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印英遭七年折磨

【圆明网】张印英，女，52岁，在北京东城区环卫局工作。张印英因坚持信仰法轮功，三次被非法劳教，共被非法关押七年。在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和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张印英遭到酷刑折磨，满口牙齿仅剩四颗。

张印英二零零一年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三年七月再次被绑架，非法劳教二年半，受到残酷迫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到期释放。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由片警董志国带4-5个警察，强行闯入家中再次把她绑架，第三次被劳教迫害，在北京奥运前被偷偷的劫持到辽宁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被吊起来用电棍电。

下面是她叙述这几年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到中共江氏集团迫害的部份经历，她希望那些被中共欺骗、毒害的警察和世人不要再迫害法轮功学员，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留下一个未来。

我是1998年2月份走进大法修炼的。我从小就身体不好，在生孩子的时候受风了，后来在上班的时候从梯子上摔了下来。从那以后头特别怕震，非常难受，有时头轰一下。冬天得带一个厚帽子，夏天洗头都要擦干了出去，还得带一个帽子，腰痛，颈椎病，肩周炎，肚子痛，不吃药不消化，下班以后浑身没劲，吃了许多药、练了许多气功也不管用。

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病，有一位大夫说：“他们家楼上有一个阿姨炼法轮功，眼睛好多了。”我听了以后就到书店找书，然后到公园去炼功。

我开始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去做。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浑身感觉特别轻松，骑车就象有人推一样。是大法和师父救了我。不然我早死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心情。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开始禁止炼法轮功，我心想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谁也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坚信。我出来证实法轮大法好，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劳教迫害三次、关押了近7年的时间。

一、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到信访局，不许进门，听说是为法轮功的事，就抓进去拘留，没有讲理的地方。上边给单位施加压力，单位多次找到我说“别炼了”；同时还给家里施加压力。家里人也害怕遭受中共迫害，也劝我，也有时打我，但是我知道，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正法修炼，我决不放弃。丈夫要和我离婚，他多次找到我单位开介绍信，当时我很伤心，离婚手续还没有办完，我就被非法劳教一年，从此我丈夫也不提离婚的事了。

2000年10月1日我发传单，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呆了一个多月，后来把我们劫持到大兴劳教人员调遣处，一个个轮流叫进一个屋子里，一边一个警察，拿电棍电我的脖子，强迫我在他们事先写好的不炼功的保证上签字，造成我终生遗憾。当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多，在调遣处待了一周，就把我们送到大兴女子劳教所。

当时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所长是朱晓丽，五大队的大队长是陈秀英。凡是不写保证的在屋子里罚站，脸和鼻子贴着柜子，由普犯和已经转化的人看着。让邪悟的给你讲那些胡言乱语。后来又转到了楼道罚站，不写三书不让睡觉。

有一天，来了一位东北的学员裴素芹由于不写三书，屋里有7-8人打她，一个是普犯，其余的是那些转化了的，这都是警察背后指使，对她连打带踢。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听说是什么人大代表，好长时间白天黑夜不许睡觉，具体折磨了几个月我不是很清楚。还有一个人腿被打伤了，整天被关在小哨屋里头看着，不许出来怕让人看见。然后整天强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好多人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到我解教回家。

二、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2003年6月4日在单位，来了一帮警察有7-8人，他们是和平里派出所的，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有一个警察说：“再炼让你满地找牙。” 他们把我拉进汽车里，绑架到朝阳门一个宾馆里去所谓的转化，不管邪悟的怎么讲，我也不听那骗人的把戏，我再也不会相信那一套。我在那里绝食了三天，单位出钱，每班还有两个人陪着。非法关押了半个月，见我不放弃信仰，就把我送进了拘留所。在宾馆里有一个被犹大转化的人跟我说：“她转化了，一会就回家。”我没有动心。等到了拘留所里我一看，那个人也在屋里坐着，共产党就会整人、骗人。

8月23日我又被劫持到了劳教人员调遣处。调遣处不写保证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当时大队长是老付。晚上挺晚才让睡觉，好象没躺多会就到起床时间了。每天罚站，一到晚上我自己就控制不住的在地上跳，到一定的时间自己就不跳了。后来想起来估计是他们在我喝的水里放了药了。

齐心，魏国健是警察的帮凶。一次警察刘沙当班，好几个普犯把我弄到一个屋子里打我，把我的头按到我自己的上衣里。把我的牙勒的很痛，有一次我炼功，魏国健把我的裤子扒下来一半。

2003年9月1日又把我送到女子劳教所五大队，还是陈秀英当大队长。我不放弃信仰，白天和黑夜罚站，有时不让上厕所，就让我往裤子里尿；每顿饭就给核桃大的一小块馒头，一点菜或是菜汤。后来早上馒头也不给了，有时实在困极了，就坐在地上趴一会，垫点衣服也不许，普犯看着，小王队长把写好的三书拽我的手按手印，我把纸给撕了。

有一次我喊大法好，他们就往我的嘴里塞毛巾，后来摔掉了一个牙，流了一些血，强迫我写是自己掉的。后来天越来越冷，她们才在班里给了我一个铺位，一直也不让我上床，整天罚站，困极了坐在地上趴一会，就给拽起来，说是检查的来了。

五大队把中共邪党诽谤大法的宣传画贴在墙上，让我冲着罚站。有一天我把画撕了，上边有师父的像，我给抠出来装在兜里。当时陈秀英在，普犯把师父的像抢走了，我心里很难受。

三、攻坚队一具“干尸”

好象是11月中旬，把我送到一个攻坚队，由于长期挨饿，也不让睡觉，我抱着被子打晃。到了攻坚队以后，我当时好象是穿了三条秋裤，唐晶晶，高玉红（别的人我忘了）她们把我的衣服扒下，剩一条秋裤，在三队时就买了绒衣线裤棉鞋不许穿。当天晚上，给我弄到一个小屋里，一帮人打我，有五六个人，有一个叫刘兵的该到期了，听别人说她特狠，她们有踩我肚子的，有打的。有一个用矿泉水的瓶子打我的一条腿，打的乌眼青。

在攻坚队有两次打的乌眼青。警察都是知道的。平时有用拖鞋打嘴巴的，有抽嘴巴的，有一个用拳头打我的下巴，磕我的牙。当时攻坚队的大队长是杜敬彬，管我的有高玉红、唐晶晶、扬帆。李秀英也当过一段时间大队长。

攻坚队每顿饭，馒头还是核桃那么大，菜给一小勺，一点粥，经常把窗户开开冻着我。饭水来了先放在窗台上凉凉才让吃。普犯张玉敏有时把杯子里的水直接倒在我的脖子里，有的往我的脸上吐口水，塑料凳是带棱的，只让坐一小边，凳子中间有一个眼，在眼里放一个勺，凳子后半部放一杯水。

到了12月20日左右，我突然晕倒。从9月1日到女所到我晕倒的时间有3个半月的时间，又冷，又困，又饿，又缺水造成的发烧，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一醒来，我一看屋子变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屋子里有几个男人坐着衣服上没有带袖标，我说这是那里呀？他们说：“大兴。”还说他们是城管的，其实他们是女所管保卫的警察，那个医院是大兴仁和医院。他们给我输血，凳子有棱，屁股磨出了泡，可能是把我弄上车时碰破了，秋裤和内裤都是血。老大夫说：“你血色素低，我给你好好的查一查。”后来女护士查房时问我以前生孩子大出血？我说没有呀！我把我在劳教所的经历说了，她们也明白了。大队长杜敬彬当时就在边上，她们当时还在骗大夫。后来给我送到天堂河医院，当时我瘦的剩下一把骨头。天堂河医院是劳教医院，何队长后来说：“当时见到我时我就象一具干尸。”

2004年好象 2月份是过年，过年头一周前我出的医院。回来之后唐晶晶说：“给你弄几个温柔型的。”（意思是说给我弄几个不象原来的那几个那么恶的）每顿饭馒头也增加到了一个。但是她们还是迫害我，还是晚睡觉，包夹换了王秀玲还有其他人，她们让我坐在凳子上，王秀玲来回把我往地上踢倒。有一天晚上，让我睡觉了只剩秋衣秋裤，王秀铃让我在地上站着，故意冻着我。有一个小哨偷偷的往我的鞋里倒水。

因为炼功，大烟马骏用洗脸盆从头到脚往我身上泼水，好几次把我按在水里，衣服全浸湿了，睡觉时我把衣服放在地上晾着，第二天接着穿，都是踏干的，后来都有馊味了，棉鞋跟雨鞋似的。后来我绝食抗议，她们在灌我的饭里加上了许多的盐，不让上厕所，在屋里大便，经常开着窗户冻着我，她们穿好多。穿湿棉鞋脚特凉，睡不着，我躺在被窝里两只脚互相搓，不凉了才能睡着。

她们看我没有希望转化，就把我弄到集训队。在攻坚队有一个普犯叫什么我忘了，一该她的班就换上塑料底的鞋，因为塑料底的鞋踢人痛，把我的腿都踢流血了，有的人踢我的手。在集训队也挨过打，因为炼功、喊大法好，她们打我，有时用毛巾勒嘴，手捆上。

在集训队我绝食，有一个大烟叫什么我忘了，用勺子使劲的刮我的牙床子。是喊大法好的都给关进后院，禁闭室特别小，只能放一个固定的跟沙发那么宽的当床。睡觉每班2人陪着，屋里带厕所，窗户小，特别闭气。人多。听普犯说有的刑事犯在送饭的时候，往饭里吐口水。这几年经常有人打我们，名字记不清了，有的不知道。张连英脑袋被打的做了手术。

05年12月5日出所。因为退休了也不归单位管了，派出所派民工偷偷的24小时跟踪我。在单位时，就有专人看着我，街道也看着。

四、第三次被非法劳教

06年2月14日安外派出所警察董治国和一帮警察有7-8人非法抄家，恨不得挖地三尺。有的可能是“610”的，他说：“你们单位有人举报你。”没有抄到什么就把我架到了派出所，下午再2次抄家。晚上董治国给我送到了拘留所。拘留所里关了许多的法轮功学员，警察骗人说：“谁写不炼功，开完两会就回家。”我所在的屋子里有两个人写了，后来又跟我一起被非法劳教。

到了劳教人员调遣处，不许上厕所，往裤子里尿。因为有监控，说是前不久有一个被迫害出事的，所以在每屋都安了监控，包夹有的处理加刑的。有一个大烟跟我一起关在一块被看着，她说：“再也不干包夹了。”往裤子里尿，屋子味很重。有时包夹偷偷的让我往桶里尿，警察说：“你们让她往桶里尿，也不让你们上厕所。”她们拽着我的裤子不让我脱，只能往裤子里尿。调遣处的两个处长都知道，因为他们和我说过话。

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女子劳教所，就是用饿你，冻你，罚站，不让上厕所，有时还打你，用这种办法折磨你。在调遣处呆了一段时间，他们知道改变不了我，直接把我送到女子集训队。由于长期的折磨，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五、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折磨：吊起来用电棍电

快开奥运了，中共邪党利用开奥运再次迫害我们，我知道的有5个快到期的，邪党人员找各种理由给我们加刑半年，偷偷的把我们送到臭名昭著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

到了马三家下车，我喊了大法好，有一个男所长说：“你再喊打你，这不是北京。”由于几年的折磨，我当时走路特别慢，女所长拖着我往楼上走，用膝盖拱我。当天郎东月因喊大法好，被拖下去折磨，回来后走路特别慢。张连英和胜连英因为喊大法好，受到多次折磨。

凡是绝食抗议，不戴胸卡，不签字的，练队走不好的，就被恶警吊起来用电棍电。让我们学习劳教守则，我不愿意学，我喊大法好，给我弄到办公室。后来苏微、李丽，还有一个都是北京送去的，也喊大法好，就把我们弄到楼下吊我们。

那帮警察都穿着便衣，听说是局里和处里的，他们每班4个人轮流吊我们，在双层铁管床架上用手铐，把两只手吊在上面，腿绑在下面，在用两根绳子往对面床架使劲拉，再绑在对面床架上。两只手勒的黑紫在松开。缓一会再反复吊，折腾了一天。当天晚上警察马青山，老凡拿着写好的三书拽我的手强迫我按手印。他们在木版上写上师父的名字，让我们踩上，我跟他们说：“那是有罪的。”他们说：“我们不怕，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事。”

当天晚上我上不去床，他们给我抬到床上，放在一间库房里，用手铐铐在折叠床上，他们说：“明天给你送到火葬场去。”当时我也不害怕，在楼下呆了4-5天。他们有时吊我，有时放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录像，最后一天马青山，老凡又吊我。这次是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到门外边呆着。我的两条大腿黑紫，手也肿的，走路上厕所都费劲，胸痛好长时间才好，因为警察大个子老张给了我胸部几拳。这次吊的4个人。

他们把劳教守则还编了歌，拥护恶党的不愿意唱，接过去了，老严给我弄到办公室电我，刘勇看着。他说：“你不唱还吊你。”我们不学守则的、喊大法好的，他们就用这些办法折磨我们。后来有几个弄到严管队，李队长拿着电棍让我们轮流念。有的警察也没有办法，李勇和上边指使的。刘燕芹多次被吊，手总是肿的，60多岁的刘世琴因喊大法好，脸被打的变了形，走路特慢，床上吊电棍电。是张良吊的电的。还让刘世琴管张良叫爸爸。

有一天我们在食堂喊大法好，有贾玉辉，张敏，警察张良吊的我们3人，所长都看见了。徐慧和夏宁长期绝食抗议。徐慧的胳膊都给吊残了。夏宁绝食有时被吊，有时电棍电，有一个管特管的李警察吊的。李红因喊大法好也挨过吊。有一个李莉过生日，因在上次吊的时候写了三书，这次说声明作废，有把李莉弄到楼下吊。恶警经常把法轮功学员折腾的撕心裂肺的叫，警察还说哭的是疯子。

有一天我喊大法好，警察张桂荣，张良连踢带打我，后来又吊我，必须保证才放下来。当天晚上我吐了好多血，给我送医院，在路上在医院也吐了一些血。大队长张军也帮助吊过我。在劳教期间有的劳教人员，警察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打过我们，吊过我们。

现在还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还被关在劳教所、监狱。有的警察为了涨工资，为了升职，为邪党卖命。有的劳教人员为了提前解教愿意去当包夹，替邪恶迫害我们。现在张连英等许多法轮功学员还被关在劳教所，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不说名字，在东城拘留所里当时被关了大概一年半，不说名字就管她叫616，因为是这个日子抓的。60多岁的刘玉荣不签考核挨嘴巴，电棍电。王桂芝不签考核，被男警察老张打。他们打人的时候，有的弄到其它楼层，有的在本层。把我们弄到一间屋子里看录像。刘勇他们把声音放的特别大。吊人的有彭涛，张良，大个子老张队长，有一个姓贺的，老凡，马青山；帮忙的有张玉荣，董兵，张军等叫不上名字的；所长都知道。如果有检查的要检查，他们就把刑具藏起来。

这几年迫害我，09年回家以后，只剩下松松的4个槽牙。这些年是他们（中共当局各级参与迫害的人）给挂了号的，我上班时单位人看着，下班街道还看着，退休了有时候派出所派打工的24小时监视跟着，有时偷偷跟踪，有时街道也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