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是一名辽宁省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被大连国保大队送到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在那里,我亲身经历并目睹了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当时有两拨人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一拨是九月二十日从大连劫持来的,一拨是九月二十一日从北京调遣处劫持来的。在这以后的十多天的时间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能听到被暴力殴打的法轮功学员的凄惨喊声。恶警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不择手段地残害他们的身体,进行暴力强制“转化”,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
一、无形的迫害
我被非法关押在女二所三大队(四楼东港,就是劳教所的小号),开始的时候给划分了一下,第一次、第二次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的分开关押,我们一开始是两个人被关在一室,后来就是四个人被关在一室。那是个北屋,加上是楼顶,晚上整宿被子里都是冰凉的,室内靠走廊的窗户都用报纸给糊得严严实实,专门派劳教所的职工轮流值班,同时白天警察也来监控。室外又有恶警诱导犹大值班。整天不让我们下楼,专门找人往上送饭。
劳教所的所谓领导经常到我们这来“检查工作”,甚至有一个处长说什么:“孩子不听话,还得打打哪,何况你们,可得想好了。”用这来威胁我们。我们不为所动,恶警就逼我们干奴工活,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是早五点干活到晚九点左右,甚至有时干到晚上十一点,干不完就不让睡觉。还经常听到隔壁的法轮功耿丽、徐慧大声喊“上厕所”的声音,却没有人理她们。因为劳教所经常以不让上厕所来迫害法轮功学员。
有一次不知是上面哪个部门来检查,把窗户上的报纸全都揭开了,屋内亮堂了很多。但当检查结束后,警察又派人把窗户用报纸给糊上了,目的是不叫来东港干活的人看到,掩盖她们迫害的罪行和欺骗新来的法轮功学员说都“转化”了。
在我们那值班的有一个叫崔敏的人,五十岁左右,从早上四点五十起床,到早上八点左右,经常故意刁难我们不让上厕所,甚至等到十一时才能上厕所,中间请假的她装作听不着。另有一个叫祁燕的人,四十岁左右,蛮横地对待我们,也是有时不让上厕所。
在十月中旬,我就跟劳教所给编制的分队的队长王丹凤(她们给安排了分队,但不让回分队)说要给家里人写信,结果到了十一月一日,她才拿来笔和纸,在当时值班人的监视下写了两封信,她说给邮,结果扣下了,家人没收到信。另外,我的朋友去看我,劳教所不让见,她给我送的纸盒包装的秋衣秋裤,我根本没收到,警察给扣留了。
二、警察偷收据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我被送到三楼的一大队,临下来时,警察叫我脱下我用五十元钱买的衣服,不让带走,到楼下我又被强制拿三十元钱买了套旧的,而且劳教所经常是收钱买衣服、买日用品、买洗衣机、买晾衣架、买盆、买水杯及买卫生清洁用品如洗衣粉、撮子、笤帚、拖布等等,总之,劳教所所有的卫生清洁用品都是强迫个人掏钱。
刚下来时,因为我高度近视,双眼各是一千五、六百度,双眼裸视不到0.1,平时戴的是隐形眼镜,这里做衣服到处是绒绒,隐形眼镜就不适用,干什么都是摸索着,不能干细活,再加上被迫害得心脏异常、高血压,警察看我不能干什么,就把我送到裁段车间,叫我扯布,就是俩人将成捆的布拖着走,另外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换的,我是没人换的。那时我被迫害得尿血、浮肿、高血压、心脏病。那时我什么也不说,就是这样,在抬很沉的成捆的布时,我抬不动,就不干了,当时的队长王广云问我怎么不干,我说干不了,这样收工时马上带我上医务室检查,高压180低压110,就叫我吃药,我不吃,但活得照干。
三月份,裁段车间交给三大队了,我回到一大队二分队做衣服的车间,队长赵国荣叫带工(普教)分配我剪大衣领子,由于我看不清,加上领子本身的剪裁就有问题,结果出现四个不合格,被强迫罚了三十二元钱,我要了收据。可是在以后恶警的非法搜查中,竟将这张收据偷走了。
三、四次被打、三次绝食
三月末,恶警逼着考核签字,一个警察叫李秀玲和一个姓孙的警察把我找去签字,我不签,李秀玲说“不签字就不让打电话、不让接见”,我说:“这是违法的。”她说:愿上哪儿告上哪儿告。但当我出门的时候,姓孙的警察上来就用力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当我捂着火辣辣的脸出门的时候,二分队的队长赵国荣进来了,问“怎么了”,我说“打人了”。
当天中午,我开始绝食抗议劳教所强制签字的事。第二天,姓孙的警察向我道歉。尔后,赵国荣找我谈话,我谈到打人的事,周围有好几个警察,其中有主管生产的大队长周谦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还有的说:“这还算打呀?”蛮不讲理,幸灾乐祸。
我还是照样绝食。赵国荣说:“我给你开最大的绿灯了,你可以不签字,但不要告诉别人”。以后赵国荣就派一个叫张秋杰的人不停地盯着我,不让我跟别人说话。
五月末,因为刚被允许给家里挂个电话,叫家人六月初来送东西,结果因为不签字,就不让我见家人,我因此绝食抗议三天,见到了家人。
六月十二日,劳教所将我们的法轮大法经文搜走了,我和其他四个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抗议,那时我身体非常不好,张春光就在我走路的时候,从背后推搡着我,我差点摔倒,并在我绝食第五天时威胁我:“灌食一天一百三十元,灌食几天加期几天”
六月三十日,天气炎热,我在车间干零活。一大队要出人收拾垃圾场,共三个人,大队长李明玉点名叫我去,我知道这是迫害我,我当时正头晕,我说不去。李明玉却说:不去也得去。结果我去干了四十多分钟,出现心绞痛,我实在干不了了。回来后,心脏还是很难受。下午,还叫我去,我不去,李明玉就叫两个警察逼我去,原本七、八分钟的路,我一步一挪地走了二十多分钟,去了之后,我也干不了,就躺在垃圾场炎热的太阳下,直到收工。
我自从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以后,身体虚弱,心电图异常,血压高,当干不了活儿时,恶警就逼我去量血压,经常是高压190低压115,她们逼我吃药,不吃就得照样干活儿。
七月三十一日,我拒绝在所谓“考核”上签字,赵国荣就叫管琳(警察)、赵薇(吸毒犯,三十多岁,沈阳人),杨丹(吸毒犯)、国磊(吸毒犯、三十五岁,本溪人)围着殴打并将我的右侧软肋踢伤,晚上睡觉躺不了,躺着动不了,翻身翻不了,怎么都痛。后来,赵国荣叫我去军训,我不去,我说你们把我打成这样,我也走不了。没办法,就叫我去医院检查。这就是二分队队长赵国荣的所谓“最大绿灯”。
八月五日,管琳领我到马三家医院去检查,从我帐上转了三百元钱,结果花了一百六十元左右。在检查过程中,拍片检查右侧肋骨的时候,没有常规的那种报告单,而是大夫用处方签写的一个结果。我问为什么没有报告单,那个男大夫却说:“问你队长。”他们合伙掩盖罪恶,又做了心电彩超,当时心电彩超显示左侧主动脉弹性降低。回来后,我跟大队长张春光说“怎么从我的帐上扣钱?这个钱该你们拿,你们打坏的,你们得拿钱。”张春光却说:“劳教所不是福利院,拿不了这个钱。”
八月末,签考核我还是不签,赵国荣、项奎丽、赵薇(普教)、杨丹(普教)四个人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掰着我的手,强迫签字。
二零零八年十月八日,因为我不去办公室签字,三个“四防”(监视全大队人员的普教)将我拖着扔到办公室的地上,一男恶警(不知姓名)从背后狠踢了三脚,我一下就晕过去了。等醒的时候,一女恶警叫嚣:“刚才怎么不一下得脑血栓死了,这多省事。给她灌药,废功一号,废功二号,从她血液里到骨头里,将她的功全废掉。”。恶警张春光、赵国荣轮番拿着电棍电我,看我没什么反应,赵国荣发现电棍的触点没了,就到我的身上找,边找边说:“叫你赔!叫你赔!电棍一百六、七十元。”张春光用手打够了就把杂志卷成卷打,还威胁要给我上“大挂”。这样我被铐在暖气管上十二个小时,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恶警还强行往我嘴里塞药。回到寝室后,我的右侧耳朵疼痛了一个多月,吃饭疼得更厉害。(直到一年后的今年九月,右耳朵鼓胀,鼓胀到破裂,流脓流血)。
在这天,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签考核,几十人被打、被电、被上大挂,一个法轮功学员叫齐志红被酷刑折磨得精神失常,海城的张英林被酷刑折磨得胳膊骨折。
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是违法的。在这个大前提下,迫害法轮功全是违反法律的。而马三家劳教所在中共恶党的怂恿下,为了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榨取利润,那里的警察连法律的遮羞布都不要了,除了对法轮功学员任意加期外,对每个法轮功学员奴役劳动出所时间都拖延一天,找到她们,问起她们,回答是哪天进的哪天出,为的是榨取法轮功学员的血汗,对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讲法律。
在马三家劳教所两年多的时间里(被非法加期十天,劳教所又非法拖延一天),我从当初的体重一百七十多斤,回家时却是不到一百三十斤。
四、没有生命保证的奴役劳动
在马三家劳教所,早上吃的经常是不熟的窝头,晚上吃的是老皮的角瓜汤,边喝边吐皮,有一段时间吃的是象地瓜颜色的略咸的黑饼子。还得干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活。然而,最担心的是弹棉车间的着火。最危险的是起火时把门锁上、把人锁在屋内。
二零零八年十月七日,在劳教所十分破旧的弹棉车间,把原来一大队二分队的人(身体好的留在车间做衣服,大部份都是身体差的),调到这来了。
这里的环境相当恶劣,沈阳的冬天很冷,在这里没有暖气,做大衣的棉花都是又黑又脏的,在本应该报废的大机器弹棉过程中,到处都是棉绒棉絮在空气中飘浮,除每月两个口罩外,任何劳动保护设施都没有,机器的噪音就象建筑工地的机器搅拌声。
零七年的冬天弹棉车间着过火,扑火过后又把烧过的棉片子拿到监室晚上拆洗。
零八年十月着了一次火,不大。十一月又着了一次火,当时,我在大机器叠棉片子,感觉有异味,我就叫停机。停机后,一个普教赶快跑了,说是去找人,事后她说:着火了,我就赶紧离开这。结果管生产的大队长周谦来了,大机器开始冒浓烟了。周谦叫带工(唐巍,帮赵国荣干活的打手)把门锁上,不让出去。而且,赵国荣说过:着火后,尽量用水浇,别用灭火器,灭火器浇过的棉片子就没法用了。可见,在劳教所的警察眼里,人的生命还不如这些棉片子,根本就不讲人道、人权。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劳教所一方面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榨取利润,另一方面对这些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从十月份到年底,北京法轮功学员孙小香被打、被折磨得喘气都困难,海城法轮功学员张英林被上大挂骨折,大连法轮功学员仲淑娟被打得鼻骨骨折、满脸青紫,我被打、被铐走路困难、心绞痛、高血压,就是这样,唐巍紧紧盯着我们这些人干活,张春光叫唐巍盯着骨折的张英林,不让戴口罩、围巾在车间站着,唐巍一看见张英林坐着就把她拽起来,很少见赵国荣到车间来,几乎都是唐巍一个人说了算,只有到考核的时候、甚至打人的时候,赵国荣就来了。后来,弹棉车间黄了。这里的罪恶又转到了车间里。
在车间里,我被强制扫地、刷厕所、翻大衣领子。在夏天,这个大衣领子也不知是什么材料,用手一翻,毛毛到处都是,不一会,胳膊上的毛毛一抓一撮,嘴上、脸上、头上都是毛毛。吃饭的时候、毛毛都在嘴里,什么劳动保护措施都没有。
五、劳教所干黑活突然停,放黄歌任毒流
五月中旬,劳教所将岁数大、身体弱、不能干活的人用通勤车拉到马三家教养院的一个原来的少管所,我也去了。那里有一个加工熟食品的,劳教所送去一个人就能挣二十元钱,一、二大队合起来有三、四十人。在那里干活是装猪头肉、鸡爪子、茶叶蛋等,不让开窗,很闷热。因为到处是油腻,厕所发滑,本溪法轮功学员刘艳秋被摔成胳膊骨折。没干多久,五月末,突然有一天,就不让去了,我们的水杯、衣服都扔在那了,也不让过去拿了,就这样突然停了,其中的蹊跷不得而知。
马三家劳教所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它助长着邪恶。比如:赵薇,是吸毒的,队长利用着她打法轮功学员,她就肆无忌惮。有一次因为干活的问题,她就瞅别人不顺眼,找茬,找法轮功学员的事,将锦州的法轮功学员李社莲殴打了一顿,在法轮功学员们的严正目光中,才慌忙道了歉。在“奥运”期间,她和其他吸毒的一起,有天中午在教室里唱着下流的骂人歌曲。当时我觉得很奇怪,这样出不了口的骂人话她怎么能当歌唱?不一会,就听到了VCD里的下流歌曲。在劳教所,我们法轮功学员家里人送什么东西,恶警指使着普教搜查着、翻腾着,而这么下流的歌曲却堂而皇之地在劳教所播放,败坏着人的道德、败坏着人伦。
这是我在马三家劳教所经历的一些迫害片断,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让说话、被任意搜身、警察利用普教整人,自己在弱视的情况下受到的迫害等等这里就不讲了。请善良的人们擦亮眼睛,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走向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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