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法正，乾坤正，生机勃勃，天地固，法长存。”(《精进要旨》“法正”)
一、前言
“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说是当前全球的共同语言，尽管有着各种不同定义，但一代传一代且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幸福，应该是大家共同接受的说法吧？在此种体认下，科技的发达是一项重要方法也无疑已被普遍接受。近十年来，“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或“新经济”（new economy）当道，也往往与“高科技”关系密切。同样地如同以往冀望藉着现代科技的一日千里，来达成永续发展的终极目标。
尽管在主张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大声疾呼重视“人文”、重视“生态环境”，但为何言者谆谆，听者却藐藐呢？或者表面上也提出类如“心灵改革”的主张，甚且化为运动，但实际上却成效极差呢？是不是没有正确的思想和观念作主导以致于不能由“自我检讨”这种根本之道真诚做起呢？俗云：“人者心之器。”如果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影响力大的人具有正确观念，就能做对事，而永续发展也不会是梦想了。那么，当前流行的科技观点有何盲点在呢？正确的观念又是什么呢？我们就由当前主流的“知识经济”观点谈起。
二、主流知识经济观点及检讨
主流“知识经济”观点可以举麻省理工学院（MIT）管理学院教授佘罗（Lester C. Thurow）在《知识经济时代》（Building wealth─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一书中一开头所画的财富金字塔三角图为标准理论模式。该图如下所示：
这个图形的确已将“供给面”创造财富的情形作了清楚表示，而其本质也就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说的“生产函数”理念，其在“概念”上是毫无问题的，但一旦落实在“实际规划、执行”的所谓“量化”层次上，问题就出现了。一来生产函数的理念是一种“黑箱”且机械化过程；二来将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所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的行为机械化了；三来一般常用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方式根本脱离实际，尤其佘罗的图示中“社会组织”所应呈现出的人际关系，是无法以此种函数呈现的；四来在实证上，根本无法找到合适资料来代表这些投入；五来勉强找到一些替代资料之后，所用来估计的等式关系，事后资料所呈现的只是“会计恒等”，不能以“因果关系”来解读；六来或许最重要的是，藉由这种模式的实证结果，往往就是政府政策的依循基础，但因其系在“无内涵”及极可能是错误因果关系情况下得到的，至少会有“锦上添花”、“对弱势者不公平的排挤效果”出现。
因此，这样的做法，其结果之用途，若只作为一种参考资讯是没问题的，民间业者要做营运准据也没问题，但以之作为政府政策依据可就有待商榷。毕竟政府这个组织不同于一般民间业者，政策的影响遍及各方，能不慎乎？在此种追求财富或追求成长的领域里，一般所谓的实证文章，大都一致得到政府应在“基础研究”上戮力这种建议，于是政府对“研究发展”经费必须挹注，对于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也应大力支助。可是对于研究机构和学校等的品质、从事研发者的心态，以及组织管理等等“质”层面，却未能虑及，或者可以说，即使考虑到了，但“量化之”却大有疑义，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弹性、多变是很重要的特色，以“一国”的角度言，投下去的“公共资源”，成就的是“个人较多”，一旦楚材晋用，岂不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真要站在“国家角度”，应由开创一个吸引全球人才、资金的良好环境着手，而不宜对某个机构、某个产业有所偏爱，甚至于对具所谓的“强大外部性”之“功能性、非敌对性”行为或财货，也不应以“公有资源”去补给，终究其利是会归于某些特定团体或者附着于某些个人身上的！
如果真要探索政府在追求永续发展上可以扮演的角色，创造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自由、适于居住的发展环境”才是重点所在。即使将财富局限于“物质层面”，“组织”因素还是比较关键，佘罗在其书中虽然也将“社会组织”列为重要因素，但并未深入组织的本质，只作几个国家大体制的粗略比较而已。相较之下，李德彼特（Charles Leadbeater）的《知识经济大趋势》（Living on Thin Air）书中就作了较深刻的分析，从第四章开始的各章节都扣紧这个主题。简单的说，作者抓对了对象和方向，由活生生的人为主体，再进到人际间的各种组织，而其维系的灵魂则在“人心”，表现出来的是“伦理道德”、“信任”这些“人的本质”，在这方面，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角色是如何让这些本质不再继续沉沦、甚至于设法回归。可是，当前世人对知识经济的解读似乎忽视这个面向，还是在物质层面上落力，此由仍以追求“国民所得”的提升作为财富增进标的，以及重视工具面向的科技、R&D、技术进步等等所反映出的“科技万能心态”，可窥一斑。而佘罗的“经济获得成长，环境才能改善”所得出的“经济成长并非环保主义敌人”之看法，就或可作为一个代表呢！
三、知识经济、科技与永续发展
尽管人们对于“知识经济”作了诸多解释，也将某些特质指了出来，但终究还是归结到“如何将知识让技术更上一层楼，进而创造高经济成长率”之上，而所谓的“知识密集产业”也很自然地指向“高科技产业”了。如此，如何将“散在民间的知识” 之中的“创意知识”，有系统地、有形地结集、传送，让创新发明更快更多，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大特色。那么，“技术无止境”、“科技万能”的迷思也难免有意无意地在现代人身上显露出来，海耶克（F.A. Hayek）在二十世纪末期所忧虑的“科学迷”是否更为明显了呢？
人类对科技的依赖已有不短的时间。十八世纪末马尔萨斯（T. Malthus）提出“人口呈等比级数成长，粮食只以算数级数增加”，因而人类将在“生存线”上挣扎苟活，迄今此情此景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未出现，“技术进步”被公认是主因，尤其工业革命、电力的发明，更让人类对技术进步充满信心。众所周知，既然降生为人，总要过日子，而使用资源就避免不了，于是很早就遇到“资源是否有限、是否稀少”的根本课题。在诸多资源中，“自然资源”最为根本，而经济学开宗明义显著的就是“人的欲望无穷、资源有限”，于是“选择”也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代价”、“成本”也随之出现。不过，空气、阳光和水三种人类日常生活必需品，曾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说。但不可否认的，这人生三大宝也早已必须支付代价，其逐渐成为稀少应该也是无疑义的了？
如此一来，连这三种资源都已逐渐变为稀少了，更不用说其他资源！但是，晚近问世的一些著作，却有不一样的看法，例如保罗皮尔泽（Paul Zane Pilzer）在1990年出版的《点石成金》（Unlimited Wealth），就以“技术进步无穷无尽”（该书中称为“经济炼金术”）来否认人世间存有稀少性，亦即，透过技术的进步，资源的使用及创造“很可能”永无止境。
相对于这种“乐观”的看法，也早有另一种极端的“悲观”论调出现，就以1972年春季问世的《成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来说吧！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作者群就以计量模型估算出资源耗竭的时日，这曾给世人带来无比的震撼力，正巧的是，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更加深世人的恐惧感。此后讨论自然资源和环境危机的著作、会议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罗马俱乐部不久之后再出版另一书修正原先那么悲观的论调，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心却已经散布在人世间，而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也普遍受到重视、甚且蓬勃了。直到现在，对环境资源各抱持悲观和乐观两种极端论者仍为数不少，乐观者就是立基于对技术进步的信心，上文所引的佘罗新书就是最新的代表性观点。悲观者甚至引述老子《道德经》及热力学中“能趋疲”定律，来强调“民胞物与”、“对天地万物无私”才能“永续发展”，旨在告诫世人珍惜万物（包括植物、动物等等所有物种），才能成就世代人的永生。
到底是悲观论者对或者是乐观论者正确，极可能永远没有答案，而关键就在对技术进步的看法。处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科技似乎偏向正面、乐观，而无止境的进步也在电脑、网际网路等等高科技产品面世之后被较乐观的认定。不过，科技进步促进经济成长可能是无止境的吗？纵使科技进步是无止境的，其对人类的“福祉”一定是正面的吗？而政府以政策再予以强化，是否应该呢？
如上文所言，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所依恃的就是高科技的日新月异，但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却也走入不景气，“新经济是否已成明日黄花？”的质疑此起彼落。无论如何，新经济还是落入生产力递减的宿命，而“景气循环”也仍是难免，科技进步对经济成长的支撑也总是有起有落，而21新世纪伊始的全球经济下滑，又有“空前危机”的论调出现，这至少告诉我们，靠科技来引导经济成长终究是有限度的。其次，纵使科技仍会不断进步，但高科技所伴随的风险是否愈高呢？众所周知，科技进步依靠电力，一旦电力不继或管理失当，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相对大？台湾1999年7月29日发生的五十年来最大规模停电和经常传出的断电、跳电之经验，我们是否该严肃思考过分依恃电力的科技进步，相对地风险是否也愈来愈高？
这种风险对日常生活愈来愈依赖电力及诸多电器产品的现代人会带来愈来愈大的“意外损害”之外，每个活生生的行为人由于科技的愈见发达，原始的求生本能会不会愈来愈消褪、甚至于有朝一日丧失殆尽呢？
除了一旦出现意外，现代科技用品即停摆无法使用外，科技愈发达，其发出的能力愈大，一旦用在作奸犯科事务，反而会对人类产生无比的危害。举例来说，诺贝尔发明炸药，若用来开采矿产或作为建设之用，固然可在物质层面上造福人群，一旦作为战争用的各式武器上，其祸害实在难以计量。就人类历史上几次世界大战之惨状，以及日常生活里恶徒更方便作案，而善良无辜民众的安全威胁更大已可知这种顾虑并非危言耸听，而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双子星世贸大楼遭受的“911”惊恐事件就是活生生见证。
分析至此，一个重要的根本性课题就浮现出来了：现代科技产品是“工具”，其本身设计不良或使用者疏忽所产生的不安全性，固然愈来愈高，最严重的是有些“人”刻意使用它来戕害同类。所以，让我们深自思考的是：“人心为何愈来愈沦丧？”而这种现象与科技的进展是否呈现极高的正向关系？
上文的分析已透露出，现代科技的进步几乎已等同于物质享受的提高，而物质的提升是否会腐化人的心灵？尤其金钱游戏出现以后，求利的欲望更加速人心的腐化。再加上电脑的威力，让人际之间已被资讯网路替代，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愈见淡薄，“人性”也就愈见消蚀。分析至此，我们也有必要提及现代总体经济学在引导政府以政策追求物质性的“国民所得”之成长上，所扮演的推波助澜的角色。
一来以“量化”作分析基础的当代总体经济学只强调物质面，此由“国民所得”指标的广泛使用，以及各国政府莫不全力追求该指标所反应出的数字之提升，已可得知现代总体经济学所发挥的威力之强了 。二来为了加速经济成长，亦即为求经济成长率数据的增加，如今大家已都不约而同的强调“科技”，而R&D的促进就是最典型的代名词，不幸的是，当前所谓的R&D或科技，不但已失去人文理念，甚至于已与生活必需脱节，可以说奇技淫巧已悄悄注入并朝全面掩盖迈进。此外，生物科技的高度发展，复制人的出现似乎已是早晚之事，“真人”将何去何从已非杞人忧天的课题了。
因此，就台湾而言，在知识经济、科技岛、科技挂帅动人口号下，政府利用政策极力促使科技的“进步”是否必须改弦更张了呢？
“生命的目的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台湾人民对这两句话应该不会陌生，甚至于绝大多数人还曾经用力背诵过，因为它是在那个威权时代，学子被强迫背诵的“八股”。不过，在时下叫得喧天价响的“永续发展”下，仔细思索这两句话实在是很传神的阐释该境界了呢！尤其当台湾集集921百年大地震、萨尔瓦多和印度大地震，以及台湾内部多次大风灾、土石流和美国911事件相继发生之后，更加会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吧？！不过，现时的台湾、甚至是全球人士，背离这种境界可说愈来愈遥远。
“人是万物之灵”几乎是每一个人朗朗上口的话语，但其涵义如何恐怕是人云亦云，最直觉的或许是宇宙中的万物都为人所用，人就是万物之首。即便是如此，要当万物之灵是否必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而且也应该具有比万物高明的特色呢？是否就是会思考、有智慧，或者是知过能改、具尝试错误（trial and error）这些特质呢？恐怕上文所引的那两句“八股”话语，才差可作为特质吧！那么，如何让人类这一代的生活增进、如何一代一代繁衍下去生生不息，且生活福祉不断提升呢？
首先，必须问的是，生活福祉的意义是什么？从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经典名著《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开始，“财富”或“富裕”的增长似乎成为比较标准的答案，一直到顾志耐在1940年代创造“国民所得帐”之后，财富或富裕的指标又有比较明确的全球性共识。不过，如（注3）所言，顾志耐创造国民所得帐的本意，只不过是在记录一个较大范围地区在某一段期间的生产及支出等活动的结果，而且也明白指出这项指标无法涵盖全部生活福祉，但即使在可以量化的“物质”面，也是缺失不少。因此，在使用此项指标时必须非常小心，奈何几十年来的演变，却已被舆论塑造成最神圣的目标，并赋予政府利用政策来创造、提升的权力和任务，而产业政策就是典范。
纵然将福祉局限在物质产出面，也以“附加价值”作为衡量指标，并将食衣住行育乐化约成各种产业类别，由而产业结构的演变，被当成经济成长的一项指标，于是经由各地区的历史资料，可以归纳出由农转工转服务业、由劳动密集或自然资源密集，转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产业，及至所谓的知识密集产业，是所谓的“标准发展轨迹”。我们仍然无法、其实可说根本不可能知道变化速度多快、程度如何，才是最符合人民生活福祉，说政府政策得以担当此任务，单由政策的决定及执行，只操在某些少数“凡人”手里，就可知并不可能，而由晚近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失灵”的描述也可作佐证。
大致来说，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自群居开始，人就不断寻寻觅觅，如何让人际间的“交易成本”达到最低，而分工合作也很自然地成为增进人类福祉所采取的行为，这是“经验试误”或“做中学”的结果。亚当・史密斯将之明白诉诸于文字，而到李嘉图（D. Ricardo）手里，更提出“比较利益”法则，来诠释这样子的行为方式。可是，这一个“理念”却被发展为“可以客观算出”比较利益，于是政府可以推知未来最适合发展的产品及产业，再配合政策鼓励、引导之。如此的做法已将比较利益原本作为分工合作有效率使用资源的原意，予以扭曲，也将比较利益所隐含的“天生我才必有用”，人人可藉由良性竞争逐渐趋近最适生产及工作位置的本意， 做了大幅转折，甚至于将“竞争”转为“斗争”，将和谐分工扭曲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演变到今天，“人人为近敌”的局面也出现了。这样的认知和实施，也使人际间原本经由经验试误“自然长成”的交易规则，演变成“做成的”秩序，也让基本的伦理道德逐渐消褪，并且愈来愈急速恶化。
如果人类还是寄望于政府以产业政策等工具来拉拔经济成长率的提升，而不着眼于让政府负责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自由且品质高的整体生活环境的本务，让个人的道德“由衷”主动地回升，恐怕类似地震这种天灾人祸会时常来到。当前，也许比较可靠的方式就是，让各个市场都尽量开放竞争，逐渐逼迫道德败坏的人类，由痛苦经验当中重拾诚信等“做人”的根本伦理道德，让每个人的比较利益自然地发挥，而交易和贸易行为也自由自在地顺利进行。
此时，心中很自然地浮现出法轮功创始者李洪志先生的经文《法正》：“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法正，乾坤正，生机勃勃，天地固，法长存。”而李先生创始的法轮功所直指的“人心”，并将“真、善、忍”作为最重要的至上法理（观念），可说就是关键所在，也是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之道。法轮功不但法理明确，其“做到才是修”更是当前一些类似“心灵改革”运动无法奏效，并流于口号、甚至于收到反效果的盲点。而当今所标榜的现代科学，其最重要的“高科技”特征，经由上文的剖析，可知不但不是促进人类幸福之道，也与永续发展背道而驰。以此观点，现代科学实在不是真正科学，而真正的科学应该是贴近“人心”，以心性提升为主才能达到永续发展目标。因此，李洪志先生创始的法轮功才真正是造福人类的真正科学。
若深入解剖知识经济内涵，“信任”是不可或缺元素，此在上引李德彼特书中已以极多篇幅强调，可说诠释知识经济精义的难得著作，而“诚信”美德的重要，福山（F. Fukuyama）在1998年出版的《诚信》（Trust）一书中也已明确表达，可见人类还是不乏具反省和洞察力的有识之士，而回归“古典世界” 的讯息也早就散发出来，但这种人毕竟还是稀少的啊！
总之，除非能彻底明白知识经济和科技之真义，将现时世人通用的国民所得指标和经济成长率之精义作彻底澄清，让政府政策的迷思清楚地呈现。而后每个“个人”都逐渐作内心的自省，让沈沦已久、程度已深的基本伦理道德重新拾回，否则天灾人祸仍将伴随有形科技的日新月异，在21世纪的人间持续出现，而人类的永续发展也可能只是南柯一梦罢了。
四、结论
1990年代以来，迄至20世纪终了，“知识经济”热潮一直延烧不断，凸显出“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生产资源之相对重要性。尽避“人本”及“社会资本”（指信任、互信等伦理道德）也被提出且有时还被强调，但偏向“有形财富”（物质生活）为标的却异常明显，而且有形的创新技术也是焦点所在。因此，即使“知识经济不是指高科技产业”的声音一直存在，但情势的演变还是往此方向倾斜，加上各国政府激励政策的推波助澜，倾斜度更大毋宁极其自然。
不可否认的，物质生活对于人是必需的，然而“过犹不及”用来形容还是非常适当，对于“知识经济”在科技层面过分强调，难免形成“科技万能”及“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迷失，于是“负面效果”乃不知不觉滋生、急速成长。最明显的莫过于“投机泡沫”的蓬勃膨胀，循环波动剧烈的不安定性大增，而“创新带来更多无知和人群两极化冲突的加剧”，以及“科技万能”两股力量相互矛盾冲激，在机械化、自动化日新月异程度加大下，“人的本能”消蚀速度也日渐加快，在“善心被贪心逐渐吞噬”下，方便的科技创新工具转成更方便、更大的毁灭力量，于是不但“不知名的文明疾病不时的滋生”，而且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此起彼落，最可怕的是搞权谋、彼此伤害的“人人为近敌”场面已司空见惯，科技进步的利似已快速逆转为弊。如此，“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目的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之“永续发展”境界，可以期待吗？
于今之计，赶紧将“知识经济的精髓─诚信和互信伦理”寻回并加以特别重视，让沉沦的“善心”往上提升，人人向内自省、自制，毕竟“无私才能成就自利的极大”，而让每一个人逐渐往找回基本的“人的价值”之路迈进，明白“自助而后人助、互助”的自动自发道理并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落实。不作此图，妄想再以政府政策方案往追求物质提升，但精神内涵却愈见腐蚀的另一个方向之创新、科技进步的带动、激励前进，如此，“永续发展”终究会是海市蜃楼！
参考文献
1.李德彼特原著，李振昌译（2001），《知识经济大趋势》，时报出版公司。
2.吴惠林（1995），《自由经济大师神随录》，远流出版公司。
3.吴惠林、谢宗林（1997），《自由经济的本质》，中华徵信所。
3.吴惠林（1998），〈“诚信”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前瞻》，第58期，页86~89，中华经济研究院。
4.吴惠林（1999），〈企业伦理、市场伦理与永续发展〉，《企业伦理与永续发展研讨会》，页74~87，中央大学。
5.吴惠林（2000），《飞越黑板经济学》，翰芦图书公司。
6.吴惠林（2001），〈知识经济、科技与永续发展〉，《国家发展研究》，第一卷第一期，页1-26，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
7.佘罗原著，齐思贤译（2000），《知识经济时代》，时报出版公司。
8.奈思比等人原著，尹萍译（1999），《高科技高思维》，时报出版公司。
9.海耶克原著，夏道平译（1993），《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二和第四篇，远流出版公司。
10.海耶克原著，谢宗林等译（1995），《不要命的自负》，远流出版公司。
11.夏道平（1989），《自由经济的思路》，远流出版公司。
12.福山原著，李宛蓉译（1998），《诚信》，立绪出版公司。
13.福山原著，张美惠译（2000），《跨越断层》，时报出版公司。
14.谢宗林、吴惠林（1999），《科技概念与问题之研究》，《台湾经济学会年会论文集》，页433~464。
3/18/2002
* * *
歡迎轉載，轉載請註明出處。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