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他是99年复活节在去伦敦同修家集体学法的路上。刚从地铁站出来，就见他穿着一件简朴的灰色衣服，脚上一双布鞋，十分朴实的书卷气样子。我早就从同修那听说过他。虽然刚到国外，语言不太流利，但他负责的利物浦炼功点搞得非常出色。寒暄之后，他直接谈到如何抓紧时间向英国人洪法的事。我说这里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条件都比国内好，恐怕国外的业力相对小些吧。他却很痛心地说，业力大小倒不重要，如果西方人得不了法，那才是最可惜的事呢。他那种把他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操心的神态和心境，以及他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的紧迫感，当时对我帮助很大。
第二次见到他时是99年的7.20了。那时我正在北京探亲。7.20那天一大早，我依然像往常一样去炼功。当听说政府要禁止法轮功时，我什么也没准备就坐车前往国家信访办。刚走到中南海边上的府右街十字路口，就见许多警察堵住了路口。在这里我遇到了郑绪军和他的妻子。郑绪军学满后按期回国，他妻子是个清秀文静的人，大学毕业后在第二炮兵总部工作，我能想象出她穿军装时那种英姿飒爽的秀丽模样。她说话不多，从谈话中得知，早在几个月前，她就被部队内部批评，因为坚持修炼，成为二炮全军点名批评的三个最坚定的法轮功人之一。据说部队想要开除她。但她说，修炼这条路她是走定了，其它什么事她都能看淡了。这天半夜他们就从丰台往北京市里赶，许多路口都被警察封住了不让过，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
于是我们一起朝信访办走去，警察听说我们是来上访的，就把我们带到天安门派出所，在那里警察骗我们说，有个地方专门接待法轮功，他们开专车送我们去，于是我们纷纷上车。上车前，警察搜查我们的包，她随身携带的『转法轮』被他们搜出并强行夺走。她奋力力争，警察却动手打她。回想那一幕，我很后悔自己当时悟性太差，没能勇敢坚定地站出来保护大法书籍，保护同修。相比之下，她的正气是那么的强大。
车却开到了石景山体育馆，里面已经关了很多同修了。大家一直在背论语和洪吟，那慈悲纯正的能量场和那整齐洪亮的声音，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终生难忘。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有两个七八岁的小孩，一男一女，大家背诵洪吟时，总是他俩起头，他们几乎整本洪吟都会背。他们那稚嫩纯真嘹亮的童声，无比的美好。
警察把我们关在那儿，根本就没人接待我们上访，并扬言要把我们强行驱散。到了下午，在体育馆里我再次见到郑绪军。他见我什么吃的东西都没带，就非要给我一百元人民币，他说，一定要坚持到底，今天没见到中央负责人，明天还去，问题不解决就决不能放弃上访。把这钱留着，也许什么时候能用上。当时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推迟不下就接受了。他还说，他们做了最坏的准备，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把法正过来。
后来武装警察使用暴力强行把我们带出了石景山体育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见郑绪军的消息，直到前几个月，才知道他们夫妻俩因为上访，双双被抓，尽管郑绪军的单位竭力保护他，他依然被警察非法抓捕，至今还被关押在团河劳教所里，她也被关押在北京第一女子监狱里。
这么善良正直，关心体贴他人的人，却遭到如此不公的待遇。营救他们出狱，难道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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