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去过中国多次。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美好、善良和无私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一起在公园炼功。我很喜欢中国。每次中国之行都使我受益非浅。我从中国学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近两年多来，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为了维护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走到天安门向世人说法轮大法好。在中国，这是唯一的能使他们的声音被别人听到的地方。我被他们的勇气和他们对“真善忍”坚定的信念所感动。
前一段时间，当我听说有些西方学员计划去天安门和平请愿时，我立即决定与他们同行。我真的不能看着无辜好人因为他们信仰“真善忍”而被迫害致死。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不仅仅关系到几百万的中国人，它关系到世界上所有的人。
2001年11月20日星期二下午两点，我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拍了许多集体照片。我们都很高兴，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然后我们坐下来开始发正念。最后一排站着的学员打出写有中英文“真善忍”的横幅。不一会儿，警察开着警车就把我们围住了。他们粗暴地拉我们上警车，很多学员被殴打。我被强行推进一辆警车。在车里我想我们来的目的是要说明法轮大法好。于是，我掀开窗帘用中文向围观的群众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把窗帘拉了下来，但他一走我就打开窗户用最大的声音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又回来把窗户关上。警察把另一位同修带上了车。我对她说我们可以一起喊，于是一起我们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气急了，恶狠狠地揪住我的头发向后拉，让我没法动。但我能动,而且也不感到疼。我看见一个小伙子流着鼻血进来。还听见一位男同修对警察喊他们不可以打一个女的。在最前面的女学员,很可能被打。在去拘留所的路上，那个警察用他全身的重量从侧面使劲往下按我的头，我感觉我的的脖子就象快折断了一样，使我不能动。很多瑞典学员以及其他国家的学员都被用不同方式遭到虐待。现在我亲身体验到中国学员在这两年以来的处境是多么的恶劣。他们对待中国学员远比对待我们更残酷。
我们先被带到一个离天安门很近的拘留所。后来我们被强迫带到地下室的一间牢房。警察想把我们分开，我们一组瑞典学员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抗，我们非常坚定。警察一时动不了我们。我说我们不是罪犯，地下室的牢房不是我们呆的地方。但最后警察强行把我们分开，一个接一个粗暴地将我们推下地下室。警察对我们拍摄，但我们用外衣挡住了自己。
几小时后，我们被带到一家没有人的旅馆。我们在一个会议室里坐了一个晚上。很多警察一直看守着我们。他们不时地骚扰、拍照、讥讽我们。我们好几次要求见瑞典大使馆的人员，但每次都被拒绝了。
我、马莉娅和马丁先被带到一个房间受审。警察骗我们让马丁一个人留在警察那里。他们还答应我和马莉娅会同时受审。但当我们到另一房间时，他们就想把我们分开。我们非常坚定地回绝了，他们没办法，只得作罢。我们回答了他们的大多数问题，但没有说我们是怎么成功地实施和平请愿这个计划的。最后他们想让我们在一张纸上签字。因为写的是中文，我说让我们在一张我们看不懂的纸上签字是很荒谬的。我们拒绝了签字。
我们听见从另一个房间传出的噪音，听上去好像是谁被打了。我问看守我们的警察，但他们皆口否认。后来我们听说了马丁遭到警察的虐待，我们后悔当时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第二天我们被带上飞机。上飞机的路上我问一个警察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他不想回答，但他的同事回答说“天上”。有一个瑞典大使馆外交官在登机口等我们。她说她在警察局努力了很长时间，请求允许见我们，但都被警察拒绝了。
这一切在瑞典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媒体纷纷报道了外国学员在天安门被抓的消息。回到瑞典后，我们接受了和许多记者的采访。瑞典外交部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支持。瑞典外交部长在电台针对我们在天安门被抓一事说：“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中国在签同了联合国的条约并表示要尊重人权后，又惯例地加强了对法轮功等群体的镇压。”她还说：“我们认为中国必须要达到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要求，他们必须要接受象法轮功这样的运动。”我很高兴并感谢瑞典大使馆及政府的帮助和对人权的关注。
大法展现给了我世界是没有界限的。我不反对中国政府，但也决不允许迫害信仰“真善忍”和做好人的人。
现在我们的修炼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为大法做的、为好的和正的所做的一切，会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未来。
皮尔尤.斯万森
Pirjo Svensson
护士, 大法修炼者
向记者讲述在警车里被虐待的情景
记者招待会后留影
200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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