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沈阳市五十一岁的刘志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做好人，不但所有的病症不药而愈，与公婆十几年的矛盾也解开了。她照顾体弱多病的姐姐和弟弟，常常打扫公共楼道、扫雪。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变了一个人，身体好了，成为一个真正善良的人。
然而，这样一位亲朋好友称赞的善良妇女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一再被中共当局迫害，被非法判刑四年，在沈阳第一看守所、辽宁女子监狱多次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刘志女士于2011年7月被绑架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被迫害得瘫痪不能自理。家属要求办保外，监狱说条件不够，因为她不放弃修炼法轮功。
2013年3月8日下午4点多，皮包骨的刘志女士被送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抢救室，家属因不知回家如何处理，也不敢直接接回家中，可医生也不知如何处理，所以不留住院。最后家属只好拨打120，暂把刘志接到刘志的哥哥家。当时刘志处于无意识状态。
刘志女士说：“因为我的到来，哥哥不断的被骚扰，有一次监狱医院副院长边媛，恶警队长原桂玲找到哥哥，说要把我抓回监狱。哥哥说：唉呀，我正不知怎么办呢，不用你接，我打120给你送回去。她们一听赶紧说好话。于是我和女儿离开了哥哥家，住在了出租房里。”
“在亲人的关心照顾下，我开始听师父的讲法，我身体在逐渐的好转，由瘫痪在床不能动，到能动了动，慢慢的能翻身了，能让孩子拖着拽着上厕所了，能坚持炼功了，也能拄着双拐活动活动了。现在的我手关节还是肿大，手指伸不直，握不上，双腿蹲不下，跪不了，肌肉无张力，走路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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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被迫害的照片（2013年回家后照） |
下面是刘志女士自述她在沈阳第一看守所、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的经历：
我叫刘志，我的一生很坎坷，在女儿十八个月时，丈夫不幸工伤身亡，带着年幼的孩子不堪沉重的打击，患了心脏病、哮喘等多种疾病。我是九六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无论我和孩子碰到什么困难，都尽量自己解决，没有给单位和社会增加过任何负担。所以修大法后百病全无。
自从九九年七二零以来，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因坚持修炼大法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关押、迫害，在沈阳第一看守所、辽宁女子监狱被摧残至生命垂危。
一、野蛮绑架 非法判刑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控制舆论工具一面倒的编造谎言诬蔑法轮功，并操控公检法司迫害法轮功学员。我有幸受益于法轮大法，为了讲清大法受迫害的真相，唤醒道德沦丧迷失的人们，99年7月22日，我带着10岁的孩子到北京上访，一打听，到信访办上访的人去了就被抓捕，不让人说话。于是，我于2000年6月12日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了“真、善、忍”的横幅，之后被绑架，被强制“坐飞机”，并非法押回沈阳拘留15天，但20天才放回。
之后我和同修们开始了讲真相的历程。由于同修被绑架迫害，承受不住酷刑说出了我。2009年10月22日下午一点，沈阳市和平区新兴派出所的刘副所长在我家门外装成女子的声音喊我的名字，我问谁呀，没人回答。等到3点来钟出门的时候，我刚一开门，从2楼半蹭一下跳上来一个人，一下子就把我的门拽住了，这个人就是刘副所长。后来又窜上来王所长等几个人，非法强行闯进我家，把我家翻了个乱七八糟，看到我家地上有粮食，就故意弄的满地是水。恶警们强行抢劫走所有的大法书籍，一台刚给孩子买了15天、价值4500元钱的笔记本电脑，一台哥哥给的台式电脑，一台激光打印机，一台喷墨打印机，一台录音机，一个切纸刀，一台dvd等家用电器大约有一万多元，而且没有给我们任何收条，孩子与我哥哥去要也不给。
恶警把我劫持到派出所，双手铐在椅子上审讯，折磨。第二天送到看守所时，量血压190mmHg，看守所不收。这时是应该送我回家的，可沈阳市和平区新兴派出所的人把我拉到一个医院检查，并没有测血压，回来看守所就收了。迫害我的案子是被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一个叫徐永勤（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恶警管的，被检察院两次退回，前两次检察院的人到看守所见我，都是两个人来，问我叫什么，告诉我他们是检察院的，并问我有关事情，还用电脑做了笔录。第三次，只有一个不到30岁的男人来，见到我，一句话没问，就叫人带我回去，带我来的人不解的问：“完了”。他说：“完了”。因为在看守所只有恶警徐永勤和检察院非法提审我，所以我一看不是恶警徐永勤，这次来的就是检察院的人，我在被迫去接法院非法判决的时候见到了这个人，当我要质问他的时候，他认出了我，急忙转身逃掉了。在法庭上，在公诉人所提出的任何事情都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非法判我四年。
二、在沈阳第一看守所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不配合邪恶不背监规，不喊报告，被非法提审零口供。第三天，由于我没有配合恶警照相，等我一上楼时，四小队恶警队长赵莹上去就扇我一个耳光，一下子把我打倒，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1、电得我浑身抽搐、锁在地环上
这时上来几个男人，把我拖到一个黑屋子里，扔在地上，拿来好几个电棍，电得我满地打滚，电了好长时间，又拿来两个最大电量的电棍（他们喊拿最大的来），电的地上啪啪直冒火星，电得我浑身抽搐，抖动，脑袋乱晃，脑袋发木。
不知电了多久，把我抬到号房门口，砸上几十斤重的脚镣被锁在地环上，被定位，在第9天才解开（主使人是赵莹）。在号里，不许我接触任何人，也不许别人接触我。我时刻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使号里的犯人认同法轮大法，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到这个号里来一个退一个，连警察都三退了。管房告诉我，狱警问管房：咱号里的法轮功(学员）怎样？管房说：法轮功（学员）哪样都好就是打呼噜。
在2010年元旦之后，我为抵制迫害脱了马甲，狱警领着十几个犯人厮打着逼着我穿，厮打了近一个下午也没有穿上。从此我不穿马甲、也不抱头。这一年的清明前后，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于是我在起床后，坐板前，中间休息上厕所时间，就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我没有罪，要求无罪释放”。我又被砸上几十斤重的脚镣被锁在地环上，被定位，那我也喊真相，并且每天都有新内容，从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到迫害致死，以至活摘器官卖钱；从用小鸽子上网了解真相到神韵在全世界的巡回演出。到这里来办事的人也听到了真相。有一次，有人到看守所来检查，我也把真相喊给了他们。后来一有人来检查，他们先把我弄到狱警的办公室看起来。
2、钳子夹住掰腿、脚踩脸毒打致休克
我喊真相之后经常被恶警队长赵莹迫害。一次，恶警队长赵莹叫四个犯人每人拽一个胳膊或一条腿把我拽了出去，把我扔在地上，恶警队长赵莹和一个拿着钳子的犯人在那等着，犯人突然用钳子夹住并使劲掰我的腿，我就大喊：为什么掰我的腿？就这样，我的腿才保住了，没有被夹断。
有一次，恶警队长赵莹把我带到四队管教办公室里面一个小黑屋里，那里没有监控，用最大电量的电棍电我，估计一个多小时，等我一走三晃的从小黑屋里出来，刚走到走廊恶警队长赵莹一把拽住我的头发，把我扔到地上，用脚踩着我的脸，毒打致休克了。等我醒来时，人中已被掐烂了一大块。
在看守所里，吃的全都是大白菜汤，被关押人员的唯一的乐趣就是买点吃的，晚上看看电视，恶警队长赵莹却以我喊真相为借口，迫害全号里的犯人，不让她们买东西、看电视，企图煽动她们仇恨我。可是全号里的犯人没有一个人怨我，恨我的。恶警队长赵莹气急败坏安排号里犯人揍我，连谁干什么都安排好了。可是到时候，没有人干。
3、定位迫害26天
我被定位迫害26天。被定位之后，就不让我洗漱和上厕所了，号房里30多人，有了大便怎么办，只好揭露它，我就喊要上厕所，他们就在我刚便出一点大便还没便完就不让我便了，硬把我从厕所拽出来。有一天是星期五的下午2点多，我要求大便，不让我去，来了一个没穿警服的女恶警，嘲笑了我一顿。我说：你为啥不穿警服呢？告诉我你的警号？她一听转身就走了。到了星期一快11点多了，将近3天了，才让我大便。还看着我，看我吃不吃饭，不吃饭就灌食迫害。还经常不给我水喝（迫害人：郑所长，赵莹，何指导员，何的警号为103775）。
四小队的恶警何指导员（警号为103775）经常带医生要强行给我看病，我坚决抵制。之后就让我吃单独盛的饭菜，我的饭菜有异味，我尝了别人的饭菜没有异味，有一天我吃完饭吐了，吐的饭里面有凝血。当郑所长找我谈话时，我说了我的饭菜有异味，吃完饭吐了，吐的饭里面有凝血的事，后来让我与梁素秋对盆（对盆是一盆菜或一盆饭两个人分），她吃的浑身起疙瘩，就不与我对盆了。之后我的饭菜异味更大了。（迫害人：郑所长，何指导员警号为103775）
这时，我已被迫害的走路得两手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
二审在看守所开庭，8天之后下判决，第9天就投监，我是被抬出来的，到监狱坚决不配合体检，从做心电图的床上滚了下来，监狱不收。后来，恶警队长赵莹把我扔在地上躺着，不知去向，到下午恶警队长赵莹回来了，监狱又收了，恶警队长赵莹告诉监狱的人说：刘志没人管。这时我姐姐和姐夫去看守所给我存东西，看守所的人说：没有这人。我姐姐和姐夫上监狱找也说没有此人。于是我姐姐和姐夫请来律师开车在看守所和监狱之间找了我两天，都说没有此人。我姐姐和姐夫就去看守所说：我妹妹就在这，找不着人就不走了。看守所的领导才给监狱打电话，姐夫在电话边听到监狱里人说：刘志不是没人管吗？看守所的人说：哪没人管呢，老爷子找了两天都急了。当时是把我扔到了小号里，吃的全是玉米面发糕，吃到嘴里，全是药的苦味，连咸菜都很少给，有一天给的豆腐，吃完坐那就打呼噜，发呆，饭都不知道吃了。
后来看守所去人把我拖了回来，开始给我打点滴，吃药，每天扎三瓶药。有一天扎完药后我见饭就打饱嗝，来个大夫检查，号里的人都看到了，我的嗓子，上牙床都没皮了，然后又给我扎上药了，大夫明知道针没扎到血管里，却告诉犯人不让喊他；后来手肿了，犯人看手都肿了，害怕了，才喊狱警，找来大夫重新扎针。恶警队长赵莹带我去精神病院做鉴定，回来的路上在四区给犯人看病给药的是一个姓李的女护士，来电话问恶警队长赵莹：还扎滴流不？是不是还加以前的药？恶警队长赵莹嬉皮笑脸地说：不知道哇（因为我坐在旁边能听到）。对方说：你告诉我不然我怎么配药啊？之后狱警有一次对恶警队长赵莹说：刘志的咳嗽好了，恶警队长赵莹说：刘志咳嗽，你怎么不早说呢？狱警说：晚上咳嗽，白天不咳嗽。这时我睡觉也不打呼噜了。在精神病院恶警队长赵莹还给开了精神病药和着看守所的一个大个深红色药片逼我吃，吃了倒头就睡。（迫害人：郑所长，赵莹）
当时我已被迫害的双腿都不能站立，手脚抽搐，眼睛也睁不开，话也说不清了。过一段时间，看守所看我不行了，在监狱不收的情况下，找来我家人说好话，让家人把我接回来，以推卸责任。看守所的郑所长软硬兼施的逼我哥哥签字，我哥哥要看看我，不让看，签字就得接人，恶警恬不知耻的声称：他郑所长为刘志办保外就医多么难，跑的多么辛苦，他郑所长对刘志这么好，不愿看着她在这受罪，你这当哥哥的不把她接回家看着她在这受罪。说的多么冠冕堂皇啊，对我的迫害，郑所长是背后的主使者，无论是精神与肉体的迫害还是药物的迫害他郑所长不同意，谁敢干呢？
我在孩子18个月时，丈夫因公伤亡，这样大的打击没有使我精神垮掉，我被迫害之前在大法中修炼了十二年没吃过药没打过针，可是我在看守所8个多月就被迫害成这个样子，郑所长还以现因患非精神病精神障碍病做的鉴定，办的保外就医，而我被迫害的双腿都不能站立、手脚抽搐、眼睛也睁不开、话也说不清，是患的什么病呢？为什么不做鉴定呢？这不也是对我的精神迫害吗？我哥哥这个快60岁的老人被郑所长一席软硬兼施的话逼的在看守所门外的地上坐了好几个小时，在最后被限定的时间内才被逼得签了字。
我是被人背出来的，哥哥和姐夫接我回家，回家后我就学法炼功，身体逐渐有所恢复了，就到外边讲真相去了。
三、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2011年7月12日沈阳市第一看守所看我身体有所恢复，在我家楼下绑架了我，把我塞在车座底下，第二天送到辽宁女子监狱，分到集训矫治监区。
1、在集训矫治监区被迫害：抻刑一周、胶带封嘴……
到集训矫治监区，恶警队长刘杰就给我用了抻刑，两只手和两只脚分别绑在铁床的四个角上，床没垫子，是木板的；24小时被抻着。7月中旬的天气是很热的，却不给水喝，要急了给你一瓶盖，吃饭也不让你动，我就喊，就用胶带封嘴，手和脚勒的紧紧的，脚看不到，手勒的紫黑紫黑的，尾骨都磨破了。抻的时候我抽了。
抻刑折磨了我一周，我要找恶警队长刘杰谈谈，当时是六个包夹看着我，三个人一个班，其中三个包夹把我弄到刘杰办公室，那时我被迫害一只脚尖能点地上，另一只不行。我说：队长可以破吉尼斯纪录了，你给我抻了一个礼拜了，尾骨都磨破了。恶警队长刘杰对包夹说：你们看看，是磨破了吗？她们看了看说：磨红了。就这样恶警队长刘杰才不抻我了（抻刑用的绳子得花钱买，从我当时身上带的现金110多元里扣的，大约是19元，一起又给我买了一个暖瓶，粉色的花了20元。为了掩盖此事，暖瓶用了几回却没有了，我去找竟然说：从来就没有给我买过暖瓶，绳子也从新的换成旧的，用来恐吓我，后来绳子也莫名其妙地没了。）放开后我腿总是麻的，一条腿能点一点地，另一条不能着地，手也不好使了，走路需要俩人架着。
记得有一天恶警队长刘杰叫包夹把我弄到她们放铁皮柜没有监视器的屋里，铁皮柜对面放了一张床，强迫我躺下，床头褥子底下有一用来击打的铜器（听声音觉得是铜的），我头的底下正好是这一铜器。有一个包夹在床头前坐着，击打铜器，震我的头，震了两天。这时我的脑袋也发木，手脚也更不好使了。瘫在床上，之后被逼迫躺着看诬蔑大法的碟片，半夜还不知用什么仪器吸我的头，也时时挨骂。
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恶警队长刘杰没来上班，第二天来了，告诉我给我办保外去了，到派出所人家不收。包夹有意给我透漏监狱有规定：瘫在床一个月生活不能自理的，可以办保外就医。并且经常拿写有办保外就医的书在我面前晃。当肉体和精神这双重迫害之后，给你一线能求得安逸的希望，但它是有代价的，作为修炼的人，你要什么呢？我问自己，想求得安逸吗？那不是我要的，我珍惜这宇宙大法，这是我来这当人的唯一目的。从此以后对我的肉体和精神迫害就更加严重了。挨骂是经常的，包夹骂人真有一套，一骂几个小时不重样。恶警队长刘杰也是见面不是骂我几句，就是踹我几脚。在抻刑之后，我腿脚麻木，跟包夹说了，恶警队长刘杰来了就拿纸壳卷成的卷二话没说照我腿就是几下子。包夹说：刘队长是运动员，试试你的腿。
此后恶警队长刘杰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我坐不住，就把我放在床头方钢的棱上，让床头硌后背，从早晨到中午，吃完饭又开始到晚上。就这样过了几天，包夹说后背都硌破了，这回又用后背靠边上连接上下铺的一根三角钢，也是除了吃饭从早到晚一动不能动。有的时候硌的浑身麻木，有的时候浑身发抖。有一天晚上集训矫治监区狱警大队长陈硕让我坐小板凳，我坐不住，腿也不得劲憋楞着身子直倒，就拽过来一根大凳子让扶着，我扶不住，就把整个身子全趴在凳子上，坐了两个来点，她让我上床的时候，我不但下身动不了，连上身也动不了了，他们上来人把我抬上了床。
恶警队长刘杰看我的手张不开，就弄来硬纸壳做成夹板，让包夹把我的手强行掰开，痛的我直叫，眼泪“唰唰”地流，她们不管照样给我套上夹板，最后手是张开了，可是合不上了。这时我的腿和脚都肿了起来，腿肿的很亮，比暖瓶还要粗，脚肿的像面包。
她们经常不许我洗漱，把我拖到水房转一圈再拖回来，骂我有味，还不让我洗。我上厕所一开始能扶着两边隔板蹲下，后来两条腿不行了就蹲不下了，就坐在冰冷的便池地下，那也得扶着点，不然就得倒下。沈阳的冬天是很冷的，有时会达到零下30多度，厕所还时常开着窗户。有一次，包夹故意不让我扶着两边隔板弄的我仰壳倒下了，露着屁股，头枕在纸篓上，躺了大约30来分钟，有人上厕所怕人们看到才把我拽起来。
恶警队长刘杰隔三差五就带我上监狱医院，我的腿和脚都肿了，却不给治，到监狱医院有一医生看我腿和脚都肿了，要给我看腿和脚，恶警队长刘杰却摆摆手不让看，却说我有阴道炎，给我开了一摞子消炎药，问我吃不，我说不吃，就抓过我的手逼我盖手印。我说我没有任何尿路感染的症状。后来一说尿路感染，恶警队长刘杰就说满视野都是细菌。隔三天两天就给我验血验尿，有一次验血竟然抽了我两大管子的血，大家知道验血只是把手指尖扎一下，采一滴血就可以了，这样给我抽血验血，到后来一次验血要抽3cc血，抽了两次也没抽出3cc血。验尿时我没有尿，坐在冰冷的便池地上大约两个多小时也没有尿，后来恶警队长刘杰指使包夹给我灌凉水，一连灌了大约6矿泉水瓶的凉水，肚子都灌大了，灌的我衣服全都湿了（大约9月份，天气已经凉了），在冰冷便池的地上坐了大约一上午，回到住处排了一下午尿。等把我迫害的大便失禁时，尿路感染也无影无踪了。连包夹都看不过眼了，说：腿和脚都肿的这样还不给治。
有一次到沈阳七三九医院看病，给我扎了使我昏睡的安定的点滴，回来后恶警队长刘杰说：主任说了你双脚都不行了，之后瞪大眼睛看着我。这些都没有摧毁我对大法的正信。我揭露她们，只要见到家属就揭露她们对我的迫害。有一天，包夹不让我与家属说，我没答应。每次上医院或者接见总是用带车子拉我，像扔麻袋一样往车上一扔。有一次接见完她们把我扔的很高我脑袋砸在车板子上咚咚的响。第一次接见完把我从二楼拽胳膊拖下来，脚都拖的磨破皮了，我凄惨的喊哥哥。我哥哥听到我凄惨的喊声，天天睡不着觉。
2011年的9月末，集训矫治监区的恶警与监狱医院狼狈为奸在给我第二次灌肠时，就把我迫害的大便失禁。在此后，第一次便秘给我用了两个开塞露，拉完了还有，都提不上裤子，坐在冰冷的便池的地上。从早到晚折腾了一天，浑身像散架了一样。而包夹却得到了恶警队长刘杰的奖励，送来了好菜和包子。第二次便秘却给我用了一个打开的开塞露，用的开塞露本来就不是一个整个的，最后还剩了（当时说用一个，以后唠嗑才说出来），所以那次也是很痛苦的。
10月22日星期六，恶警队长刘杰值班，叫三个包夹把我用轮椅推到宣泄室去。宣泄室中间一个大沙袋，旁边放着大锤子，拳击手套等。一进屋她们三个包夹都拿起锤子等工具先打沙袋，然后就冲我来了，围着我，拿了厚厚的一叠手写的信纸，说是五书等让我签字，我不签，她们就硬塞给我，当时我手也不好使，也没劲，我就用两手拽着用牙咬，全都撕了。这一下包夹急了，一下扑过来，把我手心抠了两块肉下来，手背划了一大道子，鲜血直流，都滴到棉裤上了。这时恶警队长刘杰进来了，包夹把我手用卫生纸包上，血还在往外流。
恶警队长刘杰叫包夹把我推到恶警队长刘杰的办公室去了，恶警队长刘杰办公室看监控的大电脑打开了，上面是宣泄室的监控录像。恶警队长刘杰看着电脑说：刘志我是试试你的腿。我说：那你为什么叫她们逼我写五书，把我的手都弄破了。恶警队长刘杰撒谎说她们拿的不是真的，是假的，你看真的在我这里。恶警队长刘杰拿起一本夹子，上面是打印的东西。过了几天，恶警队长刘杰又找我到她办公室说：刘志我不逼你转化了。我说谢谢。过了几天恶警队长刘杰又找我到她办公室说：刘志我不试你的腿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给刘杰吓得够呛，怕我揭露她。
在这三个包夹中，有一个抚顺的犯人叫郭淑梅，其他两个包夹总管她叫刽子手。其中有一个包夹有一天说她昨天晚上做梦了，血了呼啦的，吓得她大哭，说的郭淑梅一脸的不自在。说来说去，我才明白一点，郭淑梅“刽子手”称号来源，是她对大连法轮功学员王玉秀的迫害。王玉秀的哥哥姐姐半年才接见一次，据说当时迫害的非常严重，逼迫王玉秀转化，12月份转化，一月份身体养好了才体检（体检是用来粉饰她没有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是法轮功学员自愿转化的）。有一天屋里只有我和郭淑梅二人在屋时，我问她，你为什么那么做？她说：政府让做的，政府不让做谁敢做。快到年底了，包夹又开始逼我转化了，这回她们不干活了，其实在此之前她们已经来过一次了，完全是谩骂，威逼。现在又开始了，这回先说认罪，我不认罪，不签字，她们代签，凡签我名的我用两手拽着用牙咬全撕了。有一天恶警队长刘杰来了，她们说刘队长去年得老东西了，今年看你的了。到年底因为我没有转化，恶警队长刘杰啥也没得着。年终恶警队长刘杰骂了我两次，每次多半个小时并扬言要我过最痛苦的日子。
2012年1月13日恶警队长刘杰突然叫包夹收拾我的东西把我送到医院监区，但发的夏装，布鞋，胶鞋却没有给我带去，医院也没发，7-8月份我还穿着棉鞋。由于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善待他人，集训矫治监区的犯人都对我很好，三个包夹中有一个说不逼我转化了，有一个说再也不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
2、在监狱医院监区被迫害的14个月：随意迫害、胡乱用药……
2012年1月13日集训矫治监区狱警大队长恶警陈硕、恶警队长刘杰把我送到医院监区，刘杰说：让我过最痛苦的日子，并在监狱医院的走廊里，当着医院监区狱警大队长恶警边媛，医院监区一小队长恶警原桂玲和好多围上来的人说：别人都转化了就她不转化。数落了我一顿。医院监区一小队恶警队长原桂玲问恶警队长刘杰说：她爱吃什么？刘杰说：鸡头。恶警队长刘杰和陈硕走了。
我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多一直在一楼楼道里坐在轮椅上坐了6个多小时。1月中旬的沈阳是非常冷的，冻得我缩成一团，中午也没有给我饭吃，等到下午3点来钟，恶警队长原桂玲来了说：刘志你的腿肿不是我们弄的吧。叫犯人牛桂平把我背上三楼五室。站班的犯人叫任崇明（已出监）（管理三楼五室犯人的），三楼，四楼大多数是精神病犯人。
这时我的身体情况是：腿不肿了，脚还有些肿，每只手的三个手指是直的，不能弯（在矫治被套上夹板被硬掰直的），大便失禁，但便秘，拉不出来。腿脚不能走，不能站，四肢无力，肌肉萎缩，坐下不扶东西就倒，得把胳膊搭在上铺的梯子，才能坐住，早晚得有人帮我穿脱衣服，还得把我拽起来坐在梯子边。2012年过年前后不让我接见，说家属违规，控告她们，不让接见。我上厕所得左右一边一人拖我，后边一人拽裤子往上提着我，我腿一点也走不了。很艰难的回到305室（305寝室与厕所斜对门）。
3月末4月初的一天，恶警队长原桂玲不知道躲在哪里看我上厕所，4月5日站班的犯人任崇明问我：刘志你去上厕所不？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她说，去吧。叫来人拽我上厕所，坐在坐便椅上，我看门外任崇明在看我，当时我大便干燥，等我用手抠便时她把头低下在挠头（她们以为我拉不出来，安排好了迫害我），当我抠的满手满屁股粑粑时，308室站班的犯人关树敏（造币厂贪污犯人，家住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附近）凶狠的进来非得叫我出去，说法轮功学员胡玉环（这里不让法轮功学员见面）要上厕所，憋不住了，我说：得让我洗洗呀，急急忙忙的洗了洗，就拖我回去，后边拽我的犯人王秀兰上去就踢我三脚（此人第一次拽我，是黑社会的地赖。是安排好迫害我的）。我就喊：为什么踢我？我做错什么了？把我拽到305室，上身仰壳扔到床上，下身荡浪在地上，我一动也动不了。这时我质问任崇明，你让我上厕所，我要没拉出来你们都不应该这样对我，我做错什么了？你们站班的，队长的执行员都在看着打人不管。任崇明说：谁让你不转化。
第二天，恶警队长原桂玲来了，我就向恶警队长原桂玲讲了，恶警队长原桂玲说：把王秀兰叫来。叫来之后说：是这样子吗？王秀兰说是，恶警队长原桂玲说：这个月扣你分，以后带刘志上厕所不许这样的事发生（说的多好听，恶警队长刘杰说的让我过最痛苦的日子开始了）。恶警队长原桂玲对我说，那天看你能走，不好好走，上床吧。下午，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是恶警队长原桂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好帮手，家住大连曼哈顿小区27号楼）问我坐轮椅上厕所行不？我说行。一会又来说不能让你上厕所了，没有人愿意伺候你，在屋里吧。屋里人不愿意了，我就说上厕所吧。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走了，晚上8点我要方便（2012年1月13日第一天到医院，在楼道里没有人给我饭吃，3点来钟上楼后，我说饿了吃点东西，任崇明（犯人）不让，我要方便，憋的不行，她非得让我躺着尿，我不会，憋的不行也尿不出来，最后还是拽我起来坐着才尿出来）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任崇明（犯人）非要我躺着尿。晚上8.00-8.20我没尿出来，关树敏（犯人）说尿不出来视为没尿，尿盆拿走了。
开春了，天也很冷，没有人给我盖被，斜躺在床上，浑身非常冷，等到晚上11.30分，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任崇明（犯人）才把被打开扔在我身上，她们12点下班了。2点半钟，我肚子憋的非常痛，直叫唤，才让我尿，可躺着还是尿不出来，才拽我起来坐着尿，但脚不能着地，从此以后我就在床上坐着脚不能着地了，每天起来就把我放在被子前靠着被，被子很薄，一动不动的坐着是很吃力的，坐一天到晚上浑身痛的很。到第三天，恶警队长原桂玲来了问我怎么样。我说按真善忍做真好。她一听，就让我再次扶着梯子坐着，但大小便脚不能着地。
这种精神和肉体的迫害，使我大便失禁却越来越严重了，整天满裤兜子大便，屁股前后都是大便，小便也不正常，24小时一次或许36或48小时一次，每小便一次换一个尿不湿，也不许洗屁股，我的屁股也烂了。这时她们就讥笑辱骂。4月中旬，她们把我抬到厕所，扒光衣服，倒在铺着防滑垫的地上，防滑垫是硬塑料的，非常硌人。一盆盆的凉水直往我身上泼，最后据说是两舀热水（一暖瓶是三舀水）兑的有点热的水泼下。擦了擦，穿上衣服，抬进305室，可屋里也开着窗户，冻得我直发抖。大约3点来钟，大盘（该监区犯人的头）许占（犯人）来了，我说冷，这才让关窗。过一会恶警队长原桂玲来了，后边跟一帮人（犯人），原桂玲说：刘志洗澡了。任崇明（犯人）说：全用热水洗的，一天换4身内衣。我说：就两舀热水，余下全是凉水，冻的够呛。任崇明你怎么撒谎呢？一天就换一条衬裤怎么四身呢？恶警队长原桂玲说：谁都两舀水，不能多给你。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说：得买换洗衣服了。许占（犯人）说：买20套来回换。她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一堆。
4月20日左右接见，回来一周没让我洗脸刷牙。5月17日接见，5月19日就不给我端洗脚水了，我的脚烂了，我就背法，过了不长时间就好了。看我脚好了，包夹6月25日给我洗完头，用洗头的脏水给我洗脚，以后一个星期用洗头的脏水给我洗一次脚。到7-8月我还穿着棉鞋。
监狱医院不仅迫害我，造成大便失禁，还假借大便失禁，在生活上迫害我。5月13日我花60元买两份苹果，刚吃3个剩下15个苹果和5个西红柿，十多根黄瓜因我大便失禁被扣，到6月13日才还给我，苹果其中有几个整个烂掉，有烂部份的，没有几个好的，黄瓜全都黄了抽吧了，没水份发苦了，我撒点盐，腌完了非常难吃，我勉强吃下。大便失禁依旧，这就不让我买青菜买水果吃了。至7月18日卖柿子黄瓜还不让我买，我就向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问：为什么不让我买？（我当时存有700多元钱超过600元的最低线）她不理我，中午我心脏发病，下午班的执行员问我买黄瓜不？我说没有我就不买了，她说有黄瓜，柿子没了。这样28元卖我14根黄瓜，不知道为什么又别有用心地卖我36元的柿子。7月中旬的天气太热，怕坏了，我每天吃很多，一点也没拉肚子。大便还是失禁。
从清明出现踢我的事之后，有点头脸的犯人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给我压力叫我转化。这精神上的迫害使我在5月份，抽了，很严重。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知道我抽了不管，我的手抽的由握不了到抽的张不开。后来有人说当时帮你抻抻就行，可是没人管。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说我抽的时候是使劲往回憋大便呢。过几天恶警队长原桂玲来说：刘志你转化吧。我没吱声，恶警队长原桂玲又说：你拉出的大便是成型的，那天你是在使劲拉屎呢（指我抽的时候）。我说：就因为我不转化你就这样说我，那你前些日子为什么还给我那么多碎布呢？我冤枉啊，我冤枉。
6月5日包夹牛桂平早晨掰我腿嘎巴嘎巴的响。我说你掰我腿干什么？本来腿就不好使。6月6日晚包夹孙仲清接尿时，装大便的袋子放在床上，没拿走，我喊也没回来。睡觉时，包夹牛桂平看见了，拿装尿不湿的大包装袋和垫尿盆的塑料布全打在我的脸上。我一言没发，搂着大便袋子睡了一宿。6月8日，我问包夹牛桂平，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政府”让她干的，她得听“政府”的。是呀这里的犯人口头语就是“政府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听政府（队长）的”。
6月份两个站班的犯人开始让我在床上靠着被子坐着。这时我头抖动身体也抖动，不一会就滑到被的一头去了，被子的一头是墙。滑下时，我的脸紧贴着墙，等中午包夹牛桂平拽我起来时，一头一脸的白灰。被子的另一头是铁梯子，滑下时，就挤在梯子与被之间，有时还撞着头，下午也一样。
到7月6日，我脸贴墙，夹在墙与被子之间，突然上不来气，只会进气不会出气，话也说不好了。抬到一楼，测血压144，做心电图监测，吃救心丹，扎上滴流。这时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突然上来拼命掰我扎滴流的手，说我抽了。其实她非常明白我没抽（我抽的时候她说我是憋大便呢，不帮我掰手，别人不敢帮，导致我手伸不开），痛的我直叫唤，眼泪哗哗流，掰了好一会才松开。这时恶警队长原桂玲上来又掰了两下，掰完我，点滴就不给我扎了，给我吸了点氧之后就给我仍在楼下空屋子里，让包夹看着。下午才回到305室。在这时我想我的生命要完结了，这里的众生我还没救呢，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这黑窝堂堂正正讲真相的历程。从哪讲起呢？就从恶警队长原桂玲讲起。于是我告诉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我要找队长谈谈。
7月份接见时，我跟家属说心脏不好，吸了氧，想跟队长谈谈，谈完在跟你们说。接见完，就接二连三的一帮一帮的犯人大小头头来找我，总是恶言恶语的，我不吱声，就是好言好语的说。后来我一看不行，没完，我就说我要找队长谈话，你们这是不让我谈呗。这一说，他们也没影了。
大约7月末的一天，抬我下楼，说队长找我，在一楼把我放在轮椅上。医院监区狱警大队长恶警边媛（副院长），恶警队长原桂玲二人找我谈话，我说：我就跟队长谈，我们小队的事，至于她怎么汇报与我无关。就这样医院监区狱警大队长恶警边媛走了。我坐在门口，门开着，恶警队长原桂玲坐在对面床上，床头有个桌放着一个带皮套的小录音机。恶警队长原桂玲问：你找我谈什么？我讲了江××后悔的两件事和北京监狱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监狱警察被送往云南枪毙的事，然后又讲了三退的事，恶警队长原桂玲不吱声。我又说：队长你烦我不？恶警队长原桂玲说：刘志，我不烦你。刚想再说什么，一看录音机，没说。我说：你看那天（我没提名，但她明白）她掰我腿，掰的叭叭直响。我说：我本来就腿不好使，你怎么能这样掰我腿呢？过后我问她，她说，政府让她这么做的，她得听政府的。恶警队长原桂玲说：当初我为什么用她，没用张青，就是因为张青病比她重。（其实，她是牛桂平，她来监狱六年，包夹我，在我之前她包夹过3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她自己说她非常有经验，有一次她跟我说她的病（癔病）早就好了。）我没吱声，恶警队长原桂玲说：你心脏病好多了，怎么好的？我说：我做深呼吸。我又说：心脏不好让我吃芬必得，不太恰当吧。恶警队长原桂玲说：当时你血压110/90mmHg，心跳107，血沉高，你风湿，为什么不吃药？我说：当时我看的是心脏病，没有请哪个大夫看风湿病啊。我根本就没有风湿病，原桂玲语无伦次，一会这个赫大夫看的，一会说博大夫看的，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大夫看的，看的什么病。我说：在楼上，我们看病都是先告诉执行员我想看什么病，哪个部位如何，才安排什么时候叫你去看？我没有风湿病，也没跟谁说看风湿病。恶警队长原桂玲说：你不说手疼吗？我说：那是于春艳拼命给我掰的。恶警队长原桂玲说：你撒谎。我说：你上楼那天我跟你说于春艳拼命掰我手，你怎么不说我撒谎、今天说我撒谎。恶警队长原桂玲没吱声。其实那天量血压时，量血压的说是144，原桂玲说那就是150呗，今天却说是110，她在撒谎，不给我治血压高，心脏病，却叫我吃芬必得。
从跟恶警队长原桂玲谈完后，我是见人就讲真相，无论是到号里来的，还是去接见时路上遇到的。有一次是恶警边媛陪我去接见，我一路讲着真相，恶警边媛很尴尬，以后我讲真相就给我录音，但录不上。
8月7日晚，我浑身没有劲，扶不住梯子，就倒在床上了。站班的是宋淑荣（本溪的犯人），她问我，刘志你怎么了？我说：没有劲，坐不住了。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没来也没问，就去喊大夫，管医疗的院长杨秀明和值班队长杨守杰来了给量血压，说血压不高115/90mmHg，心脏没病，这时大牌（是此监区犯人的头）刘慧秋（犯人）说：刘志，你怎么说谎，心脏没病呀。我说：我说的是没有劲，没说心脏有病呀。她说：你说上不来气。我说：你听谁说的？我没那么说。一会宋淑荣（犯人）拿来降压药，压碎了给我吃。我说：我血压不高，为什么叫我吃降压药？宋淑荣凶狠的说：你吃不吃？我说：为什么吃？宋淑荣喊：来人呐，小牛（包夹牛桂平）。没人来，宋淑荣气急败坏的喊：张青（精伸病犯人）教育教育她。随后张青就骂上我了。宋淑荣说：张青骂你，你都不敢吱声。我说：你真有水平，不愧是政府部门干部，当我血压高达150mmHg，心脏不好只会进气不会出气时，给我吃芬必得；我血压115/90mmHg，给我吃降压药。这是什么医院啊，这是治病吗？这不是在害人吗？在接见时我就揭露她，她们怕我说，就叫宋淑荣（犯人）陪我接见，在接见时我就把宋淑荣（犯人）介绍给家属，然后就揭露她。
8月5日、6日两天晚上一到点完名（7点半点名）之后，对面屋（308室）站班的关淑敏（犯人）和宋淑荣（犯人），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犯人）就叫张青（精伸病犯人）给我“上课”，实际就是让她骂我。8月5号那天，她们叫张青骂我，我没吱声，从点完名（7点30分点名）骂到大约9点30分，从骂我一直骂到我女儿。门口围了一堆人，却没有人管，大牌和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艳也在叫张青骂我。
记得有一个犯人跟我说：我们都是“政府”怎么说就怎么做，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想的。这里的任何一个犯人都说：“政府”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可见这都是“政府”（队长）安排的。
8月20日，包夹牛桂平说：我整死你。我说：我都这样了，你整死我不合适。大牌刘慧秋（犯人）来了，我跟他讲了。8月26日牛桂平又说：我收拾死你。之后，有一天牛桂平按着我的腿往上推又要把我大腿推错位。
9月16日星期日，恶警队长原桂玲值班，恶警队长的执行员于春燕看我头发长不长，我没吱声，有人说她不愿意剪。于春燕说：她说了不算。说着就叫包夹牛桂平，王秀兰（犯人）扶着我，于春燕就拿打起剪子给我剪起来。剪完之后，牛桂平，王秀兰把我抬起来，往床上一扔就走了。我头顶着墙，屁股挤着被，卷曲在床上，一摸头，左边的几乎没剪，大约有2寸长，右边的贴着头皮被剪掉。更想不到的是星期一的早上4点左右，往3楼传达指令的语音设备响了，传来声音：刘志次日出监。当时大家都睡醒了，因为经常4点起来洗衣服（出现这事以后几乎是晚上洗衣服了）。等6点左右在走廊听有人问包夹孙宗清说：以后好，不用接尿接屎了。包夹孙宗清说：是呀。
星期一早晨包夹牛桂平没给我打饭（这里出监时早晨都不吃监狱的饭），等包夹牛桂平回来，我问为什么不给我打饭。包夹牛桂平大喊：你整啥事，不早说呢？我说：你不给我打饭，是我整事呀？这时，饭没了，给我一块玉米面的发糕，给我打点凉水。我嚼了点方便面。星期二本来应该是包夹孙宗清给我打饭，可包夹牛桂平却来给我换上一身干净衬衣，给我打饭，等到中午包夹孙宗清给我打饭了。这一场骗剧演完了。给你剪个出不了门的头，再告诉你放你回家，演了两天，是假戏，导演者值班恶警队长原桂玲。
9月份接见，我对家属讲，我说：面对生与死，我不得不讲了。7月，8月接见，我都没讲我所遭受的一切，因为跟队长谈话，给人家时间。现在不但没效果，反而更糟。所以我先揭露了9月7日我被衣服勒脖子的事；然后揭露了包夹牛桂平掰我腿的事和她说整死我的事，包夹牛桂平当时在那听着没吱声。
9月21日恶警队长原桂玲值班，上楼来说了一句我向家属告状不起什么作用的话。又说，这次买东西是不让你买呢，还是你不买呢？我说：队长啊，我就三百多块钱了（她们说有规定再有两年就出监的少于600元就不让买东西了，这规定她们是不敢拿到面上的）。恶警队长原桂玲没吱声走了。
包夹牛桂平给我接便时，厕所就在对门，一次去倒便我看了一次表是7-8分钟，北风烟雪的时候，门窗全都开着，并且对面屋的门窗也全都得打开，别人都冻跑了。我的裤子退在膝盖以下，光着下身就这样等着，有时晚上临睡前接尿，门窗大开甚至把我的衬裤全都脱下来了。就这样冻个十来分钟，或更长时间，因为有时包夹牛桂平会中途去做别的事去。冻你下身没达到目的，什么办？寒冬腊月，屋里很冷，别人都在加衣服，包夹牛桂平却非要扒我身上的棉睡衣，说是要洗，棉睡衣并不脏，外边有棉衣，里边有衬衣。我被扒掉棉睡衣，寒冬腊月，屋里又很冷，躺在那里，棉裤又不给我提到位，露着腰，棉衣扣又没扣全，给我盖被是别人给我的很小的只有两层布的被，你想冷不冷。
9月28日，大盘刘会秋来到305室，站在门口对张青说，张青该出手时就出手。又对蔺秀娟说，你该干她就干她，对站班的说：队长说了该收拾就得收拾。所以，蔺秀娟10月5日就无缘无故骂了我一顿。这时我才知道，蔺秀娟在8月份她与别人打架被抻四肢，抻的很紧，却突然无故骂起我来，因我对她很好，她对我也很好，我有点不知何故。我说：娟，你怎么了？她还骂，直到把自家老底都要骂出来了，我说：你怎么了？快别骂了。她才意识到，住了嘴。
10月4日牛桂平给我洗脚，这时站班的进来说：呀，还用磨脚石呀。牛桂平说：这地方让我给磨破了，倒上点醋，刘志你疼不？我躺在床上没吱声。过了几天，牛桂平突然吧我脚撞在铁床头上，那个星期大牌刘慧秋说，不许剪脚趾甲。10月18日牛桂平说我脚有甲沟炎，流脓了。于春艳也在，我说我没有什么甲沟炎。其实是牛桂把我脚撞的大脚趾头与脚趾甲分离了。
记得有一天外边刮着北风下着雪，孙宗清接尿时，不知怎么弄的里边穿的两个尿不湿和棉裤全湿了。我还不知道呢，我的感觉不是太好，别人看见说了，我叫站班的关淑敏叫孙宗清给我换一换，关淑敏说棉裤湿了没法换，晚上再说。过一会牛桂平来了，把垫在身下的塑料布给拽下来，拿走了。我一看棉裤湿的厉害，塑料布一撤，褥子就全漛湿了，我跟下午站班的韩云旭说了，韩云旭给我找了块纸壳垫上了。一会牛桂平又来了，要拽走纸壳，我说别拽，褥子会湿的。她当时没撤，过一会就又给撤走了。并告诉我说：你舒服了，我挨说。
从2012年1月13日至2012年7月，我就洗了3次澡，7月到2013年3月回家没洗过澡。有一次站班的告诉我，一周可能给洗一次澡，我看她一眼，她接着说，是转化的。
10月28日这一天，牛桂平早上拽我起来，我手没劲了，衣服扣扣不上铁梯子了，所以我一下就倒在床上了。我以前也是坐不住、起不来的，每天都是别人帮我穿衣服裤子，然后拽我起来，就把衣服扣扣在铁梯子上，用衣服兜住身体坐一天。后来是坐一会，吃完饭就躺下，现在躺着吃饭了。
11月1日恶警队长原桂玲来说让我看病，我说不看，给我第二次灌肠就给我灌的大便失禁，这样的医院不敢看病。原桂玲说，是在我这吗？我说，是这个医院，心脏不好给我吃芬必得，血压115/90mmHg给我吃降压药，这样的医院我不认同。5日抬我下楼照的片子，看我的手，脚（用电击打在手脚上没有知觉，看见电光听到啪啪声），不知结果。6日，拿两个化验单，一个是离子，一个是血常规。做血常规是不用抽血的，可是在早饭前抽了化验离子的血，早饭后9点多钟又来抽血。连执行员于春艳都吃了一惊，问还抽血呀。一看后边还跟着队长（刘静是化验室的队长）说是做血常规。就又抽了我的血，我不知道做离子抽的血能不能兼做血常规，但我知道做血常规现在采手指头一滴血就够了。10月28日到11月6日的某一天（记不清了）于春艳领人来抽血化验，也是两张化验单，其中一个是血常规，也是抽血，我问于春艳为什么抽血，血常规采手指头的血就行。于春艳说，这你也懂？之后说：采血三分钟到化验室超过时间或天气干燥，血干了。我说：从三楼到一楼3分钟送不到吗？这时也不会干。于春艳没吱声。11月6日之后还有一次化验抽血，我是被按着头，白布蒙着脸抽的血。不知抽了多少血，也不知做什么化验。
11月20日早晨没给我打饭，也不告诉我为啥，9点多钟，抬着我就走，原来是外诊。到沈阳七三九医院，内科护士找一个男医生看，这个男医生不给看（我讲真相，他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后来到骨科，看我的脚，大夫说：已变形，脚趾已往里扣。杨秀明（监狱医院院长）一直追着大夫让大夫写病历（没有下医嘱）。回到女监医院305室已一点多了。我吃了一袋泡面，刚刚吃完，就把我抬到一楼去了，一楼4室，给我扎滴流。当时，站在我床边好几个人，我只记得有边媛，原桂玲，感觉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她们都屏住呼吸，屋里很静很静的，只有我不知紧张，在背法。等扎上滴流滴了一会，看我没事人才撤去。这一切让我想到这滴流不同寻常，同时也想到在7月到8月，我心脏病犯了三次，7月18日那次，我有点抖，大夫就给我肌肉扎了一针安定。之后，我膀胱有点丝丝拉拉的疼，我背法发正念好了。隔了10多天我又犯了一次，大夫也是给我扎了一针安定，膀胱那种痛比上次重了，很难受，尿道也不舒服。隔了10多天，我又犯了一次病，这回大夫是张平，她让犯人掐我合谷穴，人中穴二次，合谷穴被掐破了。后来抬楼下扎滴流。扎完，膀胱比头两次难受的更严重，嗓子，上牙床有些地方都没皮了，我还是背法发正念好了。在矫治监区，我在沈阳七三九医院扎过安定的滴流，在医大扎过安定的肌肉注射都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从11月20日开始每天给我扎一瓶大的500ml葡萄糖加药，一瓶小的葡萄糖加药，什么药不告诉我。11月27日早上五点，站班的就叫醒我，问给我要了一个匙你要不？我说不要，我很奇怪，这么早叫我为了一个匙？这时我才觉得口干舌燥，嗓子冒烟，我知道了昨天扎的药起作用了，是奔我嗓子来的。
11月27日9点多外役抬我下楼滴流，据说是前面抬上身的犯人刘春摔了，当然把我也摔了，头撞在楼梯栏杆上，很疼，但手也不能动，只能呻吟。非常巧，这时恶警队长原桂玲就站在楼梯底下。扎完滴流回来，我想看看刘春摔的怎样了，听到外面叫刘春干活，也没听说崴脚，怪了。
11月28日在305室扎滴流，有一天张平大夫来305室看看，第二天扎滴流以后，手感觉不如以前了，怪事。我的手脚是不天天洗的，从张平大夫来之后，包夹牛桂平一连四天晚上给我洗手，洗脚。以前洗手沾沾水就行，现在洗的非常仔细，手指头都掰掰拽拽的。
监狱其他有病的服刑人员每月可以接见两次，不限制接见日子。重病号还可以在长廊与家属相见。我却被限制在星期四，一个月接见一次，还得从305室抬到担架上，下一楼坐轮椅，还坐不住，还得有人拽着，接见电话还需要别人放耳朵上。
一晃滴流从11月20日扎到12月13日了，14日就没扎滴流，可吃苞米面发糕时，却吃了一口药，苦苦的，第一口没注意，咽肚了，第二口还是，苦苦的。从此我的饭菜里面顿顿都有药，再过几天给我打的开水里边也是药味。
12月16日星期日，两顿饭，牛桂平把我女儿买的油炸黄豆放在我面前，下午我吃了，牛桂平这时从床上下来，说她做了个梦，梦中说刘志犯病了，我听后也没在意，接着吃。后来，我嘴里有苦味了。我才想到我女儿给我买的东西她们也下药了。过一会，我心脏真的不好了，晚饭我没吃，牛桂平非得让我吃，我也没吃（她往菜里放我女儿买的鸡肝，拿出来等第二天吃。药的苦味很大）。等她往门外走的时候突然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药死拉××倒。从此我女儿买的食物中也都是药的苦味。
12月18日，早晨我吃苞米面发糕，吃了两个小钢勺我吐了出来，放在吃饭垫的板上了。牛桂平来把吃饭的板往床上白单上一倒，开始找东西，这是从来没有的动作，很奇怪的。
2013年1月2日我深吸了一口气，305室犯人徐燕说，刘志你上不来气呀？我说有点气不够用，她说刘志上不来气了。人忽就上来了。不容分说就给我抬楼下就扎上滴流了，扎了几天不知道为什么1月5日，我突然不能说话了，发出声音咿呀咿呀的。2月7日接见完就给我抬到一楼四室最里面一个有四张床的小北屋，接着扎滴流。原先扎小瓶，现在扎两大瓶外加一小瓶。也不知道为什么过完年的一天，医务犯人杨军华把几瓶甘露醇拿到四室（就我一人住院）叫陪护摇晃，把药化开，第二天拿来一大盆叫她们晃，估计十多瓶，说扎一个星期，这时我扎的药已经能看出是粘稠度非常高的药了，据说甘露醇是脱水利尿药可使小便失禁，体虚者禁用，过量的使用脱水利尿药可导致脱水昏迷，电解质紊乱，造成死亡。而且里面兑的还不知道是什么药，但里面粘稠的液体浓度非常高。两大瓶不知兑的是什么药。以前是没有粘度的，现在一看就能看出来很黏的。扎的我头晕目眩，并且也小便失禁了。
滴流从1月2日扎到2月19日，这时我吃饭就往外呕了，肚里没食都往外呕一些粘液，已吃不了东西了，声音也发不出，医务犯杨军华说：告诉大夫，刘志不能吃饭了。大夫传话来说：跟她队长说。看来医生听恶警队长原桂玲的。2012年12月5日，我的家属到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反映上述情况，接待的警官表示，只能去找监狱反映具体情况，并给家属开了一封介绍信。家属随后前往辽宁省女子监狱办公大楼，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副监狱长徐敏（女，主管迫害法轮功），徐敏声称：刘志不“转化”、不承认自己犯罪，所以不能给她办保外，只有承认炼法轮功是犯罪，才能给办。
年后，有一天晚上我已要睡着了，牛桂平过来了拿花生米和一块糖给我吃，我就吃了还喝了点水；后来嗓子就难受，此后有时扎滴流也时常有嗓子冒烟，干燥的。这时，我连咿呀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了。可是，陪护我的外役却知道说：你不能出声了，有尿就点点头。
从我不能吃饭开始，滴流一天7到8瓶，有时24小时连轴转，不用说滴流里加与不加药物了，就这一天7到8瓶的冰凉的盐水（大多是盐水）滴进血管里，再加上小北屋暖气几乎是凉的，医院的大门，走廊的门小北屋的门，只要是门全是开的，说是怕被子压滴流管还不能盖手和胳膊，有时肩膀和脚也露在外面。有的陪护接尿时哗全掀开被，接完尿也全掀开，我在这上身穿衬衣，下身全光的等着陪护倒完尿处理完一切，回来再给我盖上被子，这快的就得十几分钟。有一天，我的手冻的象万把刚针扎在手上。
2月28日身体起疹子，起泡，怕发烧，一旦发烧人就完了，才给我看病。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先看急诊，检查全身，看手脚不好使，不吃饭，不交流。边媛说要插鼻刺，医生说太瘦了，才打电话叫家属。太瘦的人插鼻刺很容易伤着身体内在组织的，就很容易引起发烧。因为有些检查得签字，没人签，叫家属来签。
3月1日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边媛一伙狱警带着到一个门诊看病，大夫说要插鼻刺，边媛一伙狱警就威逼家属签字，家属有明白的就没有签字。因为起疹子，起泡，怕发烧，一旦发烧人就完了，我的家属追的紧，监狱怕承担责任才来看病。昨天要插鼻刺，医生说太瘦了，今天要插鼻刺这不是害人吗？而且家属如果签了字还不用承担责任。这一招没灵，又来一招，看心理门诊，边媛请示王丽英，王丽英要求到精神病院看病，取精神病药，后又要求去做鉴定，（当时王丽英与徐敏在一起），因为太晚了，没做上鉴定，而且精神病医院的规定是不住院不给药。住院每天需260元，就没住院。
3月2日3日连着两天扎的药，发不出声，咽喉干燥，火辣辣的。3月4日到精神病院鉴定（王丽英找熟人）说：这人不能让死在这里，家人追的紧，省里影响大。（是影响大，当时全球的法轮功学员都在营救我。）
3、在沈阳七三九医院的三天
3月6日下午2点到3点，我被从监狱医院由带担架的警车送到沈阳七三九医院。边媛说：住院。医院不收。边媛说：扎精神病药，医院才收，住五楼女监特殊病房。这个病房的监控安全设备是非常先进的，门锁是电子带密码的。住院的当天，我哥哥和女儿去沈阳七三九医院找我，看到有在一楼看病和扎点滴的犯人和普通病人，就是没有我。当时四楼的主任不在，急诊室姓胡的医生做的检查，写的病例，并说：双脚已坏死。扎滴流护士扎针时都说明扎的药是什么药（胃药，脂肪乳等四瓶）。
3月7日清晨，边媛说：一会怎么给多加点药。不一会4楼内科主任由边媛陪着来给我检查了。护士来扎滴流，说这是治胃的药，换第二瓶时说：临时换药了（扎针时护士告诉什么药，治什么，这回护士没有告诉什么药）。然后就听护理人员（原桂玲，边媛，陈教导员，医院女监采购员）说起话来，谈植物人如何如何。滴流扎到3月8日下午来救护车才拔下来。
2013年3月8日下午，监狱医院院长王丽英打电话要救护车时说：下午8点死了也活该。下午3点监狱医院院长王丽英，副院长边媛要求女儿和哥哥把我接回家，哥哥和女儿知道我已经只剩一口气了不敢接收，要求送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治疗，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监狱医院院长王丽英，副院长边媛要求我哥签字，不签字不让见人，更不能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治疗。没办法，我哥只好签字，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医生看到我的身体状况拒绝接收，院长王丽英、副院长卞媛把我扔到医院的移动病床上开车就走了。
无奈的家人只好又一次把只剩一口气的我打个120救护车接回家。回到家也就是下午7点来钟，那么3月8日下午监狱医院院长王丽英打电话要救护车时说的：下午8点死了也活该。是不是给我扎的药在下午8点会要我命的呢？即使要不了我的命，也是植物人。而且住院时，医院不收。边媛说：扎精神病药，医院才收。且沈阳七三九医院是没有精神病科的，为什么边媛说：扎精神病药，医院才收呢？对重大病应四级医生出现，管床医生，主治医生，主任医生，院长，而给我看病的只有内科主任。尤其是损害神经药，在用药之前并没有解释病情，解释用药及征求病人及家属的意见（危重病人，即使杀人犯也应该找家属的）。这样的药过度用药，过量用药，在治疗方法上不是以救人为目的，恰恰相反把治疗方法作为杀人害人的手段。而且医院对口单位专门设置专门病房，属于防范病房，防止其所做所为被外界知晓，被家属关注，被国际关注。
回来后我住在哥哥家，因为我的到来，哥哥不断的被骚扰，有一次监狱医院副院长边媛，恶警队长原桂玲找到哥哥，说要把刘志抓回监狱。哥哥说：唉呀，我正不知怎么办呢，不用你接，我打120给你送回去。她们一听赶紧说好话。于是我和女儿离开了哥哥家，住在了出租房里。
四、恶人恶报
监狱医院副院长边媛30多岁，在送我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看病时和狱政处的人说自己都干巴了，闭经了，还有腰托。监狱医院大夫张平也身体不好，经常请假上不了班。监狱集训矫治监区的恶警队长刘杰在把我送到监狱医院监区后被安排到看守班去看大门了。
包夹牛桂平、包夹孙宗清均为精神病犯人，牛桂平是癔病，孙宗清不知属于哪一类，她们都是外役（能出入干活），外役是绝对没有病人状态的，才能当外役的。而且牛桂平、孙宗清分别在我面前说她们的病都好了。孙宗清以前身体非常好，每天都啃猪蹄子，58-59岁的人干活比年轻人都有劲。大约2012年11月突然出现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啥也不愿吃，也吃不下了，外役也干不了。牛桂平也是心脏不好了，以前非常能干，不知累，后来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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