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杰若德.奥康纳，来自爱尔兰。前一段时间，我去中国向中国人民讲清真相，并计划协助赵明安全返回爱尔兰。
我启程前的准备很简单。我每天象往常一样学法和炼功，同时向内找，看我去中国的动机是否纯净。阅读其他同修的心得体会，并检查我自己是否有别的同修在他们的中国之行发现的同样的执著。在我启程前的两个月中，我心里越来越清楚，并集中在我为什么要去中国这一问题上。我是去讲清真相，并从中提高自己的心性。
在我走之前，我写了一封阐明我为什么要去中国的信，发给了我的朋友、同修及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和总理。到北京后，爱尔兰驻北京大使馆给予我大力的支持。他们告诉我，他们认为我为自己的信仰站出来非常好，但是要小心。他们说他们将每晚给我打电话，看我是否平安。如果他们找不到我，就向中国官方询问。虽然我独自一人在北京，但我并不感到孤单。
我离开爱尔兰去中国之前，师父已经通过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方式点给我忍的内涵之一是：心不动或平静。在《道法》中师父说：“做为弟子，当魔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我在中国待了三个小时，对我“心不动”或“忍”的考验就来了。我已在一家宾馆安定下，准备去看那个著名的广场――中国的心脏。当我走向底下通道向广场走去时，被一个警察拦住，他问我是谁，在干什么，用英文问的，我告诉他我是观光的。他向我要护照，我给了他。然后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我：“你知道法轮功吗？”我在那时的理解是避开那个问题。我说我不讲中文，请他翻译一下。他然后说忘掉它。我问他哪里有好的饭馆，拍了拍他的背，走开了。那天，类似的问题我又被问了三次。第二天又是如此。学法后我认识到我失去了证实大法的机会。如果有人问我是否知道法轮功，我应该如实回答：是！在我们国家媒体和人民都说“真善忍”好。然后我可以问他们为什么中国政府害怕“真善忍”？在以后的六天中没有警察再拦我。
我计划在北京共呆八天。前六天我向友好的中国学生介绍真相，他们英语讲得很好，似乎喜欢跟外国人讲英语。最让我注意的是那些人都喜欢谈法轮功，没有任何恐惧。我大都在繁忙的公共场合介绍关于法轮功的真相，人们会自由交谈，不会顾及周围有人在听。在向两个特别的人介绍真相之后，他们走过去见他们的朋友，我听到他们在谈法轮功，真相传开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对法的理解和坚定得到了检验。常人对大法变异的观念已变的非常复杂，仅仅靠发发真相传单或光盘极可能不能够消除他们的观念。谈过之后，这些人至少会对他们的观念产生质疑。
第六天后因为跟赵明联系不上，我决定去天安门广场展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向中国人民讲真相。一周以来，我已经去了天安门好几次，以确保我在那里感到自在。那一周天气也非常好，广场上人总是很多。当我举起横幅，高呼“法轮大法好”时，我看到我视线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着我。当我被带到警察局时，我更加清晰地理解了为什么过去有人说中国是出大德之士的地方。我所遇到的那些好人跟我现在眼前的这些坏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我去呼吁时，我的心里十分平静，没有任何杂念。在我被居留期间，有三四次出现不好的念头，每次执著都被邪恶所利用。第一次当我在广场时，我想我有金刚不坏之体，没有人能够动摇我。无论警察怎么使劲，他们都搬不动我，我仍举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当我确信广场上每一个人都听了我的声音，一个念头在我的大脑中闪过，“大家都听到了，让他们把你带到警察局吧”。我认同了这种想法，然后就被带到了警察局。当他们向外扳我的手指试图强行给我拍照时，我的大脑里闪过“他们要扳断你的手指了，让他们照吧”的念头，我又认同了这种想法，让他们拍了照。当我在警车后部被他们打时，我的大脑里又闪过“我肯定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不要喊了”。我再次认可了这种念头，当我回来后，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实我被毒打的伤痕。当我被带到警察局地下停车场，再次被他们殴打时，我又闪过这样的念头：“有个同修曾在这里被打死，他们会仅仅为了要我的宾馆地址而杀了我吗？”我又认同了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们我的宾馆。我的理解是你一旦认同了思想业，你就被它所控制，如果你能分清它不是你自己，不承认它，那慈悲的师父就会帮我们把它消去。承认变异的观念会导致更严厉的关。
在师父的点化下，局势开始转变。我被关在一间狱室里，由三个警察审问。一个警察让我走出关押室，我走了出去。他说要给我拍照，这次我身体上屈服了，但是我心里想，你的相机会用不了，结果相机真的用不了，我听见他用汉语说：“没电！”他命令我回到关押室，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让我靠墙站着。我照做。但是我又在心里想着：你的相机不能工作，果真如此。他让我站在不同的地方，因为相机不工作，他再次让我回到关押室。他越过栏杆靠近我，严厉地对我说：“你有功夫？”我没听清，请他再说一遍，他重复道：“李大师教过你功夫！”我告诉他不要残暴地对待好人，否则会有更奇怪的事情发生。师父提醒我正念的威力，我盘上腿，开始尽可能长时间地发正念，接着我炼第五套功法，任何人干扰不了我。当时，我想到：师父在创造机会让我向这些看守员讲清真相。如果没有人在这里讲真相，他们不知道真相，我就走了，很可惜。那些能讲英语的看守通过与我的彻夜长谈，似乎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当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真相时，他们开始有点害怕了，他们试图让我相信他们是好人。当他们的值班岗位换班时，其中一个人还向我说：“再见”。
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升起来，我就开始发正念，尽可能地长。这时，一位看守走进来对我说，我得跟他走，后来知道，他是带我去机场。当我们走进机场时，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被抓了，他允许我直接回答关于大法的问题，从而我又有了一次向世人讲清真相的机会。当我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后，飞机上的人都说：“这个人是学法轮功的”。
当警察问我问题时，很显然他知道法轮大法，读过大法的书，其中他问我：“你修到什么层次了？”我解释说心性决定层次，我不知道我的心性有多高，因此，我不知道我的层次。然后他翻开英文版《转法论》“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那一页，说我不是一个好的修炼人。我澄清我的陈述，他们没话可说。想不通那些曾读过这么好的书的人还在参与迫害好人。
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想着我可能再去中国的办法，以便我能够再次讲清真相，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后来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变异的观念，就像我在跟邪恶竞争，试图打败它。师父会利用每一个环境让我们提高，我的理解是没有必要人为地追求艰难的环境。如果该我再次去中国讲清真相，那很好，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也是安排。
这仅是我个人对中国之行的理解。如果有理解不妥的地方，请同修帮我慈悲指出。
谢谢大家，谢谢师父！
(2002年欧洲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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