来。尽管我们接触到的社区仍然很有限，还有巨大的人群等着我们去结缘，但我们明显感到，在和电视台其他小组的共同努力下，华人社区这块坚冰正在一点一点被我们融化。

随着我们在社区越来越多的出现，新唐人的影响力也渐渐显露出来。由于我们紧跟一些社会热点事件的报道，新唐人的话筒无法回避的出现在其它媒体的画面中。有两次，CTV的记者就是从别的媒体上看见新唐人的话筒，才找到我们给他们提供华人社区新闻的画面，并且在一个轰动多伦多的华人新闻中，CTV还把我们的记者作为这个问题的专家请到他们的演播室去進行现场访问。在收视率很高的时段，新唐人的记者出现在加拿大第二大的电视台，被全加拿大的观众收看，这个宣传力度可想而知的。而这也是我们坚持突破社区换来的成果，令人鼓舞。

揭露邪恶 讲清真相

在社区中有时表面上是采访新闻，实际上在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我们借助新唐人电视这个威力无比的法器，不发一言即已起到了揭露邪恶的作用。一次我接到商会替一个社团发来的通知，在多伦多市府大楼会议室举行一个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到那后，活动主办方的负责人却蛮横无理的要求我们离开。给我发通知的商会秘书完全没有料到发生这样的事情，她很不好意思的向我解释，这个活动要从中领馆申请经费，还想从大陆请人来参加。我明白之后，正告那个负责人，自己受到邀请来做报道，让我离开毫无道理，而且这是市府会议室，公共场所，任何人都无权让媒体离开。我要求对方解释为何不欢迎新唐人。对方理屈词穷，最后只好宣布取消新闻发布会。当时所有在场的媒体都感到愕然。一个西人摄影师对我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不过他明白是什么原因。通知我去的商会秘书一个劲向我道歉，而主办方的一些人也显得非常尴尬。整件事情，我们没有提到一句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存在那里时，邪恶就已经被曝光。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尤其是中领馆直接参与的活动。当意外发现新唐人在场时，恶人简直惊恐万状，或者临时下达禁止拍摄的命令，或者百般阻挠我们的工作。这也让同行的其它一些媒体感到不可理喻。无形之中就揭露了邪恶。这正如师父说的，“中共邪党什么也不做还好点，它们一干什么事就是丑事、就是败事。”（《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

我们在社区中遇到的任何人都是我们的有缘人，时机成熟了，师父就会安排他们来听真相，其中就包括其他媒体的同行。

开始出现在社区时，别的中文媒体记者，我一个也不认识，也没有谁和我说话。不过没关系，你们不理我，我理你们，我就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介绍自己。他们谁也没说什么，可是我能感觉到有许多眼睛在暗暗观察我，他们在看这个法轮功的人来这里做什么？我心里说，我是师父派来救你们的人。可表面上，我就做自己该做的事，和他们一样做笔记，采访，有不懂的事情，我就虚心向他们请教，他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也热情帮助他们。一来二去，慢慢和记者们就熟了起来。当他们发现，这个法轮功的记者对一些事情还蛮了解的，对一些事情甚至了解得比他们还清楚，这时他们看我的眼光就象看一个同行而不是看一个法轮功了。而我从没有主动向他们提起过法轮功。直到有一次去采访一个法庭的案子，当中要等一个小时。一个中文电视台的记者就和我聊了起来。而对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最喜欢问我的那个问题：新唐人和法轮功是什么关系。我心里暗暗感谢师父安排了这个机会让对方来听真相。于是我也坦然和他讲起了法轮功和自己的修炼。后来师父又安排了类似的机会让另一个中文电视台的记者听我讲了真相。现在，我同这些中文媒体的记者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两位听过真相的记者还时常和我互通信息。其中一位记者对我说，中共是没有希望了，你们好好干，替我们多干些。

在这一年中，我深深体会到，常人干媒体，或是出于生计，或是出于兴趣，再敬业也都是为了自己。而我们大法弟子做媒体不是为了自己，我们能不计个人得失的真正的去付出，我们是用心在做媒体，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和他们做得一样好，而且我们最终会比他们都做得好，因为人类社会这个舞台是为我们大法弟子准备的。我们在随师正法的过程中，一定也必须走出这条路来。

执着暴露 提高心性

在这个苦乐交加的过程中，师父一次次的将我没修去的各种执著暴露出来，不断给我机会让我在新的环境中提升自己的境界。

兼职做记者时，基本上只和摄影师搭档接触得多，修炼环境比较简单，似乎只要能吃苦，能坚持就算修过来了。但成立新闻组全职做记者后，每天和同修朝夕相处，也就产生了人心的魔炼。这时，我平日隐藏的毛病也渐渐表现了出来。

落地之后，电视台的发展对新闻组专业化的要求变得非常突出。不仅新闻制作要专业化，工作流程、管理都要达到专业化。组里的每个人都在努力，但因为对专业化的理解和要求不尽相同，各自努力用心的程度也不相同，再加上每个人的习性特点也不同，就产生了矛盾。

我的个性有点死脑筋，直线思维，不够圆容，容易看重一点不顾其余。《加拿大新闻》开播后，我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吃饭、走路，甚至睡觉都在琢磨如何做好新闻，对新闻的质量很看重，对别人要求也很高。同修有了过失自己不能宽容，觉得自己有道理就要求别人全盘接受，事情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就不高兴就抱怨，有时还说话咄咄逼人，语气和态度都很不好。开始我完全没认识到，还觉得自己是对工作负责严格要求。但很快，有同修受不了了，来和我交流，说你这样下去，我们都呆不了了，新闻组就要散了。我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可是长期养成的习惯要一下子改变还真不容易。而做新闻每天都是新东西，每天都面临压力和挑战，紧张的工作，常使得自己不能静心学法、炼功、发正念。不能保持修炼人状态，就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有阵子觉得跟同修的关系都紧张了。

其中给我最大的一次心性魔炼是在今年一月份的神韵报道期间。那是我第一次担任神韵报道的主编工作，在安排记者、审稿和时效性方面都有做得不尽人意的地方。我当即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及时和同修交流，沟通，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保质保量的超额完成了报道任务。当时我在媒体中心发正念，泪流满面的感谢师父给了我自省和弥补的机会，并决心下次做好。正当我踌躇满志的准备着下一个城市的报道工作时，协调人突然告诉我要换别人去，而且没有给出使我信服的理由。我一下子感到自己长期以来全身心付出的所有的努力完全没有得到承认，而且不被信任，只觉的当头一棒几乎要把自己击倒。

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这件事情而内心不能平静，联想到以前神韵报道发生在另一位同修身上的事情，我差点有了退出的念头。但心中那个兑现誓约的想法又一次让我顶住了压力。我强迫自己放下这颗埋怨的心，不管怎样，神韵报道本身很成功，这是最重要的，谁去报道并不重要。就算自己对了，别人错了，可这人间的理却是反理，自己抱着一个强烈的执著心不放，还是修炼人吗？还有，修炼人不得有大忍之心吗？即使受了天大的委屈，所有人都误解，不也得要忍吗？何况这点事，还不能忍吗？计较什么呢？

当时是硬着头皮勉强过了这关。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觉得自己受到伤害的心，不也是太看重自我了吗？如果修到无私无我的境界，这样的事可能一笑了之，就过去了。可能没有那个心，也就不会遇到那样的事。

也许是师父看到我这颗想把新唐人新闻做好的心还算坚定，所以一直给我机会提高。这两年来，我感觉几乎是被师父的正法進程推着在往前冲。

能够有幸成为兑现誓约的大法弟子，成为这留给未来人的历史的缔造者之一。我愿与所有同修谨记师尊的教诲：“电视不但要办好，而且要办的越来越正规。大法弟子圆满了，你们要把它交给法正人间时的人们，成为未来人类的文化，那你们就得把它做好。”（《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

（二零一零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