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会议员：“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监禁及虐待应该停止”

【圆明网】斯泰萨（Streatham）选区的英国国会议员基斯．希尔（Keith Hill MP）十月十一日星期四在英国下议院就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特别是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之事发表演说。基斯．希尔议员在演说中表示：

我要提出的议题是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之事，特别是关于有系统且有组织摘取他们器官的可怕指控。我提出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受到我的选民李小姐的委托，特别是当我与她的年长双亲会晤后。我提到他们的名字，李保庆（音译）先生及刘静航（音译）女士，是因为他们目前已经安全的定居在澳洲。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两个人都在中国数度遭到逮捕。刘女士被强迫接受血液测试及其他形式的医学检查，我们相信这是摘取器官的前段步骤。

迫害法轮功学员是事证确凿。国际特赦在二零零一年报告中，详述中共政府采用3个步骤镇压法轮功：暴力对付拒绝放弃信仰的学员、对学员强迫洗脑使其放弃并污蔑法轮功，以及利用媒体大规模扭转公众意见对付法轮功。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二零零五年报告中说，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及虐待。同年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国家报告中指出，在拘禁中死亡的法轮功学员估计有数百人至数千人。

为什么法轮功遭到中共当局的这些暴力对待？法轮功是一种根据中国吐纳运动的心灵活动功法，包括炼功，加上静坐及来自佛教及道教的一些道德原则。除了这些以外，其学员依循真、善、忍的法理。法轮功不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也没有会员，只有追随者。没有政治平台，似乎吸引中年、中产阶级人群，像是我的选民的父母，他们都是退休、以前曾得过褒奖的科学家。

然后，为什么对法轮功的迫害如此暴力，特别的致命？答案可能在两方面，首先是活动的规模。截至一九九九年，当主席江宣布法轮功为非法，并且设立了恶名昭彰的「六一零」办公室以领导这场迫害前，学员人数到达数千万。单在北京一地，就有超过二千个辅导站。另一方面，法轮功的价值体系─真、善、忍想必是腐败、濒临解体的中共思想体系的一大挑战。

威尔·哈顿（Will Hutton）在他一本新出版、关于中国的好书─凶兆（The Writing on the Wall）里写道：「虽然法轮功在西方国家被视为无害的宗教，不应被迫害，但它的吸引力不应被低估，中共视此威胁。它的团体及追随被视为提供一种中共缺乏的理想主义。」然而，情况是法轮功仅是一套价值体系及一种生活方式。由中共对西藏人民、基督徒、维吾尔人、民运人士及维权人士的整个人权践踏纪录看来，它遭受中共当局迫害是无法避免的。然而，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指控比这更严重。中共活摘器官以供应近年来迅速扩充的器官移植产业，以及执行手术并获得巨大利益的医院及单位。

我想要对两名加拿大籍人士大卫.乔高及大卫.麦塔斯所完成的工作表达敬意，他们分别于二零零六年七月及二零零七年一月发表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这两份报告将为我接下来发言内容的核心。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大卫.乔高访问一名化名为安妮的女士，据她所言，她担任外科医生的丈夫曾告知，他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以前的两年内，在位于中国东北方的沈阳市苏家屯医院亲手摘除约二千名被麻醉的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之后他拒绝再做这样的事。该名外科医生很清楚的告诉他的太太，没有一位眼角膜“供应者”活下来，因为其他的外科医生会继续活摘其他的器官，尸体则立即火化。

值得一提的是安妮并不是法轮功学员，这是来自非法轮功学员提供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遭到活摘器官的最直接的证据。很明显的是，这项恶行是被掩盖的，因为死者不会为自己申冤，而受害者的家属也无处可诉，因为为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保护家人通常不愿表白自己的身份。因此，这群身份不明被关押的人，将因此消失在人间，在此监禁系统之外的人即使再机灵也无从查起。另外，基于大多数活摘器官手术都是在军医院由身著军服的外科医生执行，那些参与其中的外科医生及医疗人员，在军队强制缄默的情况下，会承认做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吗？

根据这二份公开的报告，在中共于一九九九年禁止法轮功之前的六年内，每年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平均三千件，但在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的六年内，平均每年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激增到一万件。这些增加的器官来自何处？它们不是来自病患家属捐赠的器官－因为在中国对捐赠器官存在很深的文化反感。据统计，至少百分之九十八的移植器官来自非亲人来源。此外，这些增加的数量也不是来自死刑犯。当然，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共处死更多的死刑犯，中共政权自己也承认死刑犯的器官是器官移植的来源之一,九十多种可判死罪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与经济犯罪行为。

运用死刑以及显然在未经死刑犯同意下摘除其等器官等作为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然而这些仍不足以解释自一九九九年后器官移植手术的增加数量。根据国际大赦组织报告的表格，在中国一九九九年之前六年平均每年死刑犯人数为一千六百八十人，而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六年内的平均每年死刑犯人数为一千六百一十六人。由此推测，在这六年内激增的器官移植数量一定是来自其他供应源，这绝对不是来自科技的进步，因为中共在一九九零年代已具备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技术。然而中共在这六年内扩建了许多移植中心，例如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仅二十二座肝脏移植中心，到了二零零六年四月中旬已扩展到五百座。这种投资扩张容量，并未相对增加器官来源，也没有说明中国医院的网站何以能广告器官移植等待时间可以缩短成一、二或最多四个星期。相较之下，香港的等待时间平均为二十七个月，而在美国则是三年多。

加拿大调查员麦塔斯及乔高未能亲自到中国進行调查，但是他们用讲中文的人打电话给医院及移植手术大夫，询问有关器官移植之事。有时候电话访员还被指示打到监狱或法院，我在此引述该份调查报告的一段话，它是这么说的：

“二零零六年六月初，密山市拘留所的一名人员告诉电访员该拘留所至少关押了五、六名四十岁以下的男性法轮功学员，他们都可以做为器官供体。”二零零六年三月中，上海中山医院一名医生表示：他的器官来源都是法轮功学员。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一名医师在三月的时候曾暗指将会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且还表示在四月时会有“更多这类的供体。”五月，南宁市民族医院的刘医师表示他们医院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还建议电访员打到广州去找。他同时承认之前曾到过监狱中挑选三十岁左右、健康状况良好的法轮功学员做为器官供体。

在器官盗摘事件里只有两种证人，其中受害者已经死亡，他们的遗体遭到火化了，而犯罪者又不可能认供。但我确信有足够的证据立案，盗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的确存在。

我引用我选民的母亲，刘静航女士的经历来做结论。六十六岁的刘女士曾遭到六次拘捕，被判三年徒刑，她现在是澳洲公民。今年八月，她曾致函澳洲总理霍华德，要求其在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议上与中国总理胡锦涛会面时，提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议题。刘女士在信中写著：

“二零零零年底，我和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被带到监狱医院，在电棍威胁下被强迫接受体检。检查项目很复杂，包括验血、照X光、验尿及视力测验。当时我对检查的目地感到不解，因为它显然不是出自于对法轮功学员的健康考量而做的，但我就是想不通。在被关押期间，我还目睹许多法轮功学员拒绝透露他们的个人资料。”

她写道：“他们都被编了号并被移转到不知名的地方。和我被关押在同一牢房里的年轻法轮功女学员有一天被叫了出去，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的面貌姣好，留著长辫子，是一位艺术家。”

二零零六年七月，禁止器官销售的法律开始在中国生效。去年麦塔斯及乔高的调查报告公诸于世后又再加上这一点，使得器官移植的数量显著下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器官盗摘的事件仍持续在进行；如果没有，中国当局必须向世人证明事实的确如此。他们应该充许第三方在中国進行独立调查，我非常期待英国政府在与中国当局的会谈中对此一问题施加压力。我们必须清楚明白：从非志愿捐赠者身上盗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终结这种邪恶。镇压、监禁与不当对待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必须停止。我希望各部会大臣在与中国的人权对话中向对方施压，以终止这场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