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原在吉林省省委工作。我过去患多种疾病,如冠心病、慢性咽炎、神经衰弱、骨质增生等。一九九八年七月又发现患妇科肿瘤,专家确诊手术切除。手术前夕,一位同事送给我一本《转法轮》,看后觉得很好,很高尚,产生了想修炼的想法,几天后到医院做B超检查时,医生发现肿瘤变小,免于手术。
我被这种超常的现象震撼,从此走入炼功行列。不久,各种疾病都不治而愈。身心健康,家庭和睦。
依法上访被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公然违背宪法、利用××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对信奉“真、善、忍”善良群体的非法镇压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我依法去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结果被四、五个警察拧胳膊、抓着衣服领子塞進警车,先被关進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地下室的铁笼子里,后被关進北京市宣武区拘留所。
在寒冬的夜晚,宣武区拘留所的警察把我放到院子里冻,强制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不一会就冻透了。后来我们十八位女大法弟子被关進一个监室,警察让刑事犯看着我们。刑事犯有被褥、枕头,单独住一个铺。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八人和衣一颠一倒(就是一个人头挨着另一个人的脚),挤在一个大硬板铺上。
室内没有卫生间,只是在墙脚有一个水龙头,下边有一个水泥池子;洗漱和解小手就在此处。室内放个塑料桶,供解大手时用。一天只能倒一次粪桶,屋内臭气熏天,晚上睡觉也得开窗,又冷又臭,真是人间地狱。
在这期间,警察随意提审我们,很多人都遭到警察扇耳光、揪头发、烟头烫、棒子打。有的甚至被警察性侮辱,五十多岁老年人都不放过。有的人提审后,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遭到了一个姓卢的警察威胁和一个高个子胖警察的谩骂。一周后我和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转送到河北省晋州拘留所拘留。后来我被家人花钱营救出来。
非法绑架、酷刑折磨
在中国法轮功学员经常被非法骚扰、绑架。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我和两位同事被长春市公安警察非法绑架,警察高朋、王日明、高伟等将我强行铐在一个特制的钢筋椅子上。他们逼我说出是否为海外起诉江泽民提供证据。他们威胁我:“你不说,我们就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挨个折腾你的亲属。”
我的同事被警察扇嘴巴,脑袋被套上塑料袋后,用棒子打,用皮带抽、往后掰胳膊等酷刑折磨。我们三人被非法判劳教,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看守所。
我被送到双阳第三看守所,那里的条件和北京宣武区拘留所差不多,而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更多。一个大约二十米的监室关了四、五十人。晚上睡觉一颠一倒侧着睡,挤的无法翻身。
我每天白天被强制坐硬板,后来尾骨处都坐破了,疼痛难忍。刚进看守所时,我体重六十三公斤,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七十天,从看守所出来时,我的体重只有四十公斤,整个人都脱相了。我和同事都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一年半。
被警察勒索钱财、并剥夺了上诉权
我在北京宣武区拘留时,随身带的皮包、围巾、一千二百多元现金等均被拘留所警察扣留;家人到河北省晋州拘留所营救她时,被警察勒索二千元钱。从双阳第三看守所回家后,长春市警察王日明多次打电话找我丈夫,让交“所外执行保证金”二千元,说给收据,劳教解除后返还,但当我丈夫去交钱时,根本就不给收据,劳教解除了也没返还“保证金”。
我从看守所回来后,找一律师。想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被迫害冤案。律师说,上边有精神,不让给法轮功辩护。
在单位受歧视
我和同事三人在单位被确定了所谓的专门“帮教”人员,而且曾被大会批,小会“帮”,以及到家里谈话,逼写“五书”(保证书、揭批书、决裂书等)。特别是一到年节或中央开大会,六一零不法人员就开始频频开会或直接到单位,要求写保证等,逼迫转化。
自从开始镇压法轮功后,我们三人工作就开始不被重用,也再没被晋级。我由负责人降为干事,后来又逼着提前退休。二零零三年底,单位公务员普遍长工资,不但没给我们长工资,还扣发了三人一年的大部分工资。
家人、亲属受到株连和伤害
长春市警察绑架,当时为了找到我,把我丈夫的侄女骗到当地派出所,侄女不说,长春市一个姓潘的胖警察当众打了她。
我被非法关押后,丈夫着急上火,得了心脏病。警察把我送医院做体检,准备送劳教所劳教时,丈夫心脏病发作,当场晕倒,经抢救才脱离危险。女儿在新加坡学习。当她知道母亲因说真话、做好人被关進监狱,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给她心里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她就四处打电话找我的下落。
看守所草菅人命
我被关押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同监室有一个叫“永久甲”的大法弟子,五十多岁,她是二零零三年三月,被长春长久路派出所恶警绑架,因她一直未透露自己的姓名,所以被看守所称为“永久甲”。因绝食,看守所将她两手两脚扣在一起,无法直立行走。天天给她灌食。她和我说:警察是在祸害人,开始还灌熟玉米面,后来就灌盐水、灌生玉米面,灌花椒面、辣椒面。五月的一天,警察带几名在押人员去小号给她灌食,她没再回来。后来知道,她叫李淑芹,五十四岁。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灌食中被残害而死。
现在迫害还在進行,我的两个同事现在已被开除公职,有家不敢回,被迫流离失所。
联合国人权组织的营救
在我人身安全再次受到吉林省六一零威胁而又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我于二零零四年五月以去新加坡探望女儿为由,来到新加坡。我在那里投书联合国人权组织,并幸运的得到了该组织的帮助。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被营救到了瑞典。
中共违背宪法、法律,草菅人命,中共领导人对外说“现在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完全是骗人的。中共发动的这场对信仰“真善忍”修炼团体的迫害,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国际社会有责任对发动这场迫害的主要责任人和帮凶予以法律的制裁,尽早结束这场人类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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