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鸡东县曲德洪惨遭迫害的经历

【圆明网】黑龙江鸡东县法轮功学员曲德洪所十一年来遭到当地中共警察的残酷迫害，受尽非人折磨，被非法判刑，妻子被迫离婚，母亲被迫害致死。以下是曲德洪自述遭中共迫害的经历。

我叫曲德洪，今年四十五岁，家住鸡西市鸡东县，永安镇，永新村。我以前脾气暴躁，打仗，修炼法轮功后，我一改往日的恶习，努力遵循真善忍，修炼心性，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一、在北京上访遭绑架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共江氏流氓集团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造谣、污蔑，为了向国家、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反映实际情况，证实法轮大法好，我和本镇的十一名法轮功学员几经周折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中共邪党根本就不讲法律，所谓的民主、人权、公平、公正荡然无存。而当初抱着对政府的那种信任与期望，在中共的罪恶中得到了答案。

我们绕过了重重封锁，来到了天安门，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军警特务遍地，到处是便衣，当我与外省市的法轮功学员刚坐在一块时，一个矮个便衣，小平头，三十多岁样子，拿着一个对讲机，走到我们面前说：你们是法轮功吧？回答：是。他又说：你们是来上访的吧？我知道地儿，你们跟我走吧，我领你们去。就这样我他们一行近二十余人被邪恶骗走，领到了位于天安门广场南角的“天安门派出所”。

到那之后，我们被非法关在一个空屋内，里面有恶警和恶“保安”把守，不让说话，不让走动，加上外地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共有四十多人。他们满口脏话，并谩骂法轮功学员，最没有人性的是，我们许多人都被禁止去厕所，虽然我当时没便在裤子里，可那种痛苦用语言无法表达，分分秒秒的痛苦煎熬，完全超出了人的想象。我被长达十六小时禁止去厕所。我们被非法关押在招待所里，身份证被强行扣留。很多人被托上火车送返。我逃离了派出所，重返天安门广场。

在广场上，我看到了当地法轮功学员，我们在那讲述法轮功真相时，又被恶人告密，派出所恶警开车前来，连打带踹的把孙晓辉等几名法轮功学员强行推上车。

面对突如其来的迫害，我不知该怎么办。九九年八月份的一天，我与全国各地的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南岛渔村吃饭，被中共国安、总参某部特务盯梢，在回住所的路上被一黑一白的两辆车子跟踪，车牌号为白牌子，前面两字红色为“警备”字样，大家发现后，分头摆脱他们。

我和佳木斯的法轮功学员王玉红被此二车紧紧跟踪，从黑天一直跟到半夜，满京城转圈，后被逼迫误入北京火车站，特务们伙同站内乘警绑架了我们俩，然后分别非法审问，强行抢走我的诺基亚牌手机一部，我不肯告诉真实地址时，他们去微机室查询，此时，我又被恶警们强行搜身，后又遭到谩骂，恐吓。我逃离了火车站，王玉红被非法关押一夜后，也逃离了出来。

二、被国家安全局不法人员刑讯逼供

我们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我们商议收集联名信的名单。很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回各地征集名单，在消息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很艰难的征集到了三千个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名单，名单上印有红手印（编注：这种做法不符合大法，会给学员造成危险，后面发生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在期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在北大与清华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下，翻成了英文，做了三个光盘，有一个在北京发出，一个在武汉发出，另一个由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张朋起，张永强（此法轮功学员在机场被特务绑架）坐飞机带往国外，北京和武汉的光盘，中途有一个被恶人劫持。只有一张光盘，突破封锁传到了国外。在此期间，恶人严密监视，所以此文件从生成到发出的过程中都是一个叫“小言”的法轮功学员（当时仅十岁），协助传递。但是法轮功学员们历尽艰辛征集的联名信被中共江泽民集团得到。后来江泽民集团就按此名单在全国各地绑架许多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那个可爱的叫“小言”的法轮功学员，他在招待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

当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断的升级，各地的派出所、保卫科、政法委等邪党机关都陆续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各处抓捕法轮功学员。鸡东县，永安镇的法轮功学员吴广英，在天安门广场上被鸡东县公安局的恶警何文清等，象个凶神恶煞，用大皮带抽打她，她被打的满地打滚，惨叫撕心裂肺。当时正值夏季，吴广英身上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她被打的满身青紫。打累后，恶警们强行给她戴上手铐，绑架上了火车，她被劫持至当地看守所里非法关押，并遭到了更为严酷的迫害。

此刻我和其他在北京法轮功学员，想让全世界的有缘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知道中共邪党邪恶的谎言，我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与会期间，来自不同阶层的、不同年龄段的法轮功学员，向来自外国各大媒体的报社记者，讲述了法轮功的美好及所遭受了江氏流氓集团惨烈的迫害。他们知道真相后，感到很震惊，向世界各地做了很全面报导。在10月27日，江泽民在新闻联播里诽谤法轮功，第二天我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当头给了他一棒。

由于国安部非法监控了我们的手机，传呼机等，九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九点多钟，在我们准备筹备“听证会”的过程中，我与佳木斯法轮功学员林青、澳洲时报的记者，还有一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际邮局门口相会时，被国家安全局特务一行二十人，四合车，强行把他们四人绑架，特务们带的胸卡是公安局的标识，后听得知是临时借来的，在车上恶警们搜遍他们的全身，抢走了手机和随身带的所有钱物，被蒙住双眼劫持至安全局看守所，是安全局专用的。送到审讯室后，由三个人合伙迫害，中间的只管问，两边的人各记各的“记录”。他们互相叫代号，都不认识。各有一个密码箱，“口供”放到密码箱中后两人交换箱子，由中间的人设定两箱的密码。当问我的姓名时，我不配合，他们把我锁在铁椅子上，椅子上有一个铐子，铐住我的手，墙是泡沫的，是防撞的。地是软软的，水杯子都是塑料的，他说：“想死你都死不了，国际间谍到这都得服，不行整死你。整死你也没有人会知道，放明白点，江主席都在法国下令了，把你们与会的顽固分子统统处死。就看你现在怎么做。”说话的特务是东北口音，四十多岁，中等个，寸头，方脸。一直在恐吓我，另一个岁数大一点的说：“不用问他叫什么名了，收拾他就成了，装什么孙子，靠墙撅着去，给我‘飞着’，两手抬高点（飞着就是面向墙，撅着哈腰，背部，后脑勺贴墙上，两个胳膊硬抬过去翻转后贴在墙上，手心贴墙）。”此动作由三个特务共同参与迫害的，其痛苦程度无法想象。折磨手段不断的变换到天亮，也没什么结果，最后他们从新发来的照片上认出了我，此时已是十一月一日了，有一个说：才知道姓名，抓的日期就按今天算。明天给他送走，送北京七处去，基本上别想出来了。

第二天，我被劫持上车，蒙着眼睛秘密送往北京七处，一到七处，我和林青被分别非法“审问”，他们采取“车轮战术”，不让睡觉，不停的恐吓。上楼时，不让你走，而是两恶警架着我的胳膊（扛着，脚基本不太接触地）。气势汹汹的狠狠往上拖，到预审室往地上一扔，又抬起来往铁椅子上一推，把夹板一放，狠狠的将锁头一下锁上，然后往那一坐，“啪”拍桌子一下，声音很大的说：精神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北京七处啊，这没几个能活着出去的，都是大案要案。你现在就是我手中的一鸟，我让你松快点你就好过点儿。问什么说什么，不然收拾你。我什么都不说。

其中一个“预审”，三十多岁，小个，略胖一点，另一作笔录的人是个二十多岁的模样，一共提审过很多次，每次都打骂一顿，有一次从别的预审室过来一个“帮忙”的恶警，四十多岁，方寸头型，脸挺黑的，有疙瘩，恶狠狠的对我拳打脚踢，用军勾大皮鞋在我的全身乱踢。重拳加耳光在我的头上、脸上连抓带打，满脸是血，满身多处青紫，头发被一绺一绺拽下来，揪断的短头发混杂着鲜血，被施暴中喷溅到椅子周围的墙上，曾几次昏死过去。

当非法提审法轮功学员张永丽时，他们谎称说：啊，那没事，那是腐卤汤，墙上有很明显的处理过的痕迹，但没擦净。我曾被多次提审迫害，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那种感受度日如年。

约十二月末的一天晚上，所有七处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全都提出来了，在走廊里排队，被分到各个北京所辖区的看守所，参与新闻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全都分到通州区桥庄看守所，那里的看守人员也很邪恶，我多次被体罚，有一个外地的女法轮功学员被恶警把电棍塞进嘴中电击。鸡东县的法轮功学员张永丽被四、五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在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六，在通州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了六名法轮功学员，我被非法判三年六个月。后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份劫持至天河监狱“转运站”。在那里不许我与他人说话，不许走动等迫害，于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八日劫持哈尔滨监狱。

三、在哈尔滨监狱遭受的折磨

同年四月十九日被送到哈尔滨监狱（哈三狱），到那先分到集训队，杂工组长杨金刚说：你是全省第一个法轮功入监的，早听说了，等你一个多月了，必须转化了你。每天不许与别人说话，接触，用四个刑事犯包夹，晚上有一个专门的犯人坐在身边，上厕所都得跟着，夜班白天睡觉，其余三个犯人形影不离，每天记笔录向恶警汇报情况，家里给邮的东西，咸菜等，被无理的拒收，返回多次，恶警龚大伟还指使杂工组长杨金刚体罚，罚站，骑窄凳子，不许买吃的。

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日，我被分到二大队被迫害，中队长张雪滨（音）积极参与迫害，采用单独封闭，不许接触别人，用两个“包夹”迫害，有一次，因为我在监舍与几个犯人讲真相，证实法，被恶人举报，告密，被张雪滨（音）叫到办公室说：你以后能不能把口闭上，不许在说大法好，能不能做到。我说：大法就是好吗，我说的是真话。张气急败坏，对我拳打脚踢，一脚踢在我的小便位置，当时蹲那就动不了了，差点痛昏过去，痛苦极了。刚缓过来站那，旁边一个恶警上去又打了两个大耳光子，说：整死你活该。这恶警可能姓刘，近五十岁，偏瘦，长脸，戴着眼镜，分头头型是个小队长。

二零零一年冬天，恶警站阴庆（二大队干事）因我拒写“三课作业”，把我押了禁闭，并让包夹陪押，扒光所有衣服，只剩一个裤头，和一套空心棉衣裤，一天两半勺玉米面糊粥，迫害近一个月才解除禁闭。

二零零二的冬天，我转交给法轮功学员卜凡伟经文时，被“包夹”卜凡伟的犯人告密，我被副狱长杨江云下令关押小号，小号内只让穿空心棉衣裤，每天俩半勺粥，倒墙上都不挂墙，中队长张雪滨和大队长总来非法提审，问：“谁给你的经文，说出来就放你。”我不说，不配合恶人，恶人就开始加重迫害。禁闭有一个恶警，不知啥名，长很重的眉毛，方脸，三十多岁，他唆使犯人打我，并告诉说：“别说我说的。”每次犯人打半天了，他才过去假星星的说：别打人，不许打人啊。回过头再与犯人递眼色。当迫害到十多天的时候，我生命垂危，才找来狱医，狱医来小号检查，一看不行了，才抬到医院，在医院住了十六天才脱离危险。

二零零三年释放的前一天，六一零头目陈树海，由于我不配合其用专车送回家，（其家人前一天到狱接也不让见）。陈树海又气急败坏的要把我押入小号，并出动四恶警手拿手铐，电棍，铁链等凶器相威逼我写三书，说不写别想离开哈监。被我正念制止，坚决拒绝。最后把我拘禁在小号里锁上脚镣，戴上手铐。第二天（03年4 月30日）用小轿车，四个恶警（包括陈树海）给我戴着手铐，穿着囚服，（家里送的便服没给换上）。夹在他们四人中间，经八、九个小时才送到当地，交与政法委，派出所（中途上厕所都不给打开手铐）。

四、在鸡东国保大队遭受的摧残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永安派出所和鸡东国保大队一伙近二十人再次绑架我与法轮功学员张永丽，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永安派出所黄指导员（原籍山东省，诸城市，皇华镇人）、小李子（警察，个不高，挺瘦，岳父家是在永安镇，永生村）到家后先诱骗我一家人稳住，然后唤来了在外面等候的鸡东国保大队不法人员。他们一共三台车，十多个人，蜂拥而来，包围起来，领头的国保队长叫于我军，副队叫孙作思。他们到那一顿乱翻，强行把我和张永丽一起带走。

在鸡东公安局五楼，其中一个副局长幕后指挥于我军（当年四十一岁，原鸡东县保忠村人，近1.8米高，头脸略长，小眼睛）。带头迫害，施用各种酷刑，此人心狠手辣，卑鄙无耻，他说：抓来知道为什么吧，说吧，麻烦事，还有……，不说整死你，整死你象杀个小鸡似的，告诉你，我不缺钱，给钱也不好使，我只要“政绩”。我就不信整不了你们，给我往死整，坐地上，把他铐架子上。他们先把我的鞋袜脱掉用白龙管打，两个恶警换班打，你一下，他一下的雨点般的往下打，这两个恶人叫何文清和崔光日。边打边骂，不一会脚胀得青紫很粗，很大，然后，于红军再用锥子扎，孙作思也积极参与。

这时，崔光日（鲜族人，四十多岁，中胖个，方脸白一些，有一个眼睛是疤瘌眼，此人积极参与迫害）上来把着我，还有何文明（此人高个，长脸四十多岁，很邪恶，写笔录时强加往上写），还有几个不知名的恶警一拥而上，都帮把住，何文清用灌注了水泥的实心白龙管，用力狠狠的打我的双脚，听到打在骨头上的声音，水泥块洒落了一地，一恶警说：这也不结实啊！崔光日说：里边起连接作用的油门拉筋也脱落出来了。于我军说：把拉筋给我，这玩意打人更疼。便往脚上狂抽，再用锥子扎，几次反复打扎，其痛苦无法言表，完全超出人的想象。我几次昏死，几次休克过去，就再用凉水往身上，脸上激醒，我始终不开口说话，不理他们，这时天已快亮了，何文清气急败坏的抽出了我的大宽牛皮带，扒开了后背，沾着盆里的凉水往死里打，休克过去就用喷花的喷壶往脸上身上喷醒，再打，再喷，于我军、孙作思又把我的头发拴上吊在架子上，说叫：“头悬梁锥刺骨”。用火柴棍把眼皮支上，怕支不住就再用胶带粘上。用锥子到处扎，一看还是不行，一会过来一个副局长，五十多岁，中高个子，中胖脸很黑，方脸，不知姓名，领着一个狱医来了，说：检查一下，死不了就行，于又说：“没事，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大夫掌握，就是让你遭罪。”他们用尽了损招也没办法问一点东西。说：“要不让你俩口子在一起审，让她看。”

五、被鸡东国保大队不法人员灌不明药物

这些打手又生一邪招，用喷花的喷壶往耳朵里注水，这耳注满了，再往那耳里灌。（原来水里有破坏神经的药物），于说给他喝点水的了，这时拿来一瓶矿泉水硬给我灌下去了。过一会，于把我拖到他跟前用脚踩我的头和肩头，拿起扫地的扫帚往我的嘴里捅。

这时我已迷迷糊糊，昏昏欲睡。他们用力一拍桌子，我就吓的一抖擞。药劲一上来了，他们就开始用别人的“口供”诱骗。他问话时也是拐弯抹角的设阱，诱骗，期间，东海矿的顾爱民，八五一零农场的李崇峻等等几名法轮功学员也都被不同时间的灌了药物。

在十一月份于我军又带恶警们先后又到看守所非法提审过几次，每次都加以酷刑折磨。十一月份的一天傍晚，于他们把我提到预审室，并告诉室内看守教管说：“今晚不一定送回来了。他们带着水果，饼干，矿泉水等诱骗，一看不好使，崔当日拿着厚书垫在我的胸部等位置，用力猛击，让撅着，飞着，用手把着持续体罚时间，并用烟头烫手等部位。折腾累了，他们说给他喝点水吧，何打开一瓶给我喝，我不知是药，崔说行了，行了，又喝多了。还有一次，于和孙等又来了，每次从鸡西 “提”完都来。孙说：“那天去八五一零发传单时，中途下来的那人是谁，就你认识，快说。”于又说，不行带局里去。单独整一夜收拾你。孙用牛皮的皮带拴起来打我的手心，我就是不说，最后把皮带也打折了，他也累了。要往我的鞋里灌水，我脱下来了。后气急败坏的骂着离开了。看守所恶警也积极配合参与。

在看守所期间，副所长王艳国，一直参与迫害。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我与在所被非法关押的十一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其间被恶警野蛮灌食，绝食的所有男法轮功学员都被开管（用白龙管打人），刘海秋被马狱警和另一个狱警晚班抽打二百多管，我被陪狱警开管，用鼻管抽管灌食，往奶粉里加大量的咸盐，给我锁在七号监舍的地环上，每次灌食时才打开抬出去，往出抬时，过门槛时，特意往下蹲，往角铁上磕，腰骨时常被磕紫，碰伤。最后要求家里拿一万元钱就放人，由于家里没给钱又把我在七月五日送至鸡西司法局医院迫害，此医院杂工犯人积极参与迫害，用钢勺硬扒嘴往里塞，弄得鼻孔窜血，用瓶子猛击脸部，眼部被弄成黑色伤痕，又把被褥用水浇湿，让我奄奄一息的躺在冰冷的水被褥上，我继续绝食抗议，恶徒没办法又把我准备弄回看守所，（因医院说：鸡东法院的两千元钱已用完，不交钱就的出院。）去接的副所长王艳国恼羞成怒，气愤的对从所里带来的两个劳动号犯人（一个姓杨，他俩都是平阳镇的。）说：“不用抬，扔地上拖着走就行，车里这还挺远呢。”我线衣被地上的沙石磨烂，血肉模糊，造成衣物粘在肉皮上。王艳国又说：“一会见到食杂店给我买点治吃饭的药，据说这要灵，就是芥末油，买辣根那种。”然后停车买了两瓶芥末油，回到看守所后，把我直接弄到预审室进行迫害，把他放地上就行，开始吧王艳国说：姓杨的两个犯人用力按住我说：看你吃不吃，打开芥末油瓶盖，顺鼻子往里灌我此时被弄的仰面朝上躺着。一灌下去当时窒息，昏死过去，缓过来再灌，连续数次。并往小便的尿道口里抹。折腾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就是摇头拒食。过后那个姓杨的劳动号说：当时被折腾得真挺可怜的，一灌下去，就象小泥鳅，直翻了，直打滚。没办法，不敢不听他的话，也得往里灌哪。没办法，只好作罢。行了，在弄就整死了，死了没啥玩地。先给他抬五号监舍去，上倪鹏那个号不行整他，那小子不能惯他。”王艳国又说。

在五号又灌了三天后，倪鹏与王艳国突然密谋，说：“我明天上面要放他，今天就得下手了，他们准备了绳子了（把背单撕成布条拧成绳子）。把我倒背手五花大绑，把嘴勒上（怕咬舌头），推进水龙头下面，（厕所蹲位）扒光了的我被两个死刑犯人（于永生、王进）把脚链子缠在我的脖子上在上面踩着，另一个犯人叫王铁的用大盆接水龙头里放的凉水往我的头上，一盆接一盆的浇，多次被水窒息，昏死，其他人助阵。倪鹏指挥，五艳国在窗外，走廊里走来呼去的总指挥。直至生命垂危才放弃离去。导致我被非法判六年冤狱。

六、在佳木斯监狱煎熬了六年地狱般的日日夜夜

二零零六年四月五日，我与当地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看守所劫持至牡丹江集训队，经二个多月的非法关押，于同年六月份，我被劫持至佳木斯监狱一监区，我对二中队长王德祥说：“我不是犯人，我也没有罪，我也不能为邪党创收，让他继续迫害广大民众，迫害信仰。”我坚持不出工，教育中队长张士军，指导员刘焕，找我到办公室做笔录：你不出工就押你禁闭，你不出了，这个口子一开，都不出了。（王德祥找犯人王越等人打我，被犯人们拒绝，后又想到关禁闭迫害）。大队副教魏建敏也威胁我，过完年再出也行，要不就押你。我说：押，你也押不成，你说了不算。我不在笔录上签字。

张世军、刘焕用手铐强行把我连拉带推抓胳膊摁肩头就给劫持至禁闭室里去了，小号看守，扒去了我的所有衣服，（只剩裤头）然后仅给一套空心棉衣裤，多处没有棉花，处处有空洞，没有扣子，没有腰带，没有袜子，鞋也没带鞋，里边全是湿的。天花板能看到天。暖气片被厚铁皮盖着。反有一些个小眼散发出一点温度。

我绝食抗议，三天后监区、狱医、狱护等人员野蛮灌食，牙齿被用铁器撬裂。奶粉被放入大量咸盐，不开就从鼻子里往里灌。到第八天已第二次生命垂危，小号里怕死里头，就叫一监区来人用三轮车送医院去了，到医院急救室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左手四个吊瓶，右手三个吊瓶。医院说：下午送来住院吧！因为得有包夹两个人才行，本来生命垂危，张士军没有把我推回监舍等下午再送医院，而是狠心的又把我送到小号等到下午又送走。真是草菅人命，到医院又是强制灌食，一天夜里，由于长期迫害，尿不出来尿了，被狱医野蛮插管导尿。用绳绑手强行打针，教改科曹建武副科长到医院安排强行打针，没马上同意不出工，而且找来了我的家人姐姐，儿子等，五六人劝说。费用花了二千来元，造成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经家人劝说无效，并严厉指责魏建敏等人。

最后，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同意我不出工了。回监内刘焕又开始迫害，不许我与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吃饭，有一次他和陈喜强（生产中队长）发现我炼功，刘上去就一胶棒打在肩上，带到办公室后，又动手，被我正念制止（往暖气片上撞）才罢休。

二零零七年，我被分到四监区。曾遭到张振录的迫害，他指使犯人为难、打骂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九年，又被分到九监区，大队长刘文革等积极配合上面指令，不许法轮功学员上超市，不许出廊门。

七、是这场对法轮功学员泯灭良知的迫害导致我家破人亡

二零零三年，我刚从哈监回五十天，永安镇派出恶警上门骚扰，逼迫我按手印，做材料，此时我的母亲正在病危中打点滴针，恶警的无理要求，大声喧闹，我母十分害怕，扎着吊针的手在颤抖。由于惊吓，病情加重，二十多天后，母亲张世清（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

二零零四年秋天，由于我被鸡东国保绑架，他们扬言，得一定判刑，孩子上学好也没有用，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子女考上大学也不让去。造成我儿子曲玉言一度消极，成绩大降，孩子在痛苦的煎熬中只考了一自费的普通大学，给其心灵造成永不愈合的痛苦。

二零零五年十月末，在狱警室，法院人员强迫我在离婚协议送达书上签字，我一直深爱我的前妻张永丽，而且我们有个聪明可爱的儿子，我不想让这个家庭破裂，这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我拒签，所内的恶警狱警裴某（三十岁左右，方脸略白）狠狠的说：不签也得签，欠揍，扒你的皮。这时有一个叫姜军的狱警拉他一把说：“拉倒吧，拉倒吧，签完给送回去得了。”法院来人拿着签完字的送达书，哈哈大笑。这些不法人员这一行径已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我所遭受的迫害，对于那些仍遭受惨绝人寰迫害的万万千千法轮功学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们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每时每刻都被那些良知泯灭的恶人折磨。被野蛮灌食、绑在“死人床”上、坐老虎凳、电棍电、灌辣椒水、劫持在精神病院、强制注射不明药物、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等，所有迫害手段，令人发指、罄竹难书。没有亲身经历，永远都无法真正想象到中共这灭绝人性的迫害是多么残酷。

在此奉劝那些仍旧为中共邪党卖命的打手，赶快悬崖勒马，停止迫害，为自己赎回未来。《九评共产党》一书点中了中共的死穴，揭露了中共邪恶的本质，希望看到我经历的朋友，快去看看《九评共产党》，明辨是非，早日脱离这邪恶的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