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了中国并去了天安门广场。天气很温暖，周围有很多人。阳光在照耀着，我感觉我似乎在一个很大的空间。人们想摆姿势和我一起照相，还有许多孩子希望得到我的签名。这是下午1.30分，我本计划一直等到2点当有别人到这里来打横幅的时候。然而我担心这些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万一被牵连。我收拾了一下，脱下了我的外套。在里面，我佩戴着一条缝在衣服上的横幅，前面写的是法轮大法真相步行，后面是SOS。当我做这些时，警卫在换班。我大声地唱着法轮大法的歌，感觉好象有一海洋的中国人在看着我。似乎过了好长的时间，什么也没发生。一个便衣警察走向我“哦，法轮大法！”他大声地叫着粗暴地抓住我的左臂。他开始把我拽向纪念碑，那时另一个警察加入了进来，开始从我的衣服上撕横幅。
这花了他们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唱着法轮大法的歌，并且所有的中国人一直在看着，目瞪口呆。他们拽着我绕了一个大圆圈试图找到一辆警车。一个穿着一件大绿外衣的年轻警卫跟在后面，脸上带着迷惑的表情。孩子们和一群中国人始终在看着，我还在唱着法轮大法好。警察试图把我的胳膊往下拽，但是它们却飘浮在空中，我继续唱歌。警察的企图落空了，他粗暴地把我推进警车，我的膝盖有点儿被伤到了。我已经对可能受到的肉体虐待有点儿思想准备。
警察驾驶警车在广场上转圈，然后突然转向，避开一位拿着一个大照相机正在拍照的女士。他们把她的某种身份卡片拿走了。他们把我带到天安门广场警察局，还没用暴力。我坐在一个有蓝椅子的等候的地方，10个警察围着我。他们问我是否可以说中文，我用在法轮大法真相步行中学到的简单的词汇为大法说：“法轮大法好”。他们听懂我带着口音的中文挺难。然后给我照了许多照片，并把我的横幅也放在地上要照相。我说，不，你把它检起来如果你想给它照相的话！他们把横幅放在桌子上照了一张相。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试图看懂横幅，因为它是用英语写的。
然后我被押着去我的旅馆拿行李。旅馆的工作人员十分局促不安，因为有警察跟着我，我对他们说法轮大法好，他们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取回行李后，我在车上被拉着经过了北京城中一个非常破败的部分，带到了一个大的警察局。他们让我在一个大的餐桌旁坐下并给我拿来食物和饮料。我回答说在他们禁止我向我在中国的同修们表达同情的时候，我不能吃和喝。他们开始问我问题－我想那是警察局的惯例。我说：“如果你们问我问题，那么在我被捕期间我需要一个国际律师，否则我会因为听不懂你们说什么而被欺骗。”他们告诉我我没有被捕所以没有关系。当他们商量下一步怎样做时，我在桌子上读我的《转法轮》。
然后一个中国女警察开始用英语和我谈话。她用一种柔和的方式企图误导我。她说：“我只想说几件事，不是使你相信，仅是告诉你你在中国所犯的罪－你已经犯了法，就象在加拿大一样，你必须受惩罚。”我回答“如果你正在谈论罪犯，你一定是在暗示法轮大法，那我什么也不说”所以她继续试图和我谈加拿大，问到我的儿子。我觉得她正在试图用她的作假毒害我（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我在警察局的整个过程都被偷偷地录了相）。谈话过后，我被开车送到一个警察旅馆的房间，这就是过夜的地方。有两个警卫寸步不离地跟着我。那个女警甚至在我用厕所的时候也不离开，我没有了隐私权。看守我的守卫整晚在坐着看电视。每个节目都是诋毁法轮功或者演“自焚”的，他们试图告诉我那是真的。我说：“你们自己政府的录像暴露了自焚的谎言，当你把带子的速度放慢时，这个女人被打在头部是很清楚的。人权组织，比如国际大赦，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人权律师正在着手提出这些犯罪案件。”然后我设法整晚阅读《转法轮》。读书使我感觉如此欢乐和平静。我睡了一个半小时以恢复精力。我能够为法和加拿大辩护，我谈到了对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进行诉讼，我谈到了大法是直指人心的法。
第二天，警察开始拉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我想他们正试图让我失去方向感。最后我被带到北京飞机场并被送上一架飞往维也那的航班。飞机中途在西思罗机场停留，我得到我儿子的消息要我搭乘航班去加拿大。我在出口的第3个通道处遇到了一个记者和一个有4个人的摄影师小组，他们和我一起在人群中行走。这位记者请我谈些什么，我立即回答他“他们（指中国政府）是欺骗和作假的大师。”
最后，我遇到了3个英国的修炼者帮我取出了行李，给我在加拿大的儿子打电话，他正在担心我，他们帮我登上了去加拿大的班机，于晚上9点离开。
海伦的注释：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康妮.契普卡告诉给我的准确地记录下来。我相信警察曾试图通过把邪恶迫害与她在加拿大的生活扯在一起而给康妮洗脑并试图把普通惩罚与邪恶镇压混淆概异同。康妮急于让同修了解邪恶具有诱惑的本性。他们通过表面堂而皇之的方式歪曲事实，曲解真相以达到让人接受他们那一套的目的，同时用伪善接近学员以发现他们的执著。
200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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