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迁安李青松自述被迫害经过

【圆明网】自一九九二年法轮大法在中国传出，一九九七年我有幸拜读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因为我从小就诚实、善良，因此我从内心里感到这就是我要找寻的人生真理。法轮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去修炼和做人，我从理性上认识到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法理太正了，严格按照法轮大法去做，人类社会会变得和谐、美好。

自从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后，我首先戒掉了烟、酒，通过炼功我感觉到全身轻松，精力更充沛，这样干起工作来有使不完的劲。法轮大法的法理使我内心变得更加祥和、美好，看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好，脾气也不知不觉的变好了。

可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九年到现在所，多次被中共迫害，以下是我这些年的一些经历。

1、被工作单位威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晚上八点多，工作单位领导张景然打我们家的固定电话，说中央下发文件了，不让修炼法轮功了，让我第二天到单位上班后写保证书。七月二十一日，我上班后拒绝写保证书，单位领导于是组织开会，宣读厚厚的一本中央文件《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功》。学完后我说中央文件后面附的1400例有病不吃药、剖腹找法轮等事件早已经澄清，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所为，这些证据都是假的。单位领导说，你敢说中央文件是假的，要在文革中就要被批斗、判刑、甚至枪毙。

自七月二十二日后，中央电视台无论白天、黑夜整天播放诋毁法轮大法的节目，由单位领导组织强迫我观看。又过了几天，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修炼法轮功能使人道德品质高尚，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不参与政治，炼功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能更好的生活、工作，再说我也没干坏事，没有违法行为，我也不是共产党员，这份中央文件对我无效。领导说这是政治任务，你认为好在家偷偷的怎么炼都行，嘴上不能说炼，保证书必须得写。于是我被欺骗、强迫的写保证书。由于是不情愿的，精神上承受很大痛苦，良心上受到煎熬。

2、被政保科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迁安市委610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炼法轮功的要写不修炼法轮功、不进京上访的保证书。我拒绝写。农工部部长陈子存打电话叫来政保科科长彭明辉，彭明辉绑架我到我家搜查，从我家搜走一本《转法轮》著作，将我送拘留所拘留十五天。由于快过年了，拘留所放假不收了，蒲永来、彭明辉打电话问公安局局长说拘留所不收了怎么办？公安局局长说必须关押十五天。于是我被送到看守所关押了十五天。单位和家人接我出来时政保科向我家人勒索三千元罚款（收据上写的是保证金）。

3、二零零一年五月我被非法讯问一天

二零零一年五月彭明辉、哈福龙、蒲永来找到我，又要搜查我家，我说没带钥匙。然后把我带到政保科讯问，大概意思是晚上有人骑着摩托车去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了，怀疑是我做的。下午四点多钟才放我回家。

4、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四日至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三日，被劳教一年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三日下班后，单位领导打电话叫我去单位，到单位后，我看见院子里停着政保科的警车，于是我转一圈就回家了。我家住四楼，到家后彭明辉等人就来敲门，我和妻子周秀霞没有给他们开门，那时孩子刚刚三岁，被吓的发高烧。妻子警告他们不要助纣为虐。当晚单位的两辆车在楼下停着，几名同事就守在楼下，怕我逃跑。早上我爸爸把孩子接走时，孩子在楼下撕心裂肺的哭。

十四日上午八点左右，出动二、三十辆警车，武警拿着枪、刑警，还有分局警车，造成长达几个小时的交通堵塞﹙我家住宅楼位于市区交通要道路边﹚，最后利用消防升降车升到四楼，武警从阳台处破窗而入，对住宅进行非法搜查，掠走家用电脑一台，价值六千元。在我家楼道里看守所武警、公安局警察将我带走，从楼上下来时，我看见院子里有很多人在围观。两名武警抓住我的胳膊押着我，到楼下时，我不断高喊“法轮大法好”，我想告诉邻居们我没有犯法，没有干坏事，这是一场对善良人的迫害。当时被武警用橡胶棍猛击头部，头上鼓起了两个大包，警察用一团纸塞进我的嘴里。三个人把我放倒、抬着我把我扔进面包警车，给我戴上了手铐，蒲永来用拳头打我的嘴、脸。到公安局下车后嘴里都是血。当天把我送到看守所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刑事拘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由于我不承认我犯罪，我拒绝纳印（在看守所取手纹、指纹，又称滚大板）被狱警指使刑事犯人打皮带。迁安市看守所的打皮带是一种酷刑，已经使用好多年了。皮带是从输送带上截取的、很宽、很厚，打在臀部上又重、又痛、又麻，看施刑者下手力度和手法，通常十皮带下去臀部会打成黑紫色、瘀血，如果皮带打下去再往怀里一拉的话，臀部当时就会开花、流血，几个月也不会好，还会留下伤疤。当时我被打了三皮带，本能的用手去挡，就感觉疼痛难忍。

第二、二零零一年九月由于邱平指认我给过她法轮功资料，我和妻子周秀霞都被政保科警察带到公安局提审，在政保科办公室我遭到警察的集体刑讯逼供。先是把我的两只手分别铐在铁床的两个腿上，让我蹲在地上，五、六名警察轮番的进来搧我的嘴巴，每个人打我大约二十多个嘴巴子，然后换另一个人，我高声大喊、大叫。心里想公安局怎么能随便打人呢？彭明辉进来了，当时他任政保科科长，我告诉他几名警察打我嘴巴子，他就问我给没有给过邱平资料。我说没给过。他就拿来电棍电击我的胳膊，后背，胸部，蒲永来还在一边说，让彭明辉把电棍插进我的肛门电，直到电棍没电了才罢休（蒲永来对哈福龙说，去看守所取皮带来，那东西好使）。蒲永来把我的上衣脱下，裤子褪下，找来细绳子狠抽我的后背，直到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然后说打不动了，躺在床上休息。他让一名司机用绳子打我的手背。整整迫害我一上午，下午他们开会，将我送回看守所。看守所警察检查我身体说怎么打成这样，生气的还踹了蒲永来一脚。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第三、二零零二年元旦，大约有十多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公安局、市委政法委所谓公审、公判。早上八点，武警将我们五花大绑押上大卡车，每车二人由三名警察和一名武警持枪押着，就像押送死刑犯到刑场一样，警车低鸣很恐怖。就这样形成一个车队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最后被拉到大礼堂公审、公判。台下有很多人来观看。我们没有罪，坚决不配合，当宣判我劳教一年后，警察把后背的绳子一勒，用脚从后面踹我的大腿，让我跪下，我没有罪，于是我高喊我没有罪，不要迫害好人！被后面的二名警察按在地上。后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还讲话说要严厉打击什么的。

二零零二年元旦我被送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劳教所的一进班是入所教育班。这里的酷刑之一是做低矮的小板凳，要求是后背挺直，小腿直立，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呆若木鸡，由于板凳低矮，身体的整个重心都集中在臀部的骨头尖上，从早晨五点坐到晚上八点全天共计十五个小时，分分秒秒都在煎熬中度过，一个学员坐了三个月的时间臀部就溃烂成两个大坑，都能放下鸭蛋。吃饭时间大概十五分钟，包括整队集合，跑步到食堂，分发饭盆，排队打饭，排在最后的刚刚打完饭就又整队集合回去坐班了，只能快速的咬两口馒头吃，就是排在前面先打到饭的，也只能把馒头泡在菜汤里，使二个馒头进水软化才能吃完。上厕所时间是大便五分钟，小便一分钟。晚上睡觉是两张大通铺，只能侧着身子挤着睡觉，无法翻身。后来床铺上生了很多虱子，很多人身上生了疥疮。

中共整人手段：挂牌游街

二零零二年四月我在二大队写思想汇报时说出了我的真心话“法轮大法好”，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劳教所队长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信仰，然后就是连续十五天，每天让我睡二个小时的觉（早晨四点至六点让我睡觉）。被强迫转化后的学员和犹大每二个人一班，每班二个小时对我进行思想转化，凌晨二点至四点是值班队长找我谈话。由于睡眠不足，半个月的时间弄得我头脑发昏，头重脚轻，身体飘飘悠悠，那么多的人对我思想进行轮番轰炸，还有队长们的威胁与恐吓，身心疲惫。我不承认这场迫害，做人就得善良、真诚、忍让，我坚强的承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好在二大队又来了新的生产任务，不能干的都调到三大队去了（包括我在内），因此才解除对我的迫害。

在三大队，劳教所队长也多次找我谈话，看我坚持信仰，于二零零二年六月份将我送到攻坚组。攻坚组是由劳教所专门成立的，地址设在劳教所北面的教学楼最高层西面，这里是封闭式管理。由四名警察值班，七个最凶狠、毒辣的刑事劳教犯人做打手，劳教所采取给犯人奖励加分、减刑，诱导刑事劳教犯人毒打、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到攻坚组后，我被犯人要求面壁，手臂向上、双手贴在墙上，后脚跟提起，膝盖顶在墙壁上，然后犯人不知什么时候在后面踹我的小腿。每天只是让睡二个小时的觉，然后是坐小板凳，遭犯人打骂，就这样我被折磨了三个昼夜。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三日我被解除劳动教养。

中共酷刑示意图：罚坐小板凳

5、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至十月一日，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八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被劳教二年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由于我和妻子周秀霞发放真相光盘被人举报，被关押在看守所一个月，十月一日被送到洗脑班（地址刘季庄村）。十月二十六日我视物模糊，去迁安市中医药彩超检查是眼内出血。家里人我爸和我姐到洗脑班要求放人，洗脑班负责人杨玉林和政保科彭明辉商量很长时间，杨玉林坚持不放人，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才被迫放我回家。

在我老家的一年时间里，政保科彭明辉、蒲永来、王士武多次到我家想把我绑架、送回洗脑班。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因为邮寄真相信和二零零三年九月发放真相光盘的事我被政保科彭明辉直接送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劳教二年（彭明辉说劳教书二零零三年就批下来了，只是没有送我去劳教所）。到劳教所后直接送攻坚组迫害，一个东北的刑事劳教人员要我面壁而站，他用一把带尖的竹筷子在我的后背上狠狠的划，一道道血印钻心的痛，开平的名叫大海的犯人对我进行殴打，施加小鬼剔牙刑罚。

中共体罚演示图：码坐

二零零五年二月份由于我不放弃修炼，被送严管班严管。在这里由吸毒犯人当班长，每天三班，每班二人，每班八小时值班，昼夜看管我们，队长不定时的巡视。严管班大约有七至十名法轮功学员。做马扎，后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小腿垂直，早晨五点至晚上九点，每天十六小时不许说话，更不许相互交谈。一开始还有床铺，不长时间把床撤走，只留下床板。晚上睡觉先摆放床板，然后把卷着的行李铺好睡觉。早晨起来后要把行李卷起来，把床板收起来靠墙放好。后来是逐个的被送到攻坚组强制酷刑转化。

我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被送攻坚组的，天气寒冷，晚上冻得直打哆嗦，昼夜不让睡觉。犯人用粗绳子抽打我的头部，嗡嗡作响，还有一次犯人把点燃的烟头按在我的太阳穴上，被烫出一个伤疤。有一段时间我被逼迫到不想活的地步，可想而知这种痛苦到了什么程度啊！

在攻坚组时我被通知转所，第二天我被转到邯郸劳教所。邯郸劳教所有个特教大队，是专门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特教大队让我们观看蔡朝东的污蔑法轮功演讲，无聊又可笑，丑态百出。

到邯郸劳教所后三个月的一天上午，特教大队大队长找我谈话。我对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来邯郸劳教所的路上我就想好了，我宁愿死在这里，也绝不转化”。大队长于是就低头写东西。那天大队长找我谈话前我就想去解大便，犯人催促我快去找队长，没让我去厕所。实在憋不住了，我礼貌的跟大队长说要去厕所，他不让我去，我又跟他说了几次他都不答应。我想就是你想整死我，也得先让我去厕所呀。于是我就向外走，他在后面吼叫不让我出去，我还是向外走，门外面有三、四个警察也过来了，其中一名警察穿着皮鞋朝我的小腿狠狠的踢过来，不知怎么的他的脚踢在门框上，没踢着我。我说我只想去厕所，大队长还追到厕所来，看我是否真要解大便。第二天就把我和另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王忠调出特教大队，转到一大队。

在一大队被强迫干活，制作水泥包装袋。雇主给劳教所的加工费劳教所连电费都不够，尽做赔钱生意。二零零六年七月在我到期的前一个礼拜，我找到队长说“7月27日我劳教到期”，劳教所说还有一个月。于是我就绝食抗议。家里我母亲、姐姐和表姐都到邯郸劳教所来接我，在劳教所外面张洪勇指使郝村派出所人员对我母亲、姐姐、表姐殴打、抓捕。在绑架过程中，警察对我母亲狠扇耳光，揪着老人的头发往车厢上猛力撞击，狠踹双腿，邯郸的警察（警号21816）将我母亲手腕骨拧折。而后把三人分别塞进三辆车，强行带到郝村派出所，分别关进三间屋子里。母亲出现高血压、脑血栓症状。

二十八日邯郸劳教所派警车把我送回迁安，晚上八点多到迁安市政府，杨玉林又让邯郸警察把我拉到洗脑班（种子公司院内），我继续绝食反迫害，第二天下午母亲来洗脑班和我住在一起。第三天把我放回家。

6、二零零七年在洗脑班第一次关押二十六天，第二次三天

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前一天晚上十点多，当晚我姐姐也到老家来住，政保科来了很多警察，前、后门堵上，他们翻墙进院将我和我姐姐绑架，在我家就殴打我们。警察把我双手铐在后面，故意铐的很紧，到洗脑班时手铐把手腕勒出一道血印。

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前的半个月时间里，我曾被三次，每次半天，手被手铐反背着铐住，按倒在地上，被两名警察同时用二根电棍长时间电击脖子、脊柱、后腰、臀部、脚趾头、腋窝，当电棍电击嘴，我的嘴唇就起了一串大泡。浦永来将我裤子脱掉，电击大腿内侧，手铐勒进肉里很深。这三次迫害都是在洗脑班负责人杨玉林的指使和在场督阵的情况下发生的。从那时起，我绝食反迫害，后来又遭受灌食迫害，绝食到十月二十六日回家。

十月二十九日上午，蒲永来和建昌营派出所警察到我老家又将我绑架进洗脑班。遭到杨玉林揪住头发毒打。杨玉林亲自动手对我揪头发打耳光，用皮鞋碾手，用脚踹膝盖骨。我被折磨得痛苦不堪。我不吃不喝反迫害，于十一月一日回家。

7、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判刑三年，三年都在看守所度过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突然浦永来带一帮人，哈福龙带一帮人，分两路，一路去我老家那里，一路来我家，实施非法抓捕，我被哈福龙从家中绑架，两天后政保科向家里下了逮捕令，后被迁安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期间有五次非法开庭，上诉唐山中院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被退回，一直到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迁安市看守所关押满三年才回的家。

8、直到现在，没有身份证，户口被公安局吊销，成了没有身份和户口的人

在原单位我是有财政编制的国家干部。现在单位改制合并到迁安市农业畜牧水产局，单位领导不让我上班。自二零零三年九月财政拨付的工资被610办公室劫走。

我母亲在我二零零七年判刑后的三年中，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出现半身不遂和脑血栓症状，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