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法轮功学员祁丽君十年遭受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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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网】我叫祁丽君,一九五一年出生,家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是甘肃省医药进出口保健品公司职工。一九九五年底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学法后,因患产后风而在冬天不得不一直戴着的加厚的帽子从此不用再戴了,身体得到康复。

祁丽君(二零零九年八月)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单位总务科和拱星墩派出所一起把我骗到伏龙坪的一所学校非法关押一天,强迫我在一张保证书上签字后,单位中共党委书记马科和居委会主任把我接回家。

遭绑架、抄家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日晚九点半左右,我与杨庆汝正离开矿灯厂居住小区时,被躲在门外的便衣冲进来打倒在地,他们同时抢去我的包,包内有摩托罗拉手机一部和一大串钥匙。随后又涌进来十几个大块头的便衣,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在屋里面翻,同时把另外三个同修(马勇、王文忠、张振敏)也从里屋抓出来,马勇头部流着鲜血,他们铐上我们五人,抄完那一个住所,就给我们每个人头上套上黑塑料袋,两个便衣架一个带到院子塞进准备好的车里。不知他们把丛秋滋从啥地方也抓到这辆车上,然后把我们拉到了渭源路派出所,把我和杨庆汝关在一个办公室。大约子时,来了个身高约一米六五的皮肤较黑的便衣,把我单独一人押下一楼,又上了一辆吉普车(车上共坐着五人)。

车行驶在中医学院门口时,我才明白是去抄我家的。到家了,孩子不在家,进不了门。便衣一脸邪气,我告诉他我身上没有钥匙,他不听,从我裤兜里抢去四百一十元现金,然后装模做样在门外楼梯找钥匙,我说谁会把钥匙放在这些地方呢。折腾够了,在楼梯上留人守候,又把我送回派出所四楼另外一个有床的房间,并把我反铐在床头上。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又来了个便衣要给我录像,当时我不予配合,他们没得逞只好走了。后来,又来了一个大块头的便衣,坐在沙发上说这是你的四百一十元钱就放在桌子上,钱没给我,也没给我收据,这四百一十元钱就被他们非法占为己有了。

我们在这里被非法关押了大概十五个小时,直到五月三日下午派出所上班后,叫我们下楼不知又要去哪里。在下四楼台阶时同修告诉我,挂在我家里的师尊法像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放着,我无法知道他们在我家抢走了哪些东西,也不知孩子回家了没有。

兰州市第一看守所的奴役、倒挂和背铐

我们被拉到省妇幼保健院体检,我们都不配合,就这样又被送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我们三个女的被关到十五队,在十五队院子里又被脱衣搜身,皮鞋、皮带也被拿走。我被分到七号室,号长问话了解家里的情况,又说新来的要搞室内卫生直到再有新来的才能换。当时给我了一双鞋,穿上后才发现是漏底的,所以以后我的脚经常是湿的。

那里的环境非常差,十八个人挤在大约十五平方米的屋子里,上下通铺,下铺睡十二个人是头与脚打颠倒的睡,晚上起夜离铺之后就挤不进去了。上铺的一铺是号长的睡位,约一米,二铺、三铺睡位不到一米,后面的就挤一些,但比下铺要好一点。在这里让你明白什么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处境了。实在睡不下时就打地铺睡。如果没活干,早上按点起床收拾之后所有号室的人都坐在各自门口的地上,不让走动,不让说话,一直坐到午饭,饭后睡起来时,又继续坐到晚饭,晚饭后行动稍自由点,但法轮功学员除外,他们被多人监视。晚上8:30——9:00关号室门休息,房子小抽烟使屋内空气更加浑浊,如果白天干活时完不成任务的,晚上就要被罚,吊挂起来,挂的姿势是头朝下背贴墙双手贴墙,这样的话整个后背都是贴在墙上的,谁听见要被挂,吓得直哆嗦,但无选择的权利。

五月之后,先是摘洗百合,把洗净的百合下午五时由厂家收回,烘干成百合干。但洗的百合能卫生吗?洗百合的盆子什么都洗,所以有条件的在押人员都告诉家人百合干,瓜子仁都不能买。百合干做完了又开始嗑瓜子,这里的在押人员嗑大板瓜子嗑坏了牙,嗑的嘴唇发红发炎,指尖剥瓜子仁,剥的指甲缝流血流脓,指尖肿疼难忍,完不成规定的任务,若嗑不够斤两的还得赔钱或挨挂。这期间我被多次提审,但警方从未提过抄家的事。

由于洗百合双手一直在凉水里泡着,手指发白,时间长了渗得关节肿疼等。每日喝口开水得号长同意,两壶开水十七、八个人喝,每人能喝上几口呢?渴了只好喝水管里的生水,这种水经沉淀之后,杯底是一层细细的小红沙粒。由于生存条件太差,许多在押人员长期不来例假,指甲增厚,指甲缝处皴裂长期不好,有的人明显早衰,有的因各方面原因双腿失去力量,走路得扶人或扶墙,有的已想早点去监狱服刑。到监狱服刑还得先交五百元钱才能去,少于五百元还去不了,只有在这煎熬。

家人要接见,还要付接见费一百元至五百元不等,接见回来,家人给买的东西先由一号室(一号室住的是关系户,比较自由)的人挑选,然后给号长上贡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没条件接见的人,外面家人送的啥东西不知道,一号室的人若看不上才能送到手的,若好一点的东西本人根本就拿不上,这里黑得让人发怵。还有如果在一所发生大的事就把所有号室的门关上,门上的小窗也关上,怕让大家知道,警察忘了中国有句名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论谁干了什么,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给法轮功学员张振敏戴大镣时就关上了所有号室的门窗,当我知道后就喊:“法轮大法好”,被号长陈琳捂住嘴,另外一个抱住我。

还有在押人员柴春兰用开水自烫,另一个把热水壶胆砸碎吞下等。为什么她们要自残呢?这里面又有多少冤情数不胜数。

九月下旬,我们被转入兰州市第二看守所一区一楼,警察为了稳定情绪,伙食还不错,后来因在押人员有浪费馒头的现象,使其他在押人员受罪,吃的是酸得倒牙的馍,面条一勺只有八、九根,这种状况持续了好长时间。有一天,正好管伙食的警察来问伙食如何,有个在押人员冒着天胆反映情况,这才结束了这场灾难。每天还要完成拣动物毛,女队分拣几天后就开始拣大板瓜子,为了补够所短缺的数量,晚上偷着在已拣好的大板瓜子里掺土掺水来弥补短缺的数量,为什么会短缺呢?短缺的数量不是小数字,短缺的瓜子到哪儿去了?这种缺德事正是看守所逼着在押人员干的,只有苍天明了此事。

十月底,我们提出没有犯罪,拒绝参加定额的劳动,在陈所长带领下给我们五人强行戴上了后背穿的大镣,就是双手反铐上,铐是用钢筋自制的,上面用白布缠上卡紧双手腕上下不松动,然后再戴上脚镣,在后背用一根不太长的铁丝上下连山,被迫害者无法站立、坐、睡。警察让全号室的人都参与把绝食者按倒,非常野蛮地强行灌食。在号长陈琳的唆使下,犯人把兰州市七里河区四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秋香在戴镣期间,四人抬起,然后摔在地上,肩膀摔坏,后来搬到二楼四区。法轮功学员不参与点名、报数,陈琳唆使在押犯人打她们,所有这些恶行全部在房间里运作。

打击牢头狱霸是口号,受剥挨打的是没法给上贡的,犯人张皓蒙上被子打残疾在押犯哑女长时间之后,赵队长在监控器上看到后,从办公室过来把哑女调到别的号室,这事就不了了之。还有牛红号长把一个甘草店的在押犯折磨得精神恍惚,有些号长想着法折磨别的在押犯人。打还算轻的,借口完不成任务折磨那是家常便饭了。那些言行自由的犯人利用便利条件向前来看望我们的家属索要现金,自己独吞。陈琳不知用什么方法索骗现金七、八千元带出了二所。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日是星期天,天阴着,我们突然在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情况下被秘密非法开庭。在城关法院二楼,当局把窗户关上怕外面的人听见,无理取消为丛秋滋辩护的律师。我们几个在没有律师为我们辩护的情况下自辩,他们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不到一个小时就匆匆结束了。过了不知有多长时间,城关法院的人来让我们在判决书上签字,我们六人拒签,先后上诉,都被驳回,维持原判,我被非法重判十年。

甘肃省女子监狱的奴役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我们就被非法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入监队继续遭受迫害。入监第一天我们被剥光衣服搜身,裤头也不放过,卫生纸卷全部拉开,整包洗衣粉全部打开倒在盆里检查。过了一个星期,又抓来了法轮功学员,把我们便匆忙分到各监区。

我到六监区当天下午干活到第二天早晨四点,收工小休一会儿,六点又开始第二天的劳动。劳动时间超长,长时间不休息,手脚不利索的,时间少顾不上洗漱,臭气熏人。有人服刑几年被子没有拉开睡过,因为每天的被褥都要叠成平整的四条线,她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加上时间太紧张,别人也帮不上忙,只能委屈自己每天蜷曲在小被褥里几年。

六监区劳动分两大类,楼上的干零活,主要加工各种纸袋、筷子套、装餐巾纸、牙签袋、装牙签等,有时还要剥蒜。胶味、蒜味熏得人头昏脑涨。所干的活都是费时费力又费工,且含金量过低,这就加长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对每个法轮功学员多人包夹,寸步不离,上厕所都守在眼前。

另一类下车间,下车间的主要是剪民族帽,在电脑完成制作工艺之后的最后一道工序。把每顶帽子要剪干净,一类任务二百八十顶,二类二百三十顶,要完成任务难度大,多数人完不成,这小小的帽子可以剪死人的。帽子里线头多如乱麻,剪起来费工费时,完成任务困难,帽子稍干净点,剪起来就比较容易。相对来讲,完成任务就有希望。如果验收不公平的,有意刁难的话,那你的日子就难熬了。

曾有回民犯人马振兰帽子剪得还算干净,不知什么原因却遭到验收员徐建贞的拒收,马振兰思想压力太大,最后被弄得神志混乱,打发到楼上去了。犯人张莲莲完不成任务把自己挂在五监区外面的窗户上一死百了。后来人们讲她为人诚实,无人探望,死后换衣服时才发现她的内裤破烂不堪。另一个犯人臧佩环也是没有亲属探望,劳动强度又大,两乳房各长一个瘤子,得不到治疗,疼痛难熬,最后从四楼办公室窗户坠楼身亡,结束了四十多岁的凄惨生命。好死不如赖活着,谁愿意去死呀,没法子。

所有完不成剪帽任务的,把帽子拿到监区大厅里继续剪,啥时剪完了才能回监室睡觉。一般的情况下是晚上9:30锁监室,每层监厅里都有两名服刑人员值夜班,厂部规定晚上不让加班,但监区为了让服刑犯完成劳动任务,把帽子从车间拿到监区大厅里来剪。大厅里灯的亮度不够,剪帽子又太费眼神,帽子剪破了还要受罚。没有休息日,大家盼望着活少点就可以洗衣服搞卫生了。

大约二零零六年初,监狱把六监区在车间剪帽子的人留在五监区了,五监区主要制作电脑绣花民族帽的全部工艺,剪帽子是最后一道工艺。六监区就剩下在五楼干零活的,这些东西又非常重,来时从一楼搬上五楼,走时从五楼搬到一楼,太累人了,还要洗胶桶等。五月份监狱又把老残队合并六监区,老残队的人员主要以剥蒜为主,剥蒜首先用少量的水浸泡之后,经水泡的蒜比较容易剥,但非常伤手,大家想尽办法,自制手指套,有条件的让家里人买来胶皮指套,目的都是为完成定额任务,手指还是被蒜水渍烂,手指还是逃脱不了肿烂、疼痛难忍的恶运。后来不剥蒜了就开始缝寿枕了,从此时开始每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了。休息了大家想自由安排,由于人多同时洗,地方、水都紧张,而且时间更紧张,早上八点左右开门,9:40吃饭,不到12点又要收号室,又把大家锁在房间里睡觉到下午三点左右开门,约四点半吃饭、打开水,晚上九点按时锁门,休息一天,时间太快了,匆忙之间就没了。又出工了,剪帽子、烫帽檐、缝寿枕,这几种活都是费人费工。不论哪一个活都得超时干,加班加点,缝寿枕,先是把纸板上粘上绸子,晾干再缝,如板子粗,浆糊抹的合适缝制还比较容易,如纸板细,浆糊抹的不匀,针顶不进去,中指被扎破,又再被扎破,再扎上新孔,用的是布做的布顶针,太爱坏了。剪帽子、烫帽眼、缝寿枕,从早上7:30——11:30人都不动,最可恶的是上厕所有统一时间,苦不堪言。

二零零九年八月我回到家中,家里一无所有,才知道二零零二年五月二日在我家里无人的情况下兰州市公安一处非法抄家,抄走了两个合计价值三万八千元左右的活期存折,一条包金项链,一台收录机,放像机的内置托盘也不翼而飞。我回家后去天水路交通银行挂失时发现一个存折上只剩三千多元钱,重新开户的时间却是二零零三年一月八日,这又是谁开的?被非法判刑后,工资一直停发,直到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才拿上退休金。嘉峪关路社区经常到家中骚扰,九月底,以送油、米为借口,到家监视,进家后,几人分开到处走动,有这样关心的吗?

二零一零年五月份,社区范明(音)恐吓我说:如不乖乖在家呆着,到处跑,就再把你送进监狱。同时派社区的两个人跟踪、盯梢。

甘肃省女子监狱(九洲被服厂)
地址:兰州市九洲开发区68号信箱
邮编:730046,电话: 0931-8333526
监狱长:干玉梅、戴文琴

甘肃省医药进出口保健品公司
地址:兰州市嘉峪关西路360号
总经理:张继民
电话:(0086-931)、8497842、8497792、4860661、4860637
传真:(0086-931)8497800
邮编:7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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