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前的老师曾有一个强烈的预感：将有一位极高觉者到地球来挽救和教正人类败坏道德的危险世态。这位朋友告诉我，李老师就是预感中的角色。我当时就意识到：我苦苦30年的精神求索，而伟大的机遇却在这时真正降临在我的身上。
我对佛教一无所知，和多数西方人一样，和中国没有任何联系，中国的佛道之说的文化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遥远。毫无疑问，我们许多人感到那些翻译过来的中文名词实在难以理解；“Fa”这个词在任何西方语言中找不到同义词；针灸传到西方以前，道家的能量学说难以被西方接受。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阻碍我们寻求和传播大法。
我一开始修炼，就深受鼓舞。炼功使我增加了活力。我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减少了一小时，我想还可以继续减少。我现在享有更健康的身体。早年由于三次肺炎复发留下的严重咳嗽的后遗症炼功后消失了。我曾经有三年患一种讨厌的皮肤病，为此我曾预约做手术，但几个星期后，疾患彻底消除。
在过去的100年当中，西方也在进行他自己没有宣称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它的信仰系统和价值观彻底淹没于浅薄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的假想中。唯物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科技是出路”的幼稚观念，加速充卷着世界，致使人们偏离传统价值观念，尽管少数人仍然坚守传统道德观。我感到惭愧，因为我以前没有一遍遍反复通读《转法轮》。而今天，我们都受益匪浅，特别是我亲身感受到每通读一遍，就对真理的理解有新的升华和飞跃。
我们都知道李老师通过他救度世人的不懈努力，填补了这个道德空白，并且以他博大精深的洞察力，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对宇宙的理性认识，这个拯救世人的震惊壮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当前对世界所做的就是这个神圣壮举的一部分。一个更加健康，无私，更加合作的全球性的群体将出现，作为世界归正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人类社会展现浩瀚宇宙生命的本质特性，就是：真，善，忍。
我亲眼见证了这个全球性的(道德)败坏，在亚洲，非洲 和美洲，和在欧洲一样充蕴着思想病毒和对传统古老道德的侵蚀。早年我离开剑桥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40年工作生涯分别在外交部和英联邦办公室任职，奔波于国内国外。那些年工作主要专注处理英联邦事务，长期参与当时的英联邦帝国转化为50多独立国家的工作进程。我，第一次大战时还是个孩子，二次大战后多次参加和平会议和早期的联合国会议，以后先后在印度，加拿大，加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和巴拿马担任繁重艰辛的负责工作。退休后我在上议院15年。这些常人社会的大量穿梭不停的政治工作以及所引起的事态变化必定反映在另外空间中。我们有这个机遇参加这伟大创举，当我们发正念时，我就已经看见这些。
抚育我长大的父母终身信仰和实践耶稣的教诲：真诚，博爱和人道。经受磨难和克服执著是格底耶夫的修炼核心，我退休后曾花费10年时间探索它，同时还有几年热衷于奥若宾冬的综合瑜珈功。就象师父指出的那样：从前历史上的主要正教已经不能再指导常人修炼，没有一个能负起这样的使命，我也曾举棋不定。但不管怎样，我的经历帮助了我，当机遇到来的时候，使我抓住了这个特殊的本质。
写这篇心得体会本身对自己也是一种帮助，它使我面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发正念是每个弟子对正法最有效的帮助，我就更严格地遵守时间，和同修同时发正念。当然，去执著心是永远不可间断的，心性上的磨炼比身体上吃苦要艰苦得多。由于被扭曲的常人观念，我远远没有领悟到这些。我自认为是个遵德守矩的人，从不让人笑话，自然不会伤害别人。多么荒谬！我固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习惯于和缓的生活。以年纪大作为理由，局限自己参加活动，而继续以往的个人兴趣。修炼就必须改变生活的砝码。
虽然晚，但我知道我毕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它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一个全新的理解，还有功法，使我更具活力。但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被赋予无与伦比的恩典，即我们赶上正法时期和使我们能悟到这一点。我把自己视为我这一代人中最幸运的人。
和其他精进的同修一起工作，对自己也有巨大帮助。我们已经得到难以置信的法宝，和面临是否与之相配的考验，同时我们要做更多的工作给其他人同样的机会。
2002年英国法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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