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者为足欲；仕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光耀；差吏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
有甚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嫉者为此气绝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钱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李洪志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则反而成拙。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国不腐，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政、民自束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
李洪志
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
第二集 “光荣与梦想”--话说改革开放
I 从“股份制改革”说起
2001年7月7日，据大陆报载，根据国研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所作的一份调查报告，在股份制、国有和民营三种类型的企业中，股份制企业效率最差，甚至低于国有企业。
这份报告2001年初首先被海外媒体公开，有关方面为此重新在同年４、５两个月时间里组织了一次内容相同的更大规模调查，结论还是这样。其中所指的企业效率是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而计的，民营企业这一数字的平均值达到１３．９５％，国有企业为８．１１％，而股份制企业仅为７．７９％。
这一结论显然与国际上已普遍认可的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是正相关系的定论相悖。最值得玩味的是，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原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制而来的，在剥离了原国企非盈利业务后组建的股份制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反而没有原主体企业高，这很难作出解释。报告中推测说，这只能说明中国的股份制企业没有真正按照股份制设置的要求来运作。
而最近国有银行改革呼声最高的仍然又是“银行股份化”，然而“‘股份制改革 ’到底带来了什么？”
在股份制方向提出来之初，苦苦寻求救世良方的理论学界曾经很是激动。很多大学纷纷设立“现代企业制度”一课，学生的学期论文中充满了对这一深得“三权制衡”之妙的制度创新的嘉许与憧憬。
就在理论学者们还醉心于在纸上画股份制公司体制管理图时，深、沪两地的“股风”悍然登陆，几乎在一夜之间袭卷大街小巷。一直被理论界忽视的股份制的融资功能却被众多的企业经营者一眼看中、并充分利用。以至于在十年后在谈国有银行改股份制时，众多的学者们忧心忡忡的说：
……股份制，只是被企业用来“圈钱”……
……没有真正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没有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因为国有资本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连在一块，那么国资股权就承担着企业的收入风险与破产风险，那它当然要参与经营决策。这样政企难以分开……
……那些管理精英，他们对上自称企业，对下代表政府，上约束不得其权，下过问不得其职，赢则损公渔利，亏则由政府承担。结果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的权责利不符，权力很大，却不负责任。这种情况下无法不产生腐败与权钱交易……
几年不到，中国的实践中，“淮桔”赫赫然“成枳”。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热衷于培育这种“枳”呢？说穿了就是因为各地政府和企业掌权者把“股份制改造”变成了一次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或曰“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或叫“权钱交易”。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仅录其一：
一位“股王”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曾以“150万元起步，两年间净资产增长60倍”的神话名噪一时。实际上当初的150万注册资本均系两家国营企业所有，其中却有40%被两个个人和一个港商盗为其虚拟投入。之后几易其主加上“空手道”花样，公司帐目虚涨至420万，港商取得了控股权。终于等到资产“升值”了2754万后，董事们决定对“升值”部分进行变现处理并进行分配，其中个人股东247万，几乎没有汇入分文的港商得2467万，其中807万通过各种渠道汇出境外。至原野上市前，港商的账面投资已虚涨到6460万(4550万为国有企业做低价充资投入后的“升值”)，占全部股本的98。6%，而投资最多的国有企业只占1。4%，而且是只是对公司决策没有发言权的不参加优先股。
据国家审计署1994年对187户大中型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测算，70~80%的国有资产流失责任在企业本身。
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一说法的潜台词即：“70~80%的国有资产流入了个人或权力集团的腰包”。“监守自盗”是也。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行文至此，相信还有点社会公德的读者都会体味到两千年前的这行诗句中的心情。那么股份制企业的效益下降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其实改制只是为腐败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的机会而已。
光阴荏苒，九十年代末，开放杂志上的这条新闻也就顺理成章了：
“1997年，中国大陆的外逃资金是364.74亿美元，时至2000年，外逃资本猛增到480亿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对大陆的投资额才407亿美元，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而且外逃国外的资金也不是再行产业投资，而是进行消极储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学、以及购房消费，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资产来源都是非法和不正当的。
“由于资金持有者无法将资金转化为资本，只关心短期的消费，不关心长期的投资，所以，有人预言大陆的经济正在重蹈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的老路，将大量资金挥霍于消费领域，而没有及时地转化为企业资本，其后果就导致盛极一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国迅速衰落。”
在这里不禁让人联想到另外一条消息，据称，“中国近来初步遏制了人为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的局面”，然而事实情况是：
“中国水土流失在面积上已经达到超饱和状态，所有能够流失的土地已全部在流失。”也就难怪新增流失速度开始下降了。
那么，对比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是否可有这样一说：
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国有资产的帐面的流通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实质上的流失 (西方学者有名的“东亚无奇迹”论断即是基于以上事实)，而近年来放慢了速度是否意味着能流失的资产都已流完？？？
II 谁在纵容腐败？
其实，有人在九三年时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一九九三年的疯狂，体现在瓜分欲和占有欲方面。体现在瓜分者和占有者的理所当然和荒奢豪醉方面。以及通过金钱对社会、时代、普通老百姓的意识控制方面……
有理论说许多国家一百年前也是这样。
一百年后的中国人搬用这种逻辑意味着什么呢？
有理论说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富强起来的……
不这样就肯定富强不起来么？
不错--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来的。但一切美丽的东西必须先在某一阶段是毛毛虫吗？……
如此放肆的公然的掠夺，瓜分和占有，是谁为他们敞开了方便之门？他们曾打着怎样的冠冕堂皇的旗号和招牌？
一个时期内，放纵腐败的人，依法仗权又从空前的掠夺、瓜分和占有中，获得到怎样巨大的贿利？
当许多人议论改革的理论的时候，仔细想想，现实是否在予以嘲弄？”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文字在自己的国家却遭到了封杀。中国的人民无权摸着自己的良心，对经济大潮的主流或暗流进行任何道义上的追问。
不错，标准的经济学家是不谈道德的。如果我们是把经济学界定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话。
但是，这会不会是个一厢情愿的误解？
西方自由经济之父亚当・斯密的一本有名的书是《道德情感论》，他的整部理论都是基于人类的“同情心”。那么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他另一著作《财富论》中对人的前提假设中的“自利(SELF-INTEREST)”完全是有别于不顾他人甚至损害他人的“自私(SELFISHNESS)”的 。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更是强调了“义”与“利”的关系。儒家有“见利思义”，“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等论述。
不错，道德，恰恰是最容易让人忽视的道德，才是经济生活正常有效运行的最前提保障。其水平是与正常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的。因为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的契约关系更加庞杂和错综，没有互信为保障的社会只能是人人自危，人人为敌的。何谈发展？何来稳定的发展？
“911”恐怖袭击中，将倾的世贸大楼楼梯上，一片危急中，人们齐刷刷的让出一条路让牵着盲人犬的盲人先通过。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相称的道德素质。
在中国，在以“诚信”命题的高考作文中，满分作文“赤兔之死”的小作者似乎在向人们揭示着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诚信，在中国只有几千年前才能真正找到了，而且是在一匹马的身上。
危险啊，中国。
因为你为所谓的“发展的硬道理”付出了太过高昂的代价，而且是舍本逐末。
III 谈谈体制
现在可以来谈谈体制了。
几位国内著名经济类学者在谈论起亚洲金融风暴时，以经济学者特有的冷静将其起因归咎为那几位邻国的“体制”，曰：“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不是体制上留有这样的可乘之机，……”下次若是这位老先生的钱包让人偷了，大概他也会自责不已，“我干吗带钱包上街？这不是给小偷们可乘之机吗？不能赖人家小偷。人家就是干这个的。”
于是“体制”一直不断地沦为所谓“改革”的宾语， 而且似乎是唯一的宾语。
从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到责、权、利挂钩，到企业承包制，到股份制，到国有股份减持，到允许外商控股……难怪国内著名学府的金融经济类学生在被问到对中国入世时的看法时说，“没什么看法。就象玩电子游戏，又升了个版本，继续玩。”
不知那些满心以为可以“WTO的紧身衣(即西方自由经济的种种游戏规则)”让中国就范的西方人士听到这话会不会吓出一身冷汗。中国人的游戏盗版闻名遐迩，何曾遵守过什么劳什子规则？人心若此，又靠什么外在体制或制度能起作用呢？股份制的“淮桔成枳”还只是一例。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叹：“中国人真厉害，什么西方的好东西拿来都得变了样……”
现在的“中国”怎么了？现在的“中国人”怎么了？道德这么败坏下去危险至极呀！
有人曾指出中国的“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政治制度的变迁严重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整套“安贫乐道”的哲学被羞于提起，建国前卅年赖以维护的“讲奉献，不求索取”的所谓“共产主义”精神迅速土崩瓦解，自由经济中基本的道德秩序和公平竞争原则被全民性的“富裕饥渴症”所吞噬……中国，沦陷在毫无人性尊严的金钱潮里……
是谁，在控制着中国的社会？是谁，在左右着中国的意识？是谁，在掩盖着真相？
中国贫富分化指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而在分化过程中大量的隐蔽和公开的权钱交易使至少70%的国民财富白白流失；
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掠夺性的发展实质就是靠“卖血”来维持；
中国的国库亏空，财政寅吃卯粮，连向自己国民发行的国债都可以抵赖(国债在国际上通常被认为是零风险)；
中国股市让老百姓“血流成河”，传媒机构还解释说是长线利好；
上海等几个门面城市让人担心在蹈日本泡沫的后辄，城市的另一面则是大量下岗工人真正变成了“无产阶级”；“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然而中国是靠怎样地盘剥农民而发展的……
我们失去了公平，我们没有得到效率：
我们失去了理想，我们没有得到现实；
我们失去了“鱼”，我们没有得到“熊掌”。
这些难道靠所谓“深化改革”就能解决吗？
对中国来讲，到底什么是“根本意义上的建设”？
2/2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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