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 “助师世间行”

我叫安妮，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李老师在瑞典办七天班时开始了我的修炼历程。尽管在那时我对气功或修炼知道得不多，我可以用心感受到李老师的纯正、祥和的场。从老师的讲课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答案，使我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心情都难以平静，我感到如释重负。听完老师讲课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既是老师又是父亲，帮助我分辨对和错。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可以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我感受到了师父那伟大的慈悲。

当初在瑞典，我们没有任何大法书籍。1995年底在我们第一次去北京时得到了“中国法轮功”英文本。身在中国，遇见那么多中国学员并和他们交流修炼心得体会，使我对大法的理解加深了。我感到需要对法理解更多的迫切需要。因此我选择在1996年独自去中国，1997年春天回到瑞典。此时我对修炼更了解了，并决定开始在大学里学习中文。

1999年四月以来，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剧变，而在瑞典1999年7月当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禁止以后，我的处境也变化很大。瑞典学员一向是安安静静的，不为世人所知道的，现在必须站出来告知世人法轮功的真相。我被安排上电视接受记者采访。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一次小的测验。从小以来，我都是个害羞的人，很难在许多人面前讲话，修炼后有许多次我都为自己不能向别人表达我的想法和告诉别人我所悟到的法理而伤心。有一天，有人请我第二天上电视接受采访。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我不是能做这种事的人。因此，我就设法叫其它学员一起参加。有位同修说：“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但如果他们只要一个人，那你就得去。”

我打电话给电视台告诉他们我们会有两个人参加电视采访，可他们说他们只需要一个人。我对自己说，假如我把自己的执着看得比大法还重要，假如失去这么好的机会，我能无动于衷吗？假如我连这样一个执着都不能放弃的话，我还能把自己当作个真修弟子吗？我悟到这是在帮我放弃害怕自己做得不好的执着。师父在<真修>中说：“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第二天上午在电视台我想，我是一个修炼者，我只要从心里按着真、善、忍的标准去讲就行了。此时我很平静。整个采访很顺利地完成了。

99年一月中文系的教授建议我申请去中国学中文的奖学金。在那时，我并没有去中国的打算。尽管我在申请截止前最后一天提出了申请，我并不想到中国去。在七月接受了那些采访后，我突然获得了去中国学习的奖学金。我很难做出决定去与否。我感到自己应该去。我告诉了同修们，以期等到他们的帮助。他们有的说不要走，我们这儿有这么多事要做，再说我既使去了我也没法和那里的同修接触。我感到头痛，因为我在用人的思想在分析，想中国不会给我签证的，因为我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太多了。这是隐藏在我自己的害怕心理和对师父和法的不信任的另一个原因。

我突然悟到我的第一念才是最重要的。我还认识到我用自己的大脑所决定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动都是很重要的。在去大使馆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李老师给我们讲过的话。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李老师在这篇经文中还说：“不形成任何观念，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真正自己的见解，慈悲主断这件事情。”我悟到自己不应该用常人的方式来考虑该做什么，也不应被常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所限制。我必须用自己明白法的一面。此时我不该先决定去还是不去，而应保持清醒的、平静的、不为所动的大脑。我去了大使馆，他们给了我入境签证。

在我走之前，有的同修建议我在中国大陆不要和任何法轮功弟子接触，这样就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我想我得亲眼看看中国的情形，再决定与同修接触是对还是错。开头的一个月内，我不会观察中国的情况。我感到很孤独。我的内心深处渴望知道我的中国同修们怎样。在这段极为孤独的日子里，我有时间向内找，发现了自己的一些执着。一个月后，我给一个弟子打了个电话。听到同修的声音，我感到既快乐又轻松。我们在一家餐馆见了面。见到她时，我眼睛里含着泪。他们忍受了那么多！见到她我是多么高兴啊。尽管我们以前从来未见过面，我们都有许多东西分享。她给我讲了她的情况。我了解到她们在高压下仍然坚持修炼而感到十分高兴。许多弟子去了北京，向中央政府上诉，要求撤回对李老师的通缉，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弟子，恢复大法的名誉等等。

此后又过了两个礼拜我才再次与她联络上。我们又见了面，但这次是在她住的地方。我们畅所欲言。我对当时的情况理解加深了。我们交流了对法的理解和怎样在正法中助师世间行。我们还听了荷兰媒体的对师父的采访录音。我离开时，她说下周我可以去和她一起学法。但那天后来我给她联络时，她没有回音。我想我失去了她的联系。三周后的一天夜里，我遇到“消业”而无法入睡。我的一半叫我炼功，但另一半却要休息。就这样持续了一夜。我感到非常累。但早上电话铃一响我马上感觉好多了。是我的那位同修打来的。又能听到她的声音我真高兴。她问我是否愿意去北京。我早就想去北京了，并一直在想怎样找到其它的弟子。后来她告诉我她那晚炼功时她想到了我。

到北京后，她告诉我，我们将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去了一家美发店，这一天大约会有三十位法轮功弟子向全球媒体讲述法轮功在中国的情况，以及法轮功的真相。这些弟子中的许多人已在北京呆了好长时间，为的是找一个上诉的机会告诉政府法轮功好。在会上我遇到一个10岁男孩，他不怕被逮捕。在新闻发布会上，当我看到那些弟子失去了一切而仍然坚信大法，我多次流下了眼泪。这难道不是对世界大众的慈悲吗？这难道不是在同时又帮助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弟子赶快醒悟，而走出来讲清真相吗？他们一个个都那么纯洁，从大老远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全世界法轮功的真相。

李老师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说：“佛、神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新闻发布会后我遇见了许多弟子，听到了更多的动人事迹。在这时，我明白了自己成为正法的一部分是多么的重要。我记起了师父在洪吟中的一首诗：“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协吾转法轮，法成天下地行。”

我在北京呆了两个星期，帮助大家与外国记者联系。回到学校一周后，我知道一些海外弟子已到了广州，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广州。在去的路上，我感到越来越快乐，仿佛觉得自己离自己真正的家更近了。两位同修到机场接我，当晚我就见到了更多的同修，其中有的我早先在北京见过。我们大家都忙着为第二天的心得交流会和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而做准备工作。

那天深夜，警察突然来到了我们的住的公寓来逮捕我们。我很平静。我们要求警察让我们在公寓里给我们集体合影。他们让我们照了。大家微笑着合了影。即使在这险恶的关头，他们都没忘了自己是炼功人。即使在警察局，他们仍显示了慈悲之心。他们问我觉得怎么样。在如此大的压力干扰下，他们先想到的仍然是别人。这不正好表明他们已经去掉了为私的心和人的观念吗？

在警察局，警察问了其他弟子许多问题。我很惊奇地发现同修们能从法的角度出发，快速地回答那些问题。警察们也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一点也没害怕。只想着如果这是我必须承受的，如果我必须留在这里，我会自始至终牢记按照大法以修炼人的标准去行事。他们毫无理由地把我们困在警局，把大家分别锁在不同的房间。我可以听到警察在其它房间对弟子的咆哮。他们禁止我见任何朋友，也不准打电话。我抓住机会告诉警察法轮功的好处，在瑞典和其它西方国家也有许多人修炼法轮功。下午，一群重要人物来到办公室，要我给他们看我的包里有什么东西。我拒绝了他们并要求与瑞典大使馆联系，他们仍然要我给他们看，我仍然坚持要求与大使馆联系，随后他们只好走了。要是我没有坚信大法的力量，我那时肯定会吓坏了。

十四个小时后他们释放了我。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一家旅馆，我决定在那里呆一天，找机会把我们拍的照片送出去。第二天我找到了能用电脑上网把照片送出去的地方。与在中国的一位芬兰记者联系后，我才知道我们被逮捕的消息已传遍世界各地。在回到旅馆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我突然明白了我们每个人在正法过程中的重要性。

回到学校后，我的老师开始反复讲那些污蔑法轮功的谎话。该轮到我来告诉老师和同学们真相了。我告诉他们国外也有许多人炼。老师在课堂上不再讲法轮功了。后来学校的外事部门的官员接到了市警局的电话，询问那位叫安妮的学生是否还在炼法轮功。他回答说不知道。他随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叫我不要在外面炼，但可以在房间里炼。他还告诉我他的一个好朋友也在炼法轮功。他说只要我认为炼功对我自己有好处，他认为是可以的。

回到瑞典后我有些吃惊，我发现很难与别人交流我的经验。我没有让其它人知道我悟到的法理。现在意识到与大家一起交流心得体会是非常重要的。尢其是在现在正法过程中帮助李老师。

在中国的经历对我后来的修炼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此我想借此机会向中国的同修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让我明白了“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和救度世人”的重要性。

(2001年欧洲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