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评论：过年的乐与忧

【圆明网】农历新年，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人们以各种庆祝方式表达欢乐、喜悦的心情。办年货、贴春联、贴窗花、挂年画、放鞭炮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包括庙会、唱戏(各地有不同地方戏)、舞龙、舞狮、秧歌、武术杂技、各种杂耍、说唱弹拉、踩高跷等等。整个过年的庆祝活动实际上是民间文化艺术的盛大博览，精彩纷呈、群英荟萃、美不胜收。真是一片繁忙，忙中有乐。除夕之夜，全家人欢聚一堂，尽享天伦之乐和家庭的温馨和睦，享受着一年中最丰盛的菜肴，其乐融融。

中国人讲“礼尚往来”，过年期间人们走亲访友，互相馈送礼品（农村通常为糕点之类），亲朋好友相互串串门、互相祝福、唠唠家常，加强亲友间的联系，大家相互沟通联络一下感情，增进友谊。

大街小巷灯火辉煌、各种彩灯争奇斗艳。即便在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也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请看一则报导：“农历新年将届，过年的气氛更加浓厚。在华人集中的地区，街头出现贩卖年画、剪纸、春联、灯笼等应景饰品的摊位；为了提供民众采买年货，市场上推出的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民众赶在年前，利用闲暇时间出外选购，到处都呈现了浓郁的迎新气氛。”

北京庙会是过年期间的亮点之一，传统的北京庙会最早的活动是敬神拜神，人们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得到神的保佑，平安吉祥。近年庙会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形成了拜神、商贸和文化娱乐三项内容，其中商贸交易已变成庙会的主要活动，购买吉祥物，品尝各种风味小吃，三尺长的糖葫芦、精巧的面人，把庙会渲染得热热闹闹。文化娱乐方面如今的庙会也与时具进，其形式和内容更具时代特色，如名车展示、时装表演、摸彩票、保健谘询、卡拉OK等，真是色彩斑斓、千奇百态。

农历新年，更是商家必争之际，商家们匆匆换下了圣诞、新年的装饰，张灯结彩迎接大年的到来。商家在促销方面各显神通、迭出奇计。什么“全场七五折”、“全场五折”；“买200送100”、“买300送150”、“满200送200”，甚至满100送110的高额返券。再加上抽奖或赠品，两节购物之旅更加诱人，丰富多彩的营销活动让众多消费者目不暇接。

热闹红火的大年过后，一切都渐渐趋于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人们依然还要面对正常生活中的现实。学生上学要交学杂费；下岗工人仍然要面对窘迫的现实；农民“三等公民”的状况还要保持；上访民众还会进行不懈的、与虎谋皮似的寻求公道，渴望奇迹的出现。

“过去把过年称为‘年关’，对有钱人是欢乐的日子，对穷人是一大关口”，小时候听收音机里总是这样说，最典型的就是《白毛女》，看多了听多了以后真的唤起了对富人的恨。后来听说《白毛女》取材于在晋察冀一带民间流传的“白毛仙姑”的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和塑造成了经典之作，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了近六十年，每当逢年过节只要打开收音机就会有“北风”在“吹”。由此想到现在也还真的有“年关”，我们很难想像广东汕尾被杀害的农民的亲友如何渡过“年关”；被强制拆迁的无家可归的市民过年的心情；贪官污吏如何过好“年关”、“廉政关”。

学费高昂 穷人上学难

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是一件令父母焦心的事情。2004年20岁的吉林省农民李志富（音译），被某大学录取，无法支付八千元学费，只借到四千元，他的母亲赵立琴（音译）一直多病，着急之下病情加重，家里打算用借来的钱看病，但她为省下钱给孩子交学费而悬梁自尽。同样的悲剧，辽宁省辽阳市的孙大鹏（音译）被锦州某校录取，第一个学期的学杂费五千三百多元，他的父亲无法在限期内筹集这笔钱，喝下杀虫剂自杀。 2004年张溪以615分的成绩被北京某大学录取，她的寡母为筹学费无奈上街卖肾，当被记者询问时她央求记者说：“你千万别告诉我女儿啊！”张溪发现了其母藏在布兜里的“卖肾告示”后说：“妈妈，这是什么啊！”，“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大学了！”张溪和妈妈紧紧拥在一起，泣不成声。

中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但仍然普遍存在收学杂费不合理的现象。2001年广东潮阳市仙城镇发生小学生冲击镇政府事件抗议学费过高，就这次事件而言，小学生一学期要六百元人民币，中学生要八百元，这仅仅是学杂费，若加上其他的费用，则更不止此数。诸如还有小学生交不上学杂费被学校扣留事件。

失业率居高不下 下岗工人处境凄惨

下岗工人，这是一个为数不小的城镇贫困群体。据官方数字，目前中国城镇还有14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2200多万城镇贫困人群。这还不算初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的，以及怀揣高学历文凭、从学校毕业就走进了失业大军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70％，约34万人待业；2003年约有52万人待业，2004年本科生有69万人待业，这些待业（实际是失业）人群都沉淀在社区。

中国官方对中国的失业率一直避重就轻，只说中国的失业率没有超过5%。资深女经济学家冯兰瑞指出，“九五”期间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有 5400万人，同期仅能安排3800万人就业，尚有1600万人失业；随着国企改革，再产生1500万的下岗大军，加上现有的，共计3000万职工将失去工作岗位：“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加上现在剩余劳动力为2.14亿人，只能“消化”7700万人，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根据国际通用的计算方法，失业率是用失业人口除以劳动力的供给总量。“九五”末期，中国失业人口是1.83亿，包括正式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供给总量是6.586亿，得出的失业率则是27.78%.这些年的失业率一直在上升，很可能实际失业率已经高达30%。据调查，吉林市区现有人口160多万，其中2000年登记在案的失业人口就有14万，而且还在不断上升。辽宁调查显示，2001年沈阳市大约有74万下岗工人，一般下岗的一点工资不给，在岗的也只能发70－80%。洛阳市区人口142.2万，2001年洛阳正式登记的下岗工人有13万，另有部份人不宣布下岗，需要时即找来，不需要时即休假。

自杀成了现代下岗工人无奈的呐喊，时有下岗工人自杀的悲惨事件流传，比如不懂事的孩子想吃肉，父母无力满足孩子的要求而自杀。据1990 年中国人口调查，这是公认的比较严谨的人口调查，所提供的人口数据表明：中国全国自杀死亡人数为503047人，其中农村人口自杀死亡人数是313260 人。报告没有例出城镇人口有多少自杀死亡人数，但人们发现：中国一年就有约二百多万市民自杀，1990年并不是下岗的大潮，据中国人口普查办湖南涟源市统计局人口调查科透露：2000年湖南涟源市城市自杀人口多达128人，比1990年高出37人，其中死亡95人，比十年前多死亡26人，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下岗工人自杀率和自杀死亡率比十年前分别高了29%和28%。涟源市并不是一个工业城市，全国下岗工人自杀死亡率肯定不会比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低。而自杀死亡大多是下岗失业的工人或下岗工人的直糸亲属，他们有的是独自一人自已自杀，甚至是有的妻子孩子全家皆亡。有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有的是孤儿寡妇流浪远乡，这一幕幕人间惨局、触目惊心的自杀案并没有引起有关当局重视。

农民三等公民的状况依旧

农民，是国家的基石。当时中共就是靠农民夺取的政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农民“三等公民”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在很多地区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日趋严峻。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利用“剪刀差”把农业的资金向工业转移，农民生活日趋贫困。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的承包制，农民被松一点绑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好转，而且冒出了许多“万元户”。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就很少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背井离乡，宁可忍受寂寞、屈辱和歧视，涌进各地城市，成为“农民工”。

安徽淮北平原一位农民掰着指头算了一笔帐，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和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900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900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800斤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600斤，就是说，如今农民靠种地已难以为继，但他们仍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有一家，全家人竟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过年，生活之窘迫，“还不如刚解放那几年”。

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到头，平均收入只有700元，月收入仅摊到58元；许多农民住的仍然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土坯房，有的甚至连屋瓦也买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全乡620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514户，达到82.9%；全乡2180人，贫困人口也占到1770人，达81%。可是，就这样一个贫困的乡镇，因为乡村干部们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当然，这些年我们是取得了一些表面上耀眼的成绩，然而，对草根民众，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况的漠视和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

拖欠农民工工资依然是严峻社会问题。全国现有1.2亿左右农民工常年外出务工，并且每年还在以500百万的速度在增长。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在第二产业占57.6%，在建筑工人中农民工占了79.8%，在电子元器件制造业中农民工占68.2%，在采矿业占52.5%，在社会服务与居民服务占55.9%；餐饮旅游业占58.4%。两年前官方承认的全国拖欠农民工工资有1000亿元。据新华社报导，中国建设部部长汪光焘2003年12月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称，单在建筑行业，拖欠民工的工资金额就超过400亿美元。而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有124059个竣工项目存在拖欠问题，拖欠总金额为1756亿人民币，其中政府拖欠624.8亿元，占总拖欠额的36.6%。两年过去了拖欠工资依旧，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如果说中国存在着血汗产业，那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农民工讨要工钱是一条洒满鲜血的凶险之路。有一个民工用了长达的六年的时间讨要近2万元工钱。最后起诉到法院，赢了官司，债务人扬言有钱也不给，而法院却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好不容易等到了“市长接待日”并“被接见”，却被“遣送原藉”。

近些年来无休止的强行征地使得农民失去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在有些地区土地依然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失地的农民经常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表现在近些年农民抗争事件不断。2004年四川汉源10万农民爆发了抗议电站大坝工程低价征地，6000多千武警紧急包围汉源，有报导说出动了军队。据报导开枪打死17人，打伤几十人，逮捕数百人，军队接管了汉源。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发生武警枪杀村民事件。事件起因是在东洲建发电厂占用大片土地，但没有给农民适当的补偿费，少量的补偿费也被官员私分，村民从2005年5月开始向上反映，没人理睬。9月21日村民采取封电厂的路口，禁止电厂的货车进厂。12月5日，上百名防暴警察进驻电厂，还出动了坦克。6日几位村民代表去了解情况被抓捕，3千多村民赶到电厂要求放人，警察向村民射击催泪弹，并开枪射击，据村民说33人被打死20人失踪，绝大部份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警察不顾被杀者亲人下跪要求认领尸体的哀求，进行了毁尸或灭迹。

七分钟一起抗议暴动

有消息说2005年公安部统计数字显示“每隔7分钟就要爆发一起民众抗议暴动”。2002年全国抗议示威1200多万人次，涉及1700多个乡镇。城乡二千多万赤贫阶层挣扎在生死线上，社会保障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失业人口日益增多，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呆帐坏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百分之25%以上。而“中共国海外腐败兵团”却拿国人的钱在 海外潇洒自如，挥金如土。

官员的“春节”情结

与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凄惨境遇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领导干部过年期间面临如何把握好“年关”，少收受一些贿赂的问题。今天大小官员请客送礼成风，逢年过节假“礼尚往来”之名，行“行贿受贿”之实。中国民航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说：“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10万元。”原安徽阜新市委书记肖作新在法庭上说，他的小外孙每年春节都会收到五六万元的“压岁钱”；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叶斌，先后14次收贿19万元人民币和港币1万元，其中13次是借过节之机。安徽亳州市政协原秘书长徐保庭非法收受财物计人民币42.8 万元、美元4000元，几乎都在过年前后。

资金外逃 触目惊心

中国的腐败现象已从国内蔓延到世界各地，遍布西方各国的中共国腐败份子及其亲属，被人称为“中共国海外腐败兵团”。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 1998年为386亿美元，1999年为383亿美元，至2000年，中国资金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2001年，全年资金外逃达540亿美元，2002年初到6月底，半年内的不完全统计，资金外逃达305亿美元。据2004年的资料“初步核实，外逃一万余贪官涉及款项八千亿元。其中，涉及款项一千万元以上者，占百分之九十二；涉及亿元以上者，四百三十多人；十亿元以上者，二十七人。据披露，外逃在加拿大的赖昌星，在特大疑案中涉及的款项，仅列第十一位。前十位没人知道”。

这些贪官们掏空了人民的血汗钱以中饱私囊，而许许多多的农民和产业工人却在极度贫困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