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金崖镇金俊梅,一九五七年腊月出生,今年六十一岁,是一个身高不到一米五、腿部残疾的妇女,一九九七年下半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然而在江泽民对法轮大法的无理迫害中,身体、信仰、生命被肆意凌辱、摧残。
金俊梅女士说:“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我被恶意推、搡,致使一条腿从大腿根摔断,子宫被摔得折叠,使下身流血不止。在甘肃女子监狱,我被长期拳打脚踢,我的饭盒和脸盆因被用来打我,被一次次打破、摔烂,逼我一次次重新买新饭盒、新脸盆;他们不让我上厕所,逼我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让我脱掉屎裤子,光着臀部在间道里被拖来拖去,有犯人拿着录像机围在我的周围摄像;逼我吃屎……”
下面是金俊梅女士诉述她的遭遇:
一、一次高烧无情地夺走我健全的双腿
我不是先天残疾。五岁以前,我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健康活泼,能跑能跳。
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外面玩耍,有些发烧,回家后父亲给我吃了一颗人丹。睡了一晚上,一觉起来,想上厕所,慢慢的将身体挪到炕沿,两条腿挪动着吊到炕边,下炕的时候,一条腿有点软。穿鞋时,腿软的这只脚,竟软的塞不进鞋子里,妈妈帮我穿时,脚丫子也无法展开来钻到鞋子里,我尿憋得厉害,妈妈就直接将这只脚硬塞进鞋里,脚趾头被硬塞的时候折叠起来钻进鞋子里。我赶忙走到屋外房檐边,因是小孩子,尿也憋急了,就在房檐边尿了,回到屋里,我的两条腿都软的不行,后来一点劲也使不上。
爸爸背着我去了村卫生所,卫生所给我打了退烧针,烧没退。卫生所让我父亲赶紧带我去省人民医院,省医院又让父亲带我去传染病医院。父亲带我到传染病医院,医生带我们父女到一个屋子里,屋子里有很多孩子,还有好几个因救治不了已经死了,未处理的小孩尸体还在桌上。大夫给了我半袋药,没有要钱,让我父亲给我服下,说这些药吃完后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了,孩子想吃什么就给买着吃上些。
这半袋药拿上后父亲直接带我回家了。回家后给我扎干针、过电、艾灸,都没作用。由于两条腿发软,我爬着走了三年。父亲在这两、三年里硬逼着我扶着炕沿走,慢慢自己用手硬压住腿走,这么走了好几年。
到十三、四岁上学,我的右腿慢慢好转,可以行走,左腿软着,使不上劲,经常要把手放在左腿上压着走。虽然双腿有病,但是我的智力和双手没有任何问题。在家用各种方式治腿的过程中,家里的一些家务活我还是照常在做,纳鞋底、做鞋、做饭,期间被摔是家常便饭。
二、心灰意冷、绝望之时有幸遇见法轮功
二十五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和大我十七岁的丈夫,在一九八三年十月结婚,有了我自己的家。一九八四年我的儿子出生,一九九四年女儿出生。结婚初期,丈夫上班,我在家操持家务,儿子一、两岁,我出门卖凉皮、卖冰棍、卖菜,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
一九八九年我和丈夫将以前的老房子翻建。一九九二年邻居也翻修他们的房子,可是翻建的过程中占了我两间房的地基。我对邻居说这是我的地方,你怎么占了呢?对方穿着皮鞋在我脸上踏了一脚,直接把我踏倒在地,在我的胃部用脚使劲踹,踹得我口吐鲜血,一边踹一边说,你的命都不是你的,什么是你的?我躺在地上看着邻居在我口吐鲜血不止的情况下还揣着我的胃部,我使劲将嘴里流出的血朝邻居吐了几口,那时候为了一点利益那个心怎么也放不下,身体残疾被邻居踹,无力还击,就想吐他几口血也让他晦气晦气,心真是不甘。
后来到医院查出是胃出血。从医院回来我找到大队解决这件事,大队书记说让我去告他们,我告到城关区法院的渭源路法庭,法庭工作人员来查现场,看到邻居将我房屋的下面直接挖空(到现在还空着),可是很明显的案件法院没有给我一个公道。上诉到中院,中院又发回重审,至今我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连赔礼道歉都是奢望。
这一次被邻居殴打,从医院检查后,我不光是胃出血,还患有胆结石、胆囊炎、心脏病,五脏六腑没有一个地方好,脸也发黄,住院治疗不起色,后来要做手术,没有手术费就只能回家。
回家后一是病情严重,二是打官司毫无公道可言,心情郁闷、气愤,致使病情越来越严重。没脉搏,后来眼睛也看不见,胃一直疼,心脏跳得特别厉害,胸口放一件衬衣,衬衣扣子压在胸口我都受不了,感觉压了一个磨扇(农村磨面的石磨盘)。丈夫还想借钱给我治病,我为了不拖累家人想一死了之,喝药的时候,被丈夫发现将药抢走了,我也提过刀,还是被丈夫救下了。丈夫为了防止我轻生,把我娘家的妈妈叫到家里照顾我,我为了求死,出口伤害了我妈妈,我妈妈不知内情很伤心地离开我家,后再没有上过我的家门。
一九九七年上半年,有人送我一本《转法轮》,我放在家中没有看过。下半年的一天,我猛然想起《转法轮》,便拿出来想看看。那时候,我眼睛看不见,连男女都认不出,只能看到一个人影。看书看不清,我就求李大师:我能不能做您的弟子?李大师,如果能收我为弟子,能叫我的身体好起来,我就修。我看到书中的字一闪一闪的,闪得特别厉害,就是看不清字,我说,“师父,我还是看不清字,能不能让我把这个字看清,我想看清楚这个字。”后来就慢慢能看到字,功还没怎么炼,胃也不出血了,身体开始轻松了。不久后我找到了一个炼功点去炼功,时间不长,我全身的病都好了。
我不光无病一身轻,身体还比以前更好了,干活、做事更顺手了,特别是放下了那颗为钱为名的好强的心和不服输的争斗心,对邻居占了我的地基一事通过学习《转法轮》我不再心痛、气愤,而是平和和坦然接受,我知道法轮大法不仅给予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更给了我一颗包容别人的心。
法轮大法给予我第二次生命,那种感激真是无以言表,也难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故而我和人接触的过程中都能开心地告诉有缘人法轮大法好。
三、为了说句真话,我被屡次迫害
可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嫉,竟然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性地对大法弟子实施史无前例的迫害。
1、上访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我们兰州本地的法轮功学员到省政府和平上访,警察却把我们拉到体育馆,后又拉到桃树坪拘留所,在桃树坪拘留所让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我看到后说这是假的,这些都是假的。后来单位领导把我从桃树坪拘留所接回来,骂我骂得很厉害,看到我身上的法轮章,要抢,我不给。
村长刘学华到我单位找到我,把我叫到单位办公室,和书记一起对我说,电台记者问你的时候,你就如实地说,说你的腿是因为炼法轮功炼残的,我说不是。村长说,我们保你呢,你还这样说,我说不是。我走出办公室,他们还在一旁说,我再没搭理他们。后来电台记者采访我的时候,记者问我,你的腿是炼法轮功炼残的吗?我说不是。
为了说句公道话,我两次去天安门。第一次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去北京后,说我没带身份证让我回家。
第二次是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去北京后被绑架,先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后在清河派出所呆了十天,一个年轻小伙子,把我的拐杖拿走,让我蹲军姿,我蹲不到位,就站了一个多小时,我要上厕所,不让上,让拉到裤子里,我强烈地要求上厕所,后来允许我上厕所时,我都已经拉到裤子里了,等我回来后,又让我站军姿,试图打我。我呵斥他,你竟然打上访公民?他才没有动手。我一直绝食,绝食十天左右就放了我。
一起来的山东女同修,带着五岁的孩子,头发被拽的头顶的头皮都烂了,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警察还拿刀直戳她的身体,她穿着棉衣,刀尖都戳进身体了,孩子哭得特别厉害,警察却丝毫不理睬,我在一边不停地说,你们执法犯法,好长时间警察才停手。女同修自始至终一直在忍,我和这位同修,还有另一位抱小孩的女同修一起放出来,三人分别坐车回家。
2、第一次被绑架
酷刑演示:背铐 |
二零零一年,兰州市榆中县公安局警察到我家抄家,把我的大法书、师父讲法带、炼功带抢走了。把我带到榆中公安局,榆中公安局两个人揪着我的两个肩膀将我提来提去,警察张俊兰在我肩上、背上啪啪的使劲打,还给我铐背铐。我一直打嗝不停,我说,“我的身体是被判了死刑的,必须得炼功,否则不行。”警察张世宗给我一号脉,没脉,就赶紧找录音机让我炼功,刚开始放的是师父的讲法录音,后来发现不对,又换成炼功音乐,我就盘腿打坐。当时准备给我判刑,被褥都从家中拿来了,看我身体不好就放回家了了。
回家没几天,榆中国保又来提审,我不配合,他们就说遇到一个神经病,走后再没来。
3、第二次被绑架 在看守所左腿被齐大腿根摔断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三日一同修被绑架,国保跟踪我好几个小时后绑架了我和嫂子岳丁香(也是法轮功学员)。下午两、三点左右,一群人冲到我的家里,将我的丈夫先带走,对在屋里的我女儿和我外甥,一顿恐吓;女儿被惊吓的阴影至今都无法挥去。把我和嫂子岳丁香绑架到一个地方,我们被分开拘禁,我不知道他们对我的我丈夫实施什么样的非法手段,就在楼道里喊,你们为什么抓我?我不就炼了个法轮功,法轮功就是教人向善。几天后他们把我非法关押在九州第一看守所,放我丈夫回家。
在看守所十四队七号室里我被非法关押了九个月。到看守所后,看守所收走了我的拐杖,我无法正常行走。丈夫给我送的东西,号室里的人放的太高,我取不上,就给丈夫的回条上写不要再送东西了。丈夫还是找人给我送熟鸡蛋,找律师给我维权。
我上厕所时,狱警让其他被关押的人扶我。这些人名义上是扶我,事实上到了厕所,就使劲把我往前一推、一甩,好多次我都被甩到墙边或窗户边,我扶住墙或窗,才没摔坏。后来一次,这些人把我直接搡在便池里,臀部猛地掉在便池,我疼的一下子喊了出来。后来他们将我从便池扶起来,到厕所外面,号室门口有一个铁柜子,我准备扶柜子还没抓住柜子的瞬间,扶我的人将我猛地一推,我一下摔在地上,双腿直接劈开,左腿的大腿根当时就摔裂了,下身血流个不停。过了几天,流血不止,才找来所谓的法医看,我说腿骨折了,大夫拉着我的腿一搡一拉的,疼得我使劲的喊。因直接摔在便池,子宫被折叠一起,流血不止。每天打止血针,打两针、三针都无法止血。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城关法院对我非法庭审,腿被摔断,就抬着我参加开庭。主审法官是金济勇。我被非法判刑八年。
丈夫在我被绑架之后,在外给我请律师、找各部门要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因脑溢血离世。儿子到医院给我丈夫换上衣服,直接放到太平间冰柜里,儿子跑到法院,说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来要我妈来了。因我摔断腿,下身流血一直得不到缓解,人瘦的也脱了相。听到我丈夫离世的消息后,城关法院于十二月十日以监外执行的形式让我儿子将我接回家。儿子怕我承受不住我丈夫去世的事实,不让我去医院太平间看看我丈夫的遗容,也不让送我丈夫去华林山(火葬场在华林山),我就在家一直哭,儿子为了阻止我出门,最初在家守着我,我丈夫的遗体还是侄儿送去华林山的,儿子后来赶到华林山。后来听说,我丈夫的灵车往华林山开的时候,车怎么也发动不着,侄儿给我丈夫说:儿子在家里守着他的妈妈,今天是侄儿送您一程,您就走吧。车才启动。
4、第三次被绑架送进甘肃女监酷刑虐待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我单位的人,派出所警察,610等几十个人,在我的房子里,院子里,大门外都站满了,一部份人冲进家门,我正在看大法书,赶忙把书放在沙发靠背上,怕他们拿走,他们还是抢了书,给书拍照,给我双手铐上铐子,两个人从我身体两侧将我架起,拖走了,直接拉到一个医院,给我抽血,怎么都抽不出血,这些人又硬逼我喝饮料水,喝完后还是抽不出血,最后大夫又在血管上插了一个针头,抽出来的是黑血。(我单位来的人是刘学华、刘延龙,拱星墩派出所高所长,还有办案警察。)
这些人把我送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看守所不要我。派出所所长硬找看守所所长,没找到,看守所十四队的田庆萍是队长,硬将我塞到十四队,八月三十日看守所用车将我送到甘肃女监。
我被直接送到甘肃女子监狱邪教科,先是搜身,并脱光衣服照相,人围的很多,后强行给我穿囚犯衣服,然后将我放到监室里,是个二楼,那时一个号室十四个人,高低床,差不多每个号室七、八个法轮功学员,两个犯人把我连抬带拖带架到二楼。
当天进去后,几个犯人跟我谈话,问我在外面干啥,我说我在晒太阳。监狱警察丁海燕和朱鸿来提审,朱说,多一个你也罢,没你也罢,你说这段时间你出去干什么呢?我说我在晒太阳。无论是犯人,还是朱鸿、丁海燕,表面上只是简单的一问,拿着这个话题要的不是我的实话,而是要顺着他们的思路回答,否则,就是一顿毒打,拳打脚踢,我还被丁海燕多次用电棍电。这个问题问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犯人们就借这个话题问我的时候打我。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
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在号室,还是在大厅,都会有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要持续一段时间,每一个问题,我无论怎么回答,都是她们借口一遍遍毒打我的由头。例如,问我这几年在外面干什么?问我跟哪些同修联系?说我把某某同修害了;说我不管两个孩子;让我说和哪些同修有关系等等,问题的答案没有标准,每一个问题只是为了打我,一遍遍、一次次对我的毒打,毫不手软,还时不时告诉我:法轮功,打死算自杀。
刚到监狱的时候,赖小燕(经济犯)和代红琼包夹我,号室长叫郭辉,赖小燕喜欢给郭辉打报告。郭辉经常指示号室的包夹对付我。有一次,犯人们找我在大厅谈话,没谈几分钟,就直接把我拖到卫生间,梅菊、毕志叶等四、五个犯人,把我扔在地上,我整个身体都在地上,包夹将我的上身扶起,将我的头压到地上,用脚踩住,然后脚踢,拳打,头上,身上乱踢乱打,打完后还给我说,你聪明一点,好好的说,法轮功,打死算自杀。打完后还威胁我,不许给任何人说,在卫生间被打时衣服湿了,让我回号室换了衣服后,又将我拉到大厅,罚我蹲,一直问我在外面的几年里究竟干什么,问上一阵后,就骂我,说我跟邻居吵架。
我刚到监狱,一次儿子来见我,问我家里的钱放在哪,我告诉他,我放在床的一头,裤子口袋里装着,大概有一万多元。儿子找不到 ,估计当天抄家的时候被搜走了。就为了这一万元钱,我回到号室,被包夹一次次、一遍遍的毒打。我一申辩,她们就往我嘴上捣,我提起钱,包夹和犯人就一直打我,直到我不提钱之后,才没有再为这一万多元钱打我。
刚到监狱,我在地上挪着走,犯人们骂我,你是人吗?还是狗?还是畜生?由于看守所被人扶最后将我的腿摔断,到监狱后我不让其他犯人扶我,犯人还是硬把我拉到间道,然后故意把我放开,扔在地上,说我不走,警察孙立伟说,她不走,就撂脱,让我在间道睡了一早上,孙立伟指使人让我在间道躺着,不让我起来,还说我故意不起,让我在地上躺,赖小燕守在身边不让我动,一动就折磨我,故意让我仰面在间道躺了一早上。
不让我上厕所,尿裤子里、拉裤子里,就把我拉到厕所,让我站在便池里,包夹从水龙头上接水,一盆一盆的往我身上直接泼,因为泼得太猛,水太凉,一下子泼到人身上,人的气就一下子撅住了,气上不来,浑身打颤,一年四季的给我泼水。想什么时候泼水就拉我去厕所泼水。有一次,厕所停水,就将厕所水桶里接的水全泼给我之后,从水龙头再去接,没有水才停手。有时泼水,包夹打着我逼我脱光衣服,有时候不脱衣服直接就泼。长时间的拳打脚踢,我的头就像一个硬壳。泼完水后硬逼我吃药,胶囊,逼着强行吃,还要把舌头抬起来他们看看有没有压着药,发现舌头下面有药,就搧我巴掌,离开监狱前几个月还给我泼水。
有一次夜里我尿憋得不行,好多天没有大便,又不让上厕所,从床上下来我在地上一再要求上厕所,晚上值班的犯人让叫包夹,包夹在睡觉,我知道叫了也没用,就没叫。值班犯人还是不准,最后我不得不叫醒包夹,包夹不愿意我去上厕所。后来我拉到裤子里,犯人们说臭得不行,让我换屎裤子。这种夜里拉裤子的事有好几次。有一次,夜里我换了裤子,到第二天早上包夹说我换的裤子还臭的很,让我脱掉,我脱掉后,就不让我再换别的裤子。两个人把我的两个肩膀架起来,把我拽到间道,我的腿在地上拖着。从間室出来,在间道里拖的时候,犯人拿着录像机前前后后跟着拍,然后把我拉到厕所,又开始泼水,水泼完后,让人从号室把我的衣服拿回来让我穿上,穿上后直接把我拖到大厅所谓的“学习”。吕玉霞和陈淑芬两位同修帮我洗屎裤子后,犯人们对她二人收拾了好久。当时的队长是丁海燕。
赖小燕走之后,犯人安迪娜包夹我。一次吃完饭,安迪娜让我喝水,我不喝(觉得上厕所不方便),就让我把饭盒洗掉,我以为她真的让我洗,我手就放到饭盒里洗,我的手因为在地上拄着,手是脏的,洗了饭盒的脏水她让我喝掉,我不喝,她就在我的胸部猛踹,打着我喝了这些水。
有一次吃饭,按照规定的时间我没有吃完,就不让我进号室,直接把我带到厕所让我吃剩下的饭,在厕所,我还是吃不下,包夹安迪娜就用洗厕所的刷子在便池里刷上屎往我的饭里甩了甩,将屎甩在我的饭里,让我在厕所里吃,我就一直哭,有犯人还跑到厕所,说我是什么人,连监狱的饭都不吃吃什么?最后还是在毒打下逼着我连屎带饭吃上了,我一边哭,一边吃,一边恶心的吐,却吐不出。
以上是我刚到女子监狱时他们对我实施的迫害。我是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离开甘肃女子监狱的,这三年当中,对我的肆意毒打一直就没有间断过。
这三年里,我因为腿残疾,行走不便,被包夹长期架着两个胳膊,双腿拖在地上,拖来拖去。上楼梯拖上来,下楼梯拖下去,有时候仰着身子拖,有时候趴在地上只拽起双臂和头上下楼梯拖;间道里拖,往厕所拖,总之,我走路基本就是被拖来拖去,身体被楼梯、过道间磨的到处是伤。
包夹拖着我往厕所走,毒打我的时候,有一次队长丁海燕刚好到铁门外看到了,我也喊:“丁队长,你看看,她们在打我。”丁海燕转身就离开了,什么也没说。
不让我上厕所,屎尿拉在裤子里,号室长郭辉就拿装整提卫生纸的包装塑料袋,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套在身上,说是防止弄脏床单。刚开始塑料袋往身上套的一边是开口的,将双腿连臀部套进塑料袋里,脚部一边的口没有打开。一段时间后,把脚底下的塑料袋口子也打开了。穿了几天,郭辉又别出心裁,把这个两边开口的塑料袋直接裁剪、缝成他们说的内裤,每天晚上强迫我穿上。郭辉和我的床铺并排,每天晚上监督我穿塑料裤子,夜里不让脱掉。还让值夜班的犯人也监督我。强迫我穿了一年多,塑料袋不透气,致使我的大腿根和腰部出满了红疹疹,湿疹,奇痒无比,挠破后又是钻心的疼。就这样,还不让我脱掉,逼我仍要晚上穿着塑料裤子睡。
对我的毒打,不只是拳打脚踢,有时候将我一脚踏到床架上,在我的胃上踏,头在床架上往破里磕,往桌子上碰,拉到监控看不见的地方打。两个脸盆摞在一起,在我头上使劲的打,脸盆的边打破后,破的地方将我的头打破。郭辉拿一米多长的塑料尺打我的头,脸,手。包夹我的犯人架着我从大厅往回走的时候,犯人马雅琴在我的脊背捶,砸,推,有一次差一点把我推倒。把我的手放在地上,郭辉、安迪娜、崔毅文多次脚踩在手面上,使劲的踩。我的左手手腕有一次被郭辉、代红琼以扶我为名故意掰骨折,两个人还拿着我已经骨折的手,一个拽,另一个使劲的甩。没人管也没让看医生。
我走路慢,每次都是犯人把我架到大厅后,我一只手扶着桌子走,另一只手腕骨折的胳膊只能轻轻蹭点劲,一次桌面子开了,一下把我摔了个仰面朝天,头摔破流血了也没人管没人问,还说我装着。吃完饭在大厅写思想汇报,动不动包夹就撕,说写的不符合她们的要求,不让我睡觉,包夹改好后,我去抄,抄好包夹就撕掉。打着逼我写诽谤师父和大法的文字,不让写的时候不让坐在凳子上,让蹲在地上。有好几次让写到了夜里三、四点,包夹轮流睡觉,还有几次,让写到通宵。家里给我打的钱,我自己没买过,都是包夹给我买的,买过一次大豆,买过纸,买过笔芯,自动铅。
犯人崔毅文包夹我时,有一段时间,她要带新来的人,所以我写完思想汇报后到点就上床睡觉了。而崔毅文因带新来的人不能睡觉,她就多次在我睡觉时直接对着床上的我拳打脚踢,然后拽到地上对我又是一顿毒打。
崔毅文在我洗衣服的时候,或回号室,用凳子砸我的后背,砸我的头,好几次从背后使劲把我翻了个跟头,或趴在地上,饭盒都因此摔破了几个,我都不知道崔毅文怎么放翻的我。凳子也砸破了几个,饭盒破了我不要了,也不吃饭,崔毅文找来饭盒,让我吃饭,我不吃,就打着逼我用她找的饭盒吃饭,我用崔毅文找来的饭盒吃饭后,崔毅文就用我的钱买新饭盒,她就拿走了。
崔毅文不让我上厕所。我一次晚上睡觉偷偷尿到塑料盆里,然后灌到塑料瓶里,乘上厕所时倒在厕所,崔毅文发现后,在我的盆子里接上水,让我把装尿的塑料瓶放进我盆子的水里,逼我把盆里的水喝掉。我不喝,就在我胸部踏,打着逼我用装尿的塑料瓶喝了一瓶浸过尿的水。
犯人崔毅文、安迪娜、梅菊因迫害我“有功”,减刑提前释放回家。
这只是我在甘肃女子监狱被非法拘禁三年期间被长期连续毒打迫害中的部份片段,而我遭受的所有酷刑折磨都是在狱警的授意和支持下,犯人们积极所为。监狱是一个羁押服刑犯人的监管场所,更多的职责是教育那些违法犯罪的人能够守法、遵法,可是,在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的这个二楼,狱警直接执法犯法,堂而皇之让犯人在毒打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声言:打死算自杀。当我回忆起那段时间被毒打、侮辱、折磨的一个个场面,看到那些犯人们肆无忌惮、毫无底线的神情、言行时,我的眼泪就禁不住的流,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泣不成声,她们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她们在被别人毁掉未来,自己也在无知中自毁。
我离开甘肃女子监狱后,对我的迫害从狱中延伸到狱外。以我修炼法轮功为难我的儿女,我领取退休金要求我每月必须写东西,我不写,他们就做笔录,必须我签字才可以领取。参与的每个人都在执法犯法,有些人明知法轮功学员被冤,却仍在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中共自身的存在,就是为了毁掉中国人做人的基本理念,使中国人远离神佛,敌视佛法,跟随中共与魔共舞,从而毁掉中国人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肆意凌辱和虐杀,目的是毁掉修炼人对佛法的正信,毁掉修炼人骨子里存有的对神的记忆和人应有的良知善念,目的是毁掉修炼人的修炼之路,进而将其做人的最基本的本性也被毁掉,使其生命被真正毁掉。
明慧网上关于甘肃女子监狱的报道,有些小的地方与事实有点出入,就被狱警拿来折磨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诬蔑说明慧网在造谣。其实,就是这小小的失真恰恰彰显的就是甘肃女子监狱的邪恶,狱警与犯人配合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残酷和恶毒。所有被迫害的真相都是压制在那个二楼的某一点、某几个人、或某个人知道,虐杀是真正的目的,毒打和折磨的种种手段都需要干完后隐藏,不为人知。对外装点得就是春风化雨般的人性化教育,这小小的失真却曝光了邪恶的本质。
我作为当事人,被长期的毒打折磨,很多时候,当我知道自己被打时犯人已经打完了;我被多人群殴时将我的头塞进自己的裤裆,事后我连哪些人参与其中都没有看见;我在间道被打的连着翻几个跟头,都不知道是被怎么打的。我是当事人,都无法将自己被毒打折磨的事实真相完整的还原,那些在明慧网将迫害真相及时给予报道的同修,是在揭露邪恶的曝光中加持着在狱中的同修,在及时的抵制迫害,减缓着迫害。
在我生命濒临死亡之时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救度了我,而我最初修炼法轮功,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活着,就这小小的心愿却在江泽民流氓集团的邪恶迫害下,使我一次次陷入死亡的绝境,每一次都被告知:“法轮功,打死算自杀。”每一次在死亡线上被肆意欺凌试图置于死地的境地,都是“法轮大法好”的正信使我得以死里逃生,也使参与迫害者看到一个生命的坚韧,迫害者的失败,江泽民这个小人的狂妄和对中国民众所犯的不可饶恕的罪恶,更看到法轮大法的超常和威严;每一次的死而复生,都使我亲身感受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殊胜,看到参与迫害者的可悲,中国人离弃神传文化的底蕴和祖宗的教诲后的可怜,也让我深切地体悟到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是一个无知之人走向觉者——得到神的救赎的唯一途径,珍惜法轮大法,就是在珍惜自己的生命。
真、善、忍是唯一救赎世人的正法,李洪志师父才是真正救度你我的人,我能活着,写下我的人生经历就是最好的见证,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面对酷刑凌辱仍在真心地给您讲述法轮功真相就是一个个最真实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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