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西人中学生在修炼中成长

【圆明网】我是一个中学生，今年十八岁，生活在德国柏林。我的家庭以前生活在前苏联，是在前苏联倒台后到德国的。

在修炼法轮功以前我对人生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在寻找一个答案，当然常人是无法给我这个答案的。我的父亲从二零零三年就开始修炼了。但当时我被我自己的常人观念给限制住了，没能正确的认识大法。当我哥哥也开始修炼后，我对法轮功越来越感兴趣了。

家庭关系中的修炼

二零零六年初我逐渐开始炼功、学法。当我读《转法轮》时，我毫无困难的就接受了书里的内容，这一切好象对我很自然。刚开始我学法炼功比较少。二零零六年夏天我去了慕尼黑我的哥哥那儿后（他在那里上大学），经常参加集体学法炼功，我被法轮功的法理深深吸引住了。

我的父辈和祖父辈的都是在前苏联长大并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我的祖母、父亲、哥哥和我都在修炼法轮功，而我母亲一边的亲戚对法轮功还有误解。我认为这和共产邪恶主义的因素没有被清除有关系，也和我们修炼中的执著有关系。

比如一开始我根本不想听我母亲说什么，而是一直要把我的观点表达出来。要求她必须同我一样来思考，对法轮功有正面的认识。我很固执，我不能接受别的意见。一位老学员对我说，我应该从我母亲的理解程度出发，也就是认真听她在说什么，然后尝试找到她的心结在哪里，然后去解开。

我试着改变我自己，但是这对我而言很难。为了展现大法的美好，我曾经尝试对我母亲非常友善，但反而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因为我的固执并没有被去掉，我的友善只是表面的。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把“她必须善待大法，必须同我想的一样”的想法放下。就在我放下这颗心的时候，我感到我的许多业力如同一股热流一般流出了我的身体。

从这以后我尝试用善心去倾听别人的意见。每当我非常关心别人时，别人也会立刻感受到这一点，感受到这种温暖。我尝试更加无私和慈悲的对待别人。

我的外祖母几乎在乌克兰度过了一生。她的头脑里一直是共产邪恶主义的那一套，比如人人都应该做一样的事。我现在十八岁，我哥哥二十一岁。在她眼里我们应该多到迪斯科舞厅，去找女朋友，当我们很少做或不做这些，却做一些现在的青年不做的，比如反对在中国的迫害，和其他同修一起学法等等，她就认为这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她不看我们做的对不对，而是看我们是否和别人一样。

我从中意识到《九评共产党》的重要性和他同讲真相的关系。我认为，为了救度我们全家，我应该设法把共产邪恶主义的真实历史讲出来，清除每一个共产毒素。为了把这些因素完全根除，我父亲、哥哥和我定期发正念。师父强调，我们大法弟子要成为一个整体。我想，如果我们能更好的交流自己的理解，并且能有正念，我的亲戚所有对大法的误解会被清除。

在救度众生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从二零零六年夏天起我自觉的加入到助师正法的行列。我先在柏林的中使馆前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继而向我的朋友们洪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讲真相越来越多。别人也能确切感觉到我怕丢面子的执著是怎样在这过程中慢慢去掉了。

在这过程中我还意识到，我不能一味的只顾自己讲真相，而是应该顾及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对方的接受能力，应该运用常人真正能理解接受的方式，真正发自内心的讲。

例如我曾在地铁想和一个中国女士讲真相，我递给她真相资料，她却拒绝了，还说些不好的话。我就开始跟她讲述我修炼的经历，并告诉她法轮功信仰的宗旨“真善忍”的殊胜意义。她还是不肯和我讲话，但从她讲话的语气我觉察到，她实际上可能并非表面看的那样。我考虑到必须从别的角度去讲，于是我开始讲迫害，告诉她我的不少同修在这场迫害中被夺去了生命。她开始提问，问我怎么知道。我便告诉她事实，让她认识到迫害的邪恶。这时我感觉到一股热流通遍全身。

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学。在筹备新年晚会期间，我想利用坐地铁的时间给人们推广新年晚会。我总是站在最满的一节车厢里想，希望所有的人都来观看晚会，都能被救度。但我的怕心使我持续了一段时间不敢去做。后来我战胜了怕心慢慢开始了。先是向一个人介绍，然后两个、三个，然后是一个团队的人。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当然，我们要想失去常人的各种欲望，能够达到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一下子要做到这一点还不容易，得慢慢去做。我说慢慢去做你听到了，你说老师告诉慢慢去做，那就慢慢去做吧。那可不行！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但是我们允许你慢慢的提高。”我当时正是这样。

我还在我就读的学校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跑，先介绍一遍新年晚会，再讲一遍迫害真相。往往效果都很好。迫害的真相令在座的学生动容。我的执著心也在此当中完全溶解了，在学生们中讲真相变的随意自然，而以前我感觉非常拘束。以前我想要向所有的人介绍法轮功，但我固执的观念在阻碍着。我总是顾虑着，别人会怎么看我。自从我对学校的师生们讲真相之后，那些令我不堪重负的束缚一下子就解体了。时至今日我可以轻松自如的讲真相了。

我非常感激师父，让我在这正法时期能参与救度众生。我要履行我的誓言，并跟随师父走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