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谭秀霞女士，今年五十三岁，原是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西北煤机一厂职工，是一位忠厚、吃苦耐劳的善良女人。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谭秀霞成了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遭严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之一，先后八年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迫害。
谭秀霞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诬陷为“扰乱社会治安管理罪”，非法劳教两次，一次一年、另一次三年；二零零五年五月，又以“破坏法律实施罪”诬判入狱四年，被开除公职。在谭秀霞第二次被非法劳教回家后，大武口六一零、政法委、国保大队的威胁她的丈夫说：谭秀霞要再炼法轮功，就开除你的公职。丈夫在他们胁迫下，承受不了压力，执意与谭秀霞离了婚。
谭秀霞屡遭迫害，女儿大学毕业后，四、五年间，吓得不敢回宁夏工作，在外漂泊。二零零九，谭秀霞从监狱回家，在外打工，恶警到谭秀霞父母家恐吓，让说出她的去向，她的父亲惊恐过度，心脏病发作，几个月后去世。直到现在，谭秀霞的家人依然生活在恐怖之中。
下面是谭秀霞自述其修炼大法脱胎换骨和屡遭迫害的简要过程。
一、喜得大法 修心向善
一九九八年五月春暖花开时，我到大武口广场散步，很远就看到金黄色的“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大条幅，走近又看到了“法轮大法简介”的展板，看到师父在国内外洪传大法的教功图片。我心一震，立即上前询问一位炼完功的老人，他给我介绍了炼功点的辅导员，还说书店有《转法轮》，晚上炼功点义务教功，不收费。
我赶快到书店请了一本《转法轮》，看了起来。我原来有肩周炎，经常因腰椎疼痛蹲下、起不来。看书当晚睡觉时，身体肩部有疼痛感，全身象得了重感冒一样的难受，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第二天感冒症状都没了，肩周炎、腰椎疼痛不久也好了。炼了不长时间，走路生风、上楼梯很轻松。修炼法轮功以后，不但身体很快净化下来了，而且心性有了较大的升华。我从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的人转变成了一个遇事能为别人着想、心胸开阔的人。
此后，在单位领导分配什么活不斤斤计较；在家里跟公婆及丈夫也能和睦相处了。得法几个月后，我休假回娘家，见到家人，我激动的告诉他们：我有师父了！我有师父了！父母看到我病好了，都很支持我修大法；丈夫看到我的身心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每天抢着干家务活，好让我出去洪法、炼功。有时还帮我提着大音箱到街上洪法。全家人沐浴在佛光中，喜悦无比。
当时我们地区的市长、局长、专家、警察、老师、家庭妇女很多人都在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厂领导和当地许多单位领导一看炼功人个个能修心向善，又能为单位节省大额的医药费，就大力支持，给炼功的人想办法提供场地。我们单位也将活动室的房子腾出一间，专门给炼法轮功的人用。
二、“七二零”炼功被骚扰、扣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晨五点多，我象往常一样到大武口和平广场把大法洪传图片和条幅挂在了炼功点，就开始炼功了。炼完功，我给围观的人洪法，发现其中有警察和便衣，广场周围还有警车。当晚，我到大武口基建公司炼功点看到有陌生人，也没在意。晚上十点多钟回到家，我和女儿睡了（丈夫上夜班不在家）。
半夜，突然我家的门被敲的“嗵嗵”响。我和女儿被惊醒，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给丈夫打电话，他说不让我开门。这时，门外有人高声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出去。我女儿回答：我妈上夜班了，家里没大人！这些人不死心，又到我单位去抓我，结果也给扑空了。
七月二十一日早晨，我到广场炼功点一看，去的同修特别少。我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就到同修D家去了解情况。D同修说：七二零晚上，警察分头到大武口的法轮功学员家抓人，大武口辅导站两个站长和一些辅导员都被抓了，有的被警察堵在家了。
就在我去D同修家了解情况期间，大武口公安分局、政法委、朝阳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再次到我家去抓我。家里没人，他们又到我丈夫单位（大武口煤炭职工医院）把我丈夫绑架，押上我丈夫，再次到我家将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等东西全部抢走了。
中午，我回到家，家中如同遭劫。下午，我就到辖区朝阳派出所找警察问情况。当时派出所有个片警，我就问他：这么好的功法，政府为什么禁止呢？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为什么抄我家？他回答说：我们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他还阻拦我说：你现在不要走。随后又逼迫我在“不炼功的保证书”上签字。我不签，这个警察就威胁我：你签字了，就可以回家，不签字，就把你抓起来。我还是不签，他们又通知我丈夫来劝我。最后，在警察的威逼和丈夫的劝阻之下，我糊里糊涂签字回了家。我这样做给大法抹了黑，对不起师父，也给自己今后的修炼带来了更大的魔难。
七二零后的三、四天，我们单位（西北煤机一厂）领导召集厂里的法轮功学员开会传达中共禁止炼法轮功的通知。当时去的人有十几个（厂子修炼的有三十多人），厂级专家等都去了，我才知道他们也是法轮功学员。回家之后，我就想：这么好的功法，政府为什么禁止呢？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还想到有关部门去问个究竟。
三、看望朋友 无辜被拘留
到了一九九九年九月份，我带着洗漱用品，向单位请了假，到大武口公安分局，找到一科的段科长。我问他：中国的哪一条法律规定人不能修炼法轮大法？他说，他们执行的是上级命令，并威胁我：再炼就判你坐牢！我回答：我今天就没想着回去！说着，给他看了我带的洗漱用品。他非常恼火，不由分说给我开了张警告处分单塞给我，把我轰出了办公室。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记的是个星期天。法轮功学员隆竹云和湖南的一个同修到我地一个朋友苗小花家。苗小花用电话（电话被监听，我们不知情）约了我还有李爱玲去她家。我和李爱玲到苗小花家刚坐下，五个人互相打了个招呼，家里就进来两个居委会的，看了一下走了，我们也没在意。
过了一会，又有人敲门，苗小花刚打开门，猛的冲进一伙警察，大武口公安局一科段科长也来了。他一进门就说：你们比我们跑的还快呢！这些人没有手续、没有理由，生拉硬拽把我们五个人绑架到苗小花家所在的铁路派出所。
第二天，我们五人被押到大武口市青山公园对面广场的观礼台上“亮相”。舞台的正面写着污蔑大法的标语，还有电视台的记者在录像，广场周围站满了持枪特警。警察向围观的群众陈述我们所谓的“罪状”是“非法聚会”，并污蔑法轮功师父、诬蔑大法。随后我们五人全部被拘留十五天，分别被押到石嘴山、大武口、平罗等地的拘留所。我和隆竹云同时被关押到石嘴山市拘留所。
到石嘴山市拘留所，拘留所的警察说：你们都上电视了，看你们也不像是坏人啊！一个星期后，我丈夫交了钱，又托人又请客，拘留所就把我俩放了。回到单位上班，总经理说：公安局给厂里下了通知，让你每天早晨一上班必须先给我报到。随后的时间里，公安局的警车时不时开到厂里，威胁厂领导要管好我，还胁迫厂领导开除我，怕我到北京上访。片警也时不时到我家以“走访”为借口监视、看管我。
四、合法上访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北京正在开“人代会”，宁夏法轮功学员有去上访的，我也想去上访。那时期宁夏正值黄沙肆虐，我单位领导和大武口六一零的人和公安局恶警牛健宁等，有一天，冒着风沙到我丈夫单位给他施压，让他看管我不要去北京。他们恐吓我丈夫：全国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抓了，银川去的也被抓回来了。面对警察的威胁和家人承受的压力，我想：我炼功受益了，最起码也得做个有良知的人。我毅然写好上访信，准备到北京为师父说句公道话。
四月三十日，我写了个请假条，托同事交给领导，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为躲避堵截（当地火车站有拦截的人），我先乘汽车到石嘴山市，又从石嘴山转乘火车直达北京。
那时，北京的旅馆门口都贴有禁止法轮功学员居住的告示。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个女的用身份证登记了房间，我们合住了几天。那个女的走后，我没办法住宾馆，就住地下室。每天白天就去天安门广场，想找同修打听到哪里去上访。
快到“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了，从五月初开始，全国各地每天到天安门广场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同修们用各种和平方式请愿：有的静静的坐在那里打坐、有的炼动功、有的打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广场上有不少便衣特务、警察，广场周围停着很多警车。警察、便衣看到有炼功的、打条幅的法轮功学员，就马上同时扑过去，几人拳打脚踢，连拉带扯塞到车上拉走，拉走一车又一车。
五月十日，我又到天安门广场，见警察又在抓人，我就走到一辆警车旁边问车上被抓的同修：警察为什么要抓人？没人回答我。我问：我是炼法轮功的，去哪上访呀？有个警察听到我的话，立马把我也推上了警车。一会儿警车塞满了，呼啸着开到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派出所的一个大房间里，用钢筋隔开的栅栏里面关满了法轮功学员，装不下的关到了北京亚运村体育馆。各省市驻京办的公安人员在广场派出所等着将抓来的法轮功学员押回当地。我被宁夏驻京办的人押到驻京办关了一夜。驻京办的人说，三月份被抓到驻京办的宁夏法轮功学员有三十多个。
我想：我来是为师父说句道话的，我不能被他们关在这里。第二天一大早，我穿着睡衣、光着脚、抱着衣服，悄悄打开驻京办大院后门，换了衣服后离开了。
后来听说，我被关押在驻京办后，宁夏大武口一个警察，还有我单位保卫科长、干事三个人得到通知，曾到驻京办来抓我。结果他们赶到时，我已经提前走脱了。驻京办人员告诉他们说我已经跑了，驻京办的人员又带着三个人到天安门广场找了一天一夜，没找到我，气急败坏的又回到驻京办。
五月十二日，我再次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人比前几天更多了，到处是警察和便衣。周围停放的车辆也更多了，警车、特警的车、大巴、公安的车，时刻准备抓法轮功学员。时不时就看到有同修打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警察和便衣看见就一哄而上，拳脚相加。这时我遇到两个外地同修，我们在一起简单的交流了一下，便开始一起炼功。附近的一帮警察看到我们炼功，围上来就打。我被警察按倒在地，反剪双臂推上警车。车上的一个武警迅速拉上窗帘，开始对我乱打。这个恶警一边打，一边气愤的嘀咕：哼，这么早就来了！警察把我们三人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抓了满满一车，再次拉到广场派出所关在栅栏里。当时被关的同修很多，大家双手合十，互相关切的问候。一个北京同修说，她因上访被关在精神病院三个月，最近才出来；安徽同修说，她被当地派出所把牙打掉了。
宁夏去抓我的三人在驻京办再次得到通知赶到广场派出所，把我从北京劫持到大武口公安分局，逼迫我丈夫交了几千元钱，办了“取保候审”手续，当晚我丈夫接我回了家。
过了几天，大武口朝阳派出所警察骗我说让我到派出所问个话，一会就送回来。我没有任何戒备到了派出所，警察当即拿出劳教通知单，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非法劳教我一年。当时朝阳派出所的所长叫何洪林。随即我被关到大武口拘留所，几天后，又送到宁夏女子劳教所。我单位因为我被劳教，“精神文明”牌子也被摘了，公司经理的“先进个人”也被免了，全厂职工利益也遭受了损失。
五、在宁夏女子劳教所遭受一年迫害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被关到宁夏女子劳教所。这里当时关了近百名吸毒、卖淫女。劳教所里，吸毒犯与管教互相利用，吸毒犯给管教送钱送礼，管教就给她们减刑。三月份去北京上访的同修，也被关押在这里，到年底的时候，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约有二十人。
宁夏女子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被安排了两名吸毒犯做“包夹”，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的监控。不让炼功，不让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法轮功学员闭个眼，她们马上就给管教打报告，说法轮功炼功呢，半夜上厕所她们也跟着。还强行逼迫剪短发、穿号服、背监规。
我到劳教所时带了一本《转法轮》，几天后，就被队长丁东红指使吸毒犯秦朝凤搜了出来。丁东红一把撕碎了书中师父的法像。我跪在地上边拣边哭着说：你不要撕我的宝书！丁东红狂笑着斜着眼对我说：我就撕了，你怎么地呀。说着把《转法轮》没收了。
有一次，劳教所以搞安检为名企图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冯建英的一本《转法轮》在安检时被吸毒犯秦朝凤等搜出来要没收，我们所有法轮功学员都不答应，就绝食抗议。绝食期间，管教照样每天让我们背着活性炭上楼下楼，还故意让我们绕着操场跑圈圈，消耗体力，我们依然没有放弃绝食。
有一天，我去找管教丁东红要求她归还冯建英的大法书，丁东红给劳教所所长杜秀岚、闫某某（后来杜秀岚、阮爱军、白科长、丁东红、王芹、哲某某都调到女子监狱了）报告后，把我和冯建英分别关了禁闭，由管教王芹（琴）、姚俊玲、马丽（莉）、胡林霞、哲某某、马爱萍、刘某某等轮流看管。后来冯建英丈夫到劳教所探视，丁东红不让冯建英接见，而是将我带去，当着我的面将《转法轮》给冯建英丈夫带回家了。冯建英的丈夫还对我说：现在反过来了，好人被抓起来了，坏人却在外面逍遥。
在劳教所每天干着奴役：切割活性炭、磨宝石、拣甘草、分拣脱水蔬菜、拣瓜子。黑色的活性炭装在袋子里，每天要从仓库背到三楼，用刀分切成段，再背到楼下装车运走。每人切割都有定量，干不完连带整个小组的人都不能休息。不少人对活性炭过敏，手、脸部等裸露的地方都出现红肿、身体局部溃烂。少管所的孩子也干这个切割活性炭的活。有些孩子过敏的事被家长知道后，通过各种方式抗议，劳教所才不让孩子干这个活了。
平时每天每个监舍（我们监舍八人，还有人数更多的）只供应一暖瓶开水，喝的水都不够。切割活性炭的活又脏又黑，每天都得洗澡，都是用冷水洗澡。有一次，劳教所锅炉坏了，恰逢下了雪，天气特别冷，那十几天我们都是喝自来水，洗冷水澡，老人也不例外。
有一次，劳教所拉来了一大车西瓜子。一百多斤重的瓜子麻包要从卸车的地方背到二楼和三楼。背不上几趟，人就累的瘫软了，完不成任务的就坐着哭鼻子。甘草是宁夏五宝之一，政府禁止乱挖，但在女子劳教所的操场堆的像山一样，平时都在操场上分拣。有一次，听说政法委头子罗干要来检查，劳教所火速通知将操场上整堆的甘草，藏进了食堂大院的后边。管教胡林霞等命令拣甘草的人赶快藏进教室。等检查人员走了以后，又搬出来从新开始分捡。
二零零一年初，中共邪党在天安门广场上演了“自焚”闹剧后，中共政法委头子罗干到宁夏，宁夏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在政法委、六一零的操控下加重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仅我们石嘴山市短期内被绑架劳教的就有十几个。
那期间，宁夏白土岗子劳教所（第一劳教所）的指导员胡忠林（二零零五年五月，遭恶报，突然全身瘫痪，不能说话，整天躺在床上）带着一伙邪悟者到女子劳教所传授“经验”。新上任的所长汤宁、政委马燕、管教科李科长、马风莲、张晓燕、赵雪华等将他们视为上宾，让他们帮着转化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胡忠林特别卖力，不分昼夜，眼睛都熬红了。当时法理不清的法轮功学员在胡忠林和邪悟者的谎言迷惑下都被“转化”了。汤宁为了显示他们的成绩，请了政法系统的一些领导、管教所人员的家属和已转化人员的家属，还从宁夏电视台请了记者，让所有“转化”的人在一起互相交流发言，谈所谓的“经验”，并录了像。时隔不久，我非法劳教期满回家。
六、二零零一年 第二次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一年九月，石嘴山市政府、公安局、电视台门前两侧、街道上多处出现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石嘴山市公安局大武口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挨家挨户到法轮功学员家抢劫、抄家。恶警到我家我不在，他们就到我丈夫单位押着我丈夫再次到我家，在我女儿的房间里抄出了几个条幅和真相资料。
第二天早晨，六一零和国保大队的十几个警察伙同我丈夫单位领导和保卫科干事，黑压压站在楼下一片。他们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开门，我不开。我打开前阳台窗户对他们说：你们把我迫害的瘫在床上，没一个人来看我，现在却在我家门口监视、蹲坑、跟踪迫害我。我炼法轮功能走路了，我就是要打条幅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就是好”。
僵持了一阵我不开门，他们就假装撤了。到中午，我丈夫下班了在门口喊我开门，我拉开门，突然冲进了一伙恶警。他们迅速反剪我双臂，将我摁捯在地，抬上警车按捯在前后座中间的空隙里，一个恶警斜坐在我身上。我一路不停的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到大武口公安分局，一个女恶警扑过来，把我强行拽到公安局，关在一间用钢筋栅栏隔开的房子里面。当晚转到人民路派出所，第二天非法关押到石嘴山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绝食了十一天没吃没喝，恶警怕出事把我送到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要给我输液，我拒不配合。他们就强行打了镇静剂，在我迷迷糊糊中给灌食。一个又高又胖的女恶警嘟嘟囔囔骂着：“十一放假都不让人休息。”在看守所，深更半夜时常都能听到恶警污言秽语辱骂、毒打抓来的人，那些被打的人哇哇乱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后，我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到了宁夏女子劳教所二中队。
七、再次被宁夏女子劳教所迫害两年
在劳教所里，管教和吸毒犯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学员，吸毒犯给管教送钱送礼或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立功减刑。有一次我在监舍的床边坐着，值班的吸毒犯诬告中队长胡林霞说我在炼功。胡林霞过来什么都不问，指挥吸毒犯将我从床上拉到值班室。胡林霞狠狠将我铐在铁管子上还故意把手铐捏的很紧。她和李青等几名吸毒犯坐在旁边，一起吃着水果、瓜子，打着牌开心的嬉笑着。到第二天吃过午饭，我警告胡林霞说：我的手和胳膊已经失去知觉了，要落下什么毛病我告你。她当时只是给我松了松手铐，一直到晚上才去掉。
有一天，劳教所在二中队教室放污蔑大法的录像，并集中全部在押人员观看。在场的法轮功学员纷纷抗议说：这是假的，是造谣的！法轮功学员杨洁急中生智，直接过去挡在电视屏幕前了。几个犯人扑过去拉杨洁。副中队长马爱萍闻讯赶来，问杨洁：你想干什么？杨洁哭着说：这是害人的谎言。马爱萍命令杨洁去她办公室。杨洁说：把电视关了我就去！马爱萍指使几个吸毒犯把杨洁从电视机前拽到她办公室，戴上手铐。当晚，中队长姚俊玲用电警棍电杨洁的嘴、脸和脖子，折磨杨洁一个多小时。
为了抗议此次迫害，有一天在监舍内，我拿出纸和笔准备写上诉信，被“包夹”看见报告了管教。管教唆使吸毒犯曹磊等三人围着打我，我开始绝食。绝食九天后，所长汤宁、管理科李科长和中队长姚俊玲指使张红艳等几名吸毒犯把我抬到光板床上，将我两手铐在床头，两脚铐在床尾，整个人呈一个“大”字形。她们用我账上的钱买来奶粉，强行给我“鼻饲”，我痛苦的要死。他们还站在我跟前一边诽谤大法一边调笑。李科长欺骗我说：你只要吃饭，我们就往劳教局递上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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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
女子劳教所管教每天拉着我们到外面干奴工。有段时间是到葡萄基地挖葡萄苗，因非常劳累，有的吸毒犯一边挖一边哭；有时拉着我们出去挖坑栽树，手上打满水泡退了一层又一层；有时去造纸厂塑封卫生纸，每天倒班，风里来雨里去；白天到外面干活，晚上还要捡脱水蔬菜、分拣甘草。法轮功学员还被强迫背考试题，不配合的管教实行连坐，整个监舍的人都不能睡觉。
我每次的绝食抗议、申诉都石沉大海，怎么办呢？我就想借着出外干奴工的时候趁机走脱到北京上访。
二零零二年五月的一天，劳教所拉我们到银川市郊区掌政乡给农民插水稻秧苗。我搬秧苗时，发现管教马爱萍不在场。我脱掉号服光着脚，跑到了老乡家的草垛里躲着等天黑。我跑后，包夹发现了，报告了马爱萍。马爱萍又报告了劳教所。劳教所的李科长、马燕带了一帮人赶到现场。随后这帮人又到附近村庄鼓动村民四处找我。结果一个村民发现我后，报告了马爱萍。一帮人上去将我扯到大巴车（拉我们去干活的）上，铐在大巴车内，我被光着脚押回劳教所。
汤宁和马燕气的暴跳如雷，下令关我禁闭。他们将我双手吊铐在上下床上铺的床头上。管教王丽娟搜身后，管教科李科长拿着电警棍电我脖子，二中队王某某（女，正值怀孕）拿着电警棍一边在空中挥舞，一边按的噼啪作响恐吓我。他们折腾好几个小时走了。管教又暗中指使两个包夹（其中一个是吸毒犯马金霞）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我大声喊：打人啦！打人啦！也没人理睬。直到当晚值班管教上来她们才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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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刑演示：吊铐 |
吊铐了一天一夜后，汤宁、马艳、马燕召集劳教所管理科所有管教，还有二中队队长马丽、姚俊玲、马爱萍、王丽娟等所有管教和所有关押人员给我开“批斗大会”。傍晚时分，管教肖某某和邢桂珍将我双手反剪，按着头（貌似文革批斗反革命分子状）从四楼押到了三楼大教室的台子上。十几个手持警棍的管教面露狰狞围着所有关押人员。管理科李科长主持“批斗会”，煽动唆使管教和劳教人员上台“揭批”法轮功。中队长姚俊玲首当其冲站在台上诽谤大法师父攻击大法，随后几个吸毒犯也上台叫嚣。法轮功学员杨洁见状站起来说：你们不能借机攻击大法和我师父，你们不能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几个恶警把杨洁拉出座位，用警棍电的啪啪直冒火星。恶警马丽扑过去拽住杨洁的头发把她拉倒在地，打上背铐拖出会场，铐在铁管子上。后来一直铐了十天十夜，腿肿的不行了，才放开。
法轮功学员单季宁站起来制止说：“有话好好说，不要打人。”就被恶警一掌打飞眼镜、用电警棍电倒在地，并把她的头朝下按在脚面上，打上背铐拖回监室，又被一伙吸毒犯围殴一顿。
法轮功学员严英从小患了小儿麻痹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腿脚不方便。她见管教如此疯狂邪恶，站起来抗议说：吸毒犯跑了，你们都没开“批斗会”，一样的人不能两样对待，要一视同仁。恶警马丽扑过去从后背猛推一掌，把严英推出去一米多远倒在地上，两个吸毒犯马上过去把严英拖了出去。
整个“批斗会”过程中，我的头被按着挨在地上，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恶警的辱骂声和电警棍啪啪啪的声音。当时劳教所群魔乱舞，弥漫在恐怖之中。
开完“批斗会”，我又被押到四楼上吊铐，除上厕所、吃饭松开，连天昼夜的吊着，也不让睡觉。这样吊铐了二十多天后，马燕找我谈话。我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关押了这么多好人，连老人也不放过，逼着我们白天出外干奴工，晚上在监室加班拣甘草，逼迫我们“学习”、“考试”，我申诉连个回信都没有，我只能到北京去上访，我没有错，我要求无罪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她才下令解除了我的禁闭吊铐。我被带回二中队时，姚俊玲检查我的手和脚都好好的，姚俊玲和包夹我的两个吸毒犯都很奇怪。后来“包夹”对我说：那天开“批斗会”时，窗外打雷闪红光，可吓人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全国各地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和邪悟者组成了所谓的“帮教团”，流窜到了宁夏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新成立了四中队帮教队（强制转化班），企图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迫害。在邪恶的这一轮迫害中，汤宁、马艳、马燕、马丽萍是负责人，二队队长马丽、一队队长张晓燕是骨干，还有蔡晓惠、管教李某某、二队的王丽娟都参与了此次“转化”迫害。管教唆使吸毒犯、卖淫犯“包夹”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好几名不转化的被强行面壁、遭受残酷的“熬鹰”迫害，最长的四十天。
专案组流窜到宁夏后，宁夏各监狱劳教所等黑窝加重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劳教所没转化的也被送到宁夏六一零在宁夏消防总队大院办的洗脑班强行转化。宁夏第一劳教所又将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押到女子劳教所让本所已转化的帮着转化。六一零又从各市县绑架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强迫转化，有单位的单位出钱，没单位的居委会或家人出钱。我也被恶警马丽送到洗脑班迫害。宁夏灵武市法轮功学员张毓芳（退休干部）就是在此轮迫害中致残的，至今还瘫痪在床。二零零四年六月，我从劳教所回家。
八、非法判刑
我第二次从劳教所回家后，又被迫害的放弃了修炼，在外打工，每天混同常人。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经常点化我，我醒悟了，并发表了严正声明，又开始修炼。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在大武口发真相资料时，被一个叫陈参的构陷后，遭大武口公安局110堵在小区里绑架，抢走了真相资料，抢走了我的电话，从电话中查到乔建辉的信息（我并不知情）。石嘴山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从不同地区抽调十几个警察调查资料的来源，其中有大武口国保大队的魏本源、惠农县国保大队的女恶警张先瑞（仙蕊）。
第二天，我被秘密关押到大武口东升宾馆内的后院。第一夜有两个恶警恐吓要用绳子吊我。第二夜，张先瑞和另一个姓马的男警察审问我，我什么也不说，两个恶警轮流扇我耳光。天亮了，我照镜子看到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嘴也烂了，脸都变形了。随后，专案组一伙人押着我回家抄了家，另一伙人去我父母家，不但抄家，还企图绑架我母亲。
抄家后，许多警察和张先瑞伪善的和我拉家常套近乎。有一天，张先瑞卑劣的骗我说：乔建辉（本地的法轮功学员）已被抓，他承认资料是他给你的。我信以为真，就承认了。张先瑞立马把脸一变说：这会我可找到你的罪证了，知道你是咋死的？你是笨死的。我才知道上了当，开始绝食抗议。在宾馆非法关押一个星期后，又把我关入石嘴山市看守所。这次被绑架后是秘密关押的，我的亲友到处找我，也没找到。
恶警张先瑞欺诈我说出乔建辉后，五月二十七日，到银川市乔建辉租住的房间内将法轮功学员乔建辉、胡建才、蔡国军三人非法抓捕。后来乔建辉、胡建才被非法判刑四年半，蔡国军被银川市国保大队的孟长义、张顶生、吕建荣，银川市六一零恶徒王满等人用酷刑逼供间接致残。
我在石嘴山市看守所，每天组装打火机。从早干到晚，定的任务很高，每天腰酸背疼、手指头都麻木了，干不完不让睡觉。有的完不成任务被罚坐老虎凳，还有嫌犯承受不住吞工具自杀的。看守所一个监舍十几个人，吃、喝、拉尿、睡都在一间房内。大通铺既是床也是工作台，晚上睡觉，白天装打火机。每顿饭一人一碗土豆汤或漂着虫子的白菜汤、一个黄馒头。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法轮功学员杨洁（中卫）、姜涛（永宁）、乔建辉（大武口）也被非法关押到这里。
我被非法关押二十多天后，在大武口区法院开庭。法庭上，只有两个公诉人、两个法警、法官和书记员及一名法院指派的律师。我陈述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按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健康；我们只是讲真相、说真话、让老百姓知道谁好谁在欺骗百姓；我没有反对政府，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规定信仰无罪，信仰是《宪法》允许的。法官没说什么，就让我签字，我拒绝签字。法院随后仍给我判刑四年。
我接着上诉，二审是石嘴山市中级法院带人在看守所秘密开的庭，参与的有五六个。他们没有通知我家人。二审后维持了原判。当年十一、二月间，我被非法关押到女子监狱。
九、在宁夏银川女子监狱遭受四年迫害
我到宁夏女子监狱，再次遇到从劳教所调来的恶警丁东红。她斜着眼对我说：才判你四年，要让我判，十年都不够。她到哪个监区，哪个监区法轮功学员就要遭受残酷折磨。
女子监狱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我被拘押在女子监狱三监区。法轮功学员都被贩毒犯、杀人犯、经济犯“互监”监视着形影不离，互相之间不让说话，饭前饭后要列队报数、唱邪歌、背监规、训队列站军姿，暑夏寒冬都不例外。我由贪污犯、贩毒犯“互监”二十四小时不离身监控。新送来的法轮功学员先被狱警强行转化。犯医杨红（是犯人）软硬兼施，诱惑我“转化”，可以减刑提前回家。
三监区让关押人员织毛衣，狱警任翠玲从家中拿来毛线让给织毛衣，白天织、晚上坐在大教室避开监控器加班加点的织。当时关押在三监区的法轮功学员驼美玲被长时间关禁闭迫害的神智不清，疯疯癫癫的。副监狱长周银生还污蔑驼美玲是炼法轮功炼成神经病的。后来我被调到一监区，每天干奴工烫衣服。到了一监区后，我不断的申诉，给监狱长写真相信、给教育科写、给监狱律师写，但都是泥牛入海。
一次，我盖了个床单躺在床上休息，包夹我的诈骗犯马荣给陈狱警报告说我在炼功呢。陈狱警和狱警方梅开始拍桌子瞪眼睛训我、罚站。
女子监狱为宁夏司法部门、名牌企业、外贸企业代加工服装，还给私企加工乡村豆。大豆用水泡胀后，用刀架切开皮，稍不小心手就被划破，每天没日没夜的赶任务都很难完成。我被分配干奴工烫衣服，量很大。杀人犯苏莉看我干活很实在、很能干，就把成堆的衣服放到烫台上让我烫。每天从早干到晚十几个小时，累的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换来的只是对我更严重的迫害。监狱每天榨取着被关押人员的血汗赚取着高额利润。
监狱要求背考试题我不背。一次考试的时候，在考场上我不拿笔、不写字。监考的狱警要求我写，我拒不配合。教育科的副科长丁蕾拿着空白卷子让我签个名字就行了，我还是没签。
二零零八年秋天，监狱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在教室里，由狱政科阮爱军、教育科丁蕾、生活科徐科长和邪悟者合伙污蔑大法，要求法轮功学员“转化”，还要求每人写“心得体会”。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干活。法轮功学员不迷不惑，借机给这些人写真相信。
二零零九年初，从臭名昭著的北京前进监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昌、王治文等人的监狱）流窜到宁夏三个恶警，其中有恶警刘光辉（在一次迫害法轮功学员狂妄之极时说出自己姓名的），另外一个姓张，一个姓何，到宁夏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传授“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验”。宁夏监狱管理局的李伟、副监狱长汤杰（和汤宁是哥俩）、教育科白科长、狱政科阮爱军和狱警王芹、刘志琴等再次互相勾结成立“转化班”，将各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集中在三监区企图强制“转化”。
二零零九年五月，我坐冤狱即将期满，教育科干事和一监区陈狱警到车间要我随她俩去监舍。到一个监舍后，她们要求我脱光衣服录像，我不配合，她们就用谎言欺骗恐吓，我被她们诱骗，录了像。此后又把我带到“转化班”，“转化班”有六、七个法轮功学员。每个法轮功学员由三个犯人两个狱警负责“转化”迫害。狱警马某萍（马爱萍的姐姐）和陈姓狱警还有犯人王学芬、杨秀美（云南的贩毒犯）天天逼着我看诬陷大法的录像，王学芬念诬陷大法的文章，用邪悟者的文章给我洗脑，逼我“转化”。有一天，马某萍和陈狱警、王学芬、杨秀美合伙将我“熬鹰”到半夜，我还是不“转化”。值班狱警刘志琴在楼道里大声恐吓我：你要不在我们写好的纸上签字，我就罚监舍的人都不让睡觉。
我出狱那天，陈姓狱警将我关在监舍不让走。我问为什么，她说让等着。我家人等着急了，找到监狱领导要人，直到下午才把我放了。
回家后，因生活没有着落，我就到大武口郊外的洗煤厂打工。宁夏六一零恶徒哲某某、王某某（是从监狱借调到六一零的）伙同大武口国保大队、朝阳派出所所长、姓张的女片警等到我父母家，以“回访”名义恐吓我父母说出我的下落。在警察的一再逼迫下，我父母说出了我打工的地方。
这伙人找到我之后，伪善的说这是“关心”我。我说；你们非法关押了我七、八年，害得我家没了，工作没了，孩子没人管，生活都难以维持，我在这打工，你们还来骚扰，这就是你们的“关心”吗？我没有活路了打工，你们七八个警察开着警车，穿着警服到处找我、骚扰我，不让我安宁，你们这样做真的是为我好吗？你们要把我逼死吗？我要死了，就是你们逼死的，我这样说了，他们才悻悻的走了。
因我屡遭迫害，我父亲多次心脏病发作住院。这次恶警去我父母家“回访”后，我父亲精神上受到更严重的刺激，整日忧虑，惊恐，导致心脏病再次严重发作，几个月后，悲愤离世。
十、家人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我被绑架后，公安把我丈夫和女儿劫持到公安局恐吓，父母急的吃不下、睡不着，每天到马路上团团转，弟弟妹妹家也都被骚扰。
二零零四年六月，我第二次遭迫害，从劳教所回家后，发表了严正声明，又从新开始修炼了。公安得知消息后，六一零、政法委、公安局、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的人又开始不断上门骚扰施压，再次恐吓，要开除我丈夫的公职。由于中共恶党长期对我的迫害，丈夫身心受到严重刺激和伤害，女儿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打击与摧残。女儿大学毕业后，有四、五年时间吓得不敢回宁夏工作。
在我第二次劳教回家后，丈夫受公安胁迫，面临着丢掉工作的压力。他极其痛苦中对我说：你已经被劳教了两次，你是坚持炼法轮功呢？还是和我离婚呢？两条路你自己选择。我说我选择修炼，我也不愿意离婚。他听了我的话，吓的不敢回家了，借宿在朋友家。过了几天，他把我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离婚。
到二零零五年五月中旬，（那时法院尚未通知开庭）我去他单位找他，希望他撤销离婚起诉回家。他惊恐万状给单位保卫科打电话，诬告说我干扰了他的工作，保卫科又诬告到大武口公安分局，随后公安分局警车到丈夫的单位抓我，无奈之下，我只得离开。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八号，法院通知我去调解。在法庭上我说：我修炼法轮功后，在家里孝敬老人、对家庭负责、按真善忍做好人，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法规，我没有错，不同意离婚。当庭没有公布结果。
五月二十一号（法院调解后的第三天），我发真相资料时，再次被构陷绑架，在大武口东升宾馆秘密关押了一个星期。我的亲友心急如焚到处找我。后来我被非法拘押到石嘴山市看守所里。一个星期后，我在看守所接到了大武口区法院的离婚判决书。我丈夫从积极支持我炼法轮功到逼迫我离婚，都是中共恶党迫害的恶果。大约半年后，我被诬判四年关押到了银川女子监狱。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我遭迫害的同时全家人也多次受连累，所有人都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父母亲因被恶党徒恐吓加重了病情，母亲因思念我常常痛哭，哭坏了眼睛。七十多岁的父亲心脏病多次发作住院。我从女子监狱回家，宁夏六一零恶警伙同大武口的七八个恶警到我父母家“回访”后，我父亲精神上受到更严重的刺激，整日忧虑惊恐导致心脏病再次严重发作，几个月后悲愤离世。
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的家人一直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其实，从中共篡权之后，所有中国人包括中共的高官也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而已。
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众生能够看清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肃清党文化的毒瘤，了解法轮大法真相，选择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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