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下）

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

1）“危险意识”无处不在

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

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十七八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地躲避。

人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四十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2）党文化造就的心牢

俗话讲，“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牛因为没见过老虎，自然不会认为老虎危险。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这种思维却几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为党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给中国人造就了心牢。

从心理上讲，“危险意识”来源于“怕”。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人的言论和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如果思想中有了不符合党的观念，保不准什么时候就露出端倪或者说漏了嘴，不就会遭到中共的整肃吗？历史上吃了这种亏的人大有人在。于是，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连跟党不一致的想法都不敢有，要自我约束。不但自己不能有，还要让家人都不能有。整个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危险意识”。

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与中共长期的思想灌输和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

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目的就是强化民间的恐怖记忆，巩固中共的政权。中共历史上的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资源，掌握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名誉、心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不信和质疑共产主义邪说，不满并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存有不同意见，也会遭到严厉的清洗。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仍然实行着高压统治、特务统治和黑社会统治。其手段包括：封锁自由资讯，监听人们的言论，实行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论以及合法抗争的民众；监控海外归国人士；挟持国家资源进行海外渗透，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戒心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人们不知道谁最后会捅自己一刀，会告自己的密，党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有时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却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是自己舍命相救的人。告密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独特的一道龌龊的文化景观。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采取了与党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点儿的话题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于是，接受了党文化的人们主动地用中共的思想考虑问题，揣摩中共的心思，体会中共的观念。表现形式有：先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后判定什么是符合目前党观念的，接着拿这个规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对自己是画地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连想都不愿想；对别人谈论“敏感”话题进行阻止和劝说，更有甚者直接就去举报或者打小报告，直接让党来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在没有党控制的环境里，仍然“本能”地害怕，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党的命令。

3）“危险意识”危害民族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自动与党保持一致的思维形成之后，人们变得处处小心翼翼，怯懦求全，习惯于通过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来得到极权者和上司的恩宠，像奴隶般过日子，人的尊严彻底丧失了。六四时，有位参加游行的教授打出的横幅是，“跪久了，站起来遛遛”。可见，中国人被奴役久了，连抗争都有气无力 ——遛完了，再回去跪着。可悲的是，有很多人真的又重新跪下去了。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史官精神，春秋时代齐国的大臣崔抒杀了国君，被史官以弑君记录入史。崔抒杀了这个史官，但第二个史官还是这样记录。第二个、第三个史官被杀了，其他史官还这样坚持。这就是一种气节，一种民族能够长久生存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和迫害手段却无情地摧毁了这种精神，知识份子或遭胁迫，或被收买，助纣为虐，帮助中共编造更多谎言欺骗民众，以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

中国古人也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不少无畏强权、蔑视权贵、为了尊严与价值可以不惜牺牲生命的人。西方社会里，也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但在今天的中国，在中共的暴政与党文化灌输下，中国人的勇气却空前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无端的怕心与恐惧。

于是，中国自古的民族尊严消亡了，一个民族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被扼杀了。有人说，中国早已是亡国奴，是殖民地。不错，自1949年之后，中国其实就在精神上亡国了。共产党扼杀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所建立的不是“新中国”，而是从精神到肉体的残暴专制帝国。

一位著名的盲人作家曾经说过：“我的身体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正常社会里正常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充分选择的权利，生活丰富多彩，人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吃喝嫖赌的自由，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危险意识”使得中国人把自己关在思想监狱内，不符合 “党”观念的一概不接受，甚至害怕，躲避。在这样的一个严密体系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非常难以在党给的思维体系外思考。在自己的心牢里只能拥有符合党文化和中共观念的东西，其看世界的方式也只有自己的框框里的那一点。思维立足于党文化之中，受其精神奴役，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乐趣，人生变成了为中共而活。

4）摆脱无形的恐惧 主宰自己的头脑

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常识：“危险意识”的想法直接违背了现代的法治精神。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所惩罚的都是人们的犯罪行为，而绝不能是人们的思想。也就是法律只能根据一个人做什么去惩罚他，而绝不能根据这个人在想什么去惩罚他。当我们觉得某些想法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共以思想入罪的野蛮做法的后遗症。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这种习惯性党文化思维、这种危险意识是非理性、无根据的。人的大脑由自己支配，想什么由自己来决定；一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共产党也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就其主观意图而言，共产党的确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可是，即使在共产邪灵最猖獗的时期，这一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过。今天，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但其控制能力却空前虚弱。中国人需要从中共制造的那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也一定能够从这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摆脱对共产党的非理性恐惧心理，此其时也。

摆脱恐惧，我们才能恢复做人的尊严，才会拥有一个自由的社会。

4．党文化使人习惯性的讲八股话

“要认真学习×××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不断保持和发展×××，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的伟大道路上奋勇前进。”

“要深刻认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钜性，把×××工作作为×××的重大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一刻都不能放松。”

“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为全面建设×××,不断开创×××而继续奋斗！”

这是在中共某次大会报告中的段落。这样空洞无物、套话连篇的党八股话在中共的大会小会、广播电视、报章杂志中比比皆是。党八股话是中共官员的典型话语系统，但党八股话不仅仅限于官员，同时也在民间广为普及。从官方到民间，讲党八股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反对党八股》，可是他的真实用意并不是反对党八股，而是以此为藉口，用“言必称希腊”之类玄玄乎乎的话影射和打击党内有留俄背景的共产国际派，主要是被其视为夺取党内最高领导权最大障碍的王明。换句话说，毛不是要反党八股，而是要用自己的毛式党八股替代别种样式的党八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狂读“老三篇”、狂背“毛语录”、狂挥“小红书”的时候，毛却再也不提“反对党八股”了。

1）时时流露的习惯性党八股话

每逢什么大会，必定得来个政治表态，说什么离不开党的坚强核心，离不开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什么观；或者历史证明什么什么是正确这类大话空话。还有要坚持某某某的领导，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什么来武装群众，沿着什么特色道路前进，或者是紧密团结在某某人周围，高举什么旗帜，为什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豪言壮语。

每逢领导讲话，就要拍马说什么“重要讲话”，以突出讲话人的地位，拔高讲话的内容，说出一堆好话，如深刻说明了什么，引起什么重大反响，具有什么重大意义，等等。

代表上级讲话，就一定要说到党中央十分关心，高度重视。

官员去世，典型悼词就是纵观某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什么什么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官员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定是因为偏离了什么什么理论，没有领会党的什么什么精神，表决心一定要干得更好。

受到表彰，一定要表示感激党的培养，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最后要为什么什么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上或党内出现什么状况，一定就会加上“极少数”、“极个别”、“一小撮什么分子”。

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总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西方××势力……”。

还有千篇一律的套话，要以某某为指导，某某为基础，某某为动力，某某为保证，某某为目标，某某为中心……领导讲话几乎篇篇如此，以套话成堆来显示深刻和全面。

还有紧跟政治宣传口号的，什么张口就是“三讲”、“三个代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稳定压倒一切”、“三步走发展战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时俱进”、“和谐社会”等等。

有人总结过“套话大全”，比如：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都是典型的八股话。

写文章结尾难免要出现：“我们相信，在××××的努力下，××××一定会……”。

在文艺娱乐、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充斥着党八股话。

《四郎探母》是著名的京剧，在庆祝中国京剧院建院五十周年的经典剧目展演的《四郎探母》光盘上，赫然写着这么一段话：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京剧院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排并上演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和现代京剧剧目，造就了一批艺术人才。作为国家级艺术表演团体，中国京剧院为传承民族艺术，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郎探母》的创作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在京剧舞台上唱了近二百年经久不衰。成功的原因是剧本好，演得好，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京剧遭到了中共惨烈的破坏。京剧界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尚小云、著名武生盖叫天等均遭迫害。因此，那段话实际上是对京剧传统经典的亵渎，背后反映的是一种讨好当局的讲党八股话的思维。

潮菜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在《中国正宗潮菜》菜谱的前言里，有一段话：“新中国建立后，潮菜烹调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潮汕地区经济的腾飞……当今潮菜已经进入了一个鼎盛发展的时期。”既然是正宗烹调，当然是口味牌子越老越好，越传统越好，不知道为什么改革春风能吹到锅里，让潮菜进入“鼎盛发展时期”。这反映的同样是一种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思维。

可以说，谁都知道党八股话不好，谁都觉得党八股话让人恶心。但为什么人们却又为何如此高频率地讲党八股话呢？甚至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时髦？其背后反映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态呢？

2）讲党八股话背后的心态

党八股话背后隐藏着一种恐惧心理。人们形成讲党八股话的思维，时时处处随口讲党八股，在某种意义上无非是向当局告白：他服从独裁秩序，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在中共专制之下，人们不知道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论什么时候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甚至于杀身之祸。所以重复党说过的话，就成了一种最好的防护办法，除了党用过的词，人们轻易不敢用。而党说过什么话，则必须“紧跟形势”，这样才有安全感。自己说了党八股，起码政治上是正确的，不但别人挑不出毛病，还可以站在制高点上去攻击别人。这种恐惧心理是人们养成讲党八股话的习惯思维的直接原因。

讲党八股话也是中共强行灌输的结果。报纸、电视、电台、领导讲话，到处充斥着那些党八股词，还有各级官僚部门发行的名目繁杂的“简报”、“内参”、“通讯”、“信息”，更是党八股话连篇。长期的灌输，使得这些词占据了人们的思维，当人们用语言来陈述事实或自己的想法时，会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这些语句。而很多不知道党八股话危害的人，则习惯于鹦鹉学舌，共产党说什么自己就说什么。

讲党八股话也是由中共党文化的话语系统决定的。在党文化里，歌功颂德、吹须拍马、政治表态，构成了中共官场三大特色。正如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党话具有黑社会的鉴别身份的作用。会讲党八股话，是中共对其帮派成员的基本要求，是该成员飞黄腾达的通行证。不讲党八股的人，则被认为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不被信任，受到排挤打击。人们要欺世盗名，要削尖脑袋往上钻，抑或只是为了在夹缝里卑微地生存，都不得不说党八股。还有的人认为讲党八股话才符合中共统治社会中的“主流”，把党八股话当成场面上的话随时随地来几段，显示自己很入流，有本事。别人也觉得他会说话，很佩服，这样又加重了这种习惯，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3）党八股的毒害

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党文化思维带来严重后果。

人们对党八股话的传播，不管人们是违心还是讥讽，都使得党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生存的一部份，因而在不断地给中共创造着生存的环境，起到维护中共黑帮邪教的作用。因为人们对党文化语言系统的使用，就是对中共因素的接纳，就是在加强中共生存所依赖的场。

讲党八股话的思维也使得中国人与国际社会难以沟通。党八股话反映的是一种虚伪的帮派文化，它使人难以在言语上跟他人沟通。其他国家的人在和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听着后者说出来的一套一套党八股话，常常愕然莫之能解、茫然不知所对，不知道这个诺大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从十几亿人里面找出一个半个会说正常人的话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同时，人们习惯于说党八股话的时候，也许不会意识到，党文化因素已经开始了对人们独立话语的扼杀，对独立思维的绞杀，对独立人格的虐杀,对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的闷杀。不管中共如何坏事做绝，中共的党文化话语系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人们的思维，扭曲人们的判断标准，同时隐瞒自己的罪责，结果造成很多人习惯性地为中共辩护。因此，不管中共如何一次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苦难，如何犯下一桩桩无法饶恕的罪恶，中共对中华民族的附体和对中国人的控制通过言语像梦魇一样长期挥之不去。

4）冲破语言牢笼，恢复自由心智

一个人的语言是其精神世界的反映。语言反过来又能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党八股语言反映的是一种虚伪、丑陋、僵化的病态心灵。逐渐习惯于说党八股话的过程，就是逐渐放弃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过程，就是逐渐成为党文化僵尸的过程。而诚恳的、和善的、宽仁的、自由的、灵动的、优雅的语言，则反映了美好的内心世界，同时有助于培养自由的思维习惯和丰富多彩的个性。

告别党八股，告别束缚我们语言和心智的牢笼。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智慧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中国社会才能重新恢复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