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妈妈说。“中午吃饭了吗？”
“吃了，我在飞机上吃的。”我说。“爸在家吗？”
“你爸出差去济南了，”妈妈说。
我和璐璐走进客厅，惊奇地发现屋子里还坐着原来一起炼功的另外两个阿姨。我只知道她们一个姓赵，一个姓孙，自从镇压开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你们好，”我和她们打了声招呼，璐璐朝她们笑着点点头。
“这又是从哪儿回来呀？”赵阿姨问我。
“从孟加拉，那边有一个出口项目。”我说，“好长时间都没见你们了。最近怎么样？”
“她们俩今天刚从拘留所给放出来。”妈妈端着两杯茶走进来说。
“是吗？”我和璐璐都吃了一惊。
“怎么回事儿？”我问道。
“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赵阿姨说，“上个月底，政府给咱们定了X教。那以后吧，我在家呆了三、四天，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原来我那肾病就是师父给治好的，后来又参加师父在郑州办的面授班。师父好不好那我们都是亲眼看见的，我就想这中央台宣传可真够坑人的，白的也能说成黑的。”
我忽然想起来兜儿里有新加坡航空公司发的两小包花生，就掏出来放在茶几上说，“阿姨，你们吃点花生。”
赵阿姨看了一眼花生，接着说，“不用。上礼拜天，老孙来找我，她听说天安门那儿有好多大法弟子。我们俩一商量，说到天安门那边转转，看看能干点儿什么。谁知道刚一去，就碰上一个便衣，问我们炼不炼法轮功。我想，咱们炼功人也不能说假话啊。我就说‘炼’，他们立刻就叫来一警车把我俩抓到天安门派出所。后来有一个警察提审我，问我是哪来的。我刚一报地址，他们就打电话把袁建叫去了。拉到岳各庄派出所，呆了半天，然后就把我们拘留了。”
“天安门派出所那儿关了多少人呢？”璐璐问。
“唉哟，好多呢！”赵阿姨说，“得有100多人，一开始关在一个铁栅栏后面，后来人挨人，都快关不下了。这个进来，那个出去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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