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重锤」之下的反思

【圆明网】

英国:「重锤」之下的反思(一)：任何与特务机关的沾染都是污点

在新发表的《鼓楼》一诗中，师父说：「重锤之下知精进，法鼓敲醒迷中人。」最近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事，使我对这首诗抱有切身的深刻感受。师父的一记重锤，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身的感受到修炼的严肃、师父的慈悲、安排的玄妙。我看到了自己的根本执著，认识到自己以前其实并没有真修，一直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向内找。我也更进一步的看到了邪恶势力的阴毒，但同时又亲身感受到了师父是如何反过来利用旧势力的安排来促进弟子真修提高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反省了很多，看到了自己修炼根子上的严重问题。我真实的感到受益良多，我的修炼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也要感谢所有同修对我的帮助和正念支持。

我在国内时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二部炼功点。当时在附近的上海理工大学读书的董旭曾来我们点炼功，所以我们认识，他来欧洲后也有所联系。当董旭在国内当特务的事情曝光之后，我和其他几个原交大学员也成了怀疑的对象。我知道自己被怀疑成特务的时候，刹那间被强烈的愤怒和委屈控制，脑子全乱了。平生最爱的就是面子，最执著的就是自我，这一下觉得自我受到最大的伤害，心理上受的打击可真是不得了。可怕的是，甚至在头脑中曾经闪过对法不坚定的念头。当然主意识还没那么不清醒，马上把这种念头消掉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再也不想见其他学员，也不想跟任何人联系了，于是把电话线都拔了，实施自我隔绝。

但还是有学员通过电子邮件跟我联系，说不管我是甚么情况，都应该开口讲话，大家也都在关心我的情况。我就决定发电子邮件。可是在那种心态之下，我言语中绝无半点善心，使用各种尖刻的语言，所有的言辞中都流露出强烈的魔性。不管别的学员怎样劝我向内找，我心里无论如何拐不过弯来，觉得自己被冤枉了，都是别人的错。

但是有个学员的电子邮件打破了我心中的坚冰。那个学员告诉我说，假如在我们一生中接触过国安部、公安部等任何人，无论直接或间接的，哪怕我们当初乃至现在认为根本没事，与大法毫不相干，可另外空间的神不这样看。这个学员的话提醒了我，我於是开始重新审视我在邪恶镇压之前的一段经历。

那是九八年末，我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二部炼功点。九七、九八两年，我们炼功点的学员很积极的在周边地区进行洪法，我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大法的活动其实一直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限制，我们上海闵行区申请开法会等等活动就从未申请下来过。九八年夏天，我们在上海南郊的吴泾镇洪法时，闵行区政府体委有个女的到我们的洪法点上来骚扰，说是要「取缔你们这个功」。那个人还拿出一个小本子，念她在某次会议上作的笔录，说是上面点名要取缔法轮功和另外一个甚么功。我们没有理睬她，坚持做自己的事，她后来自己没趣，也就没再来。九八年末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有个人打来电话，说他是上海国家安全局的，想跟我聊聊。我当时想八成是因为我们的洪法活动声势浩大，来学的人成倍增加，引起安全部门注意了。聊就聊吧。我於是和他们约在交大一个饭店见面。

他们来的是两个人，根本就没提法轮功的事，倒是跟我聊我的家庭情况。他们对我家庭摸得一清二楚，显然是查过档案了。他们说我父母都是XX党员，我外公还是高干，因此觉得我值得政府信任。然后他们就说，我在合资单位工作，现在有的外国人在中国可能会从事一些不法活动，比如搜集情报之类。他们让我保持联系，做个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帮他们注意一下。我当时想，大法弟子是要遵守国家法纪，做好公民的。如果身边真有甚么违法犯罪的情况，帮助政府制止也是应该的，于是就答应了。另外，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洪法活动、炼功点活动的正常进行，不受干扰，也可能会有帮助。我把这个事情和点上的辅导员、负责学员说了，他们和我都有同感，觉得这样一方面为社会负责没错，一方面也有了一个下情上达的渠道，如果有人干扰大法活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向政府去洪法，让他们更好的认识法轮功，知道我们对国家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不会造成问题。

后来，我和安全局的人见过两三次面，都是吃顿饭，聊聊闲天，我也顺便向他提到法轮功。他当时还不知道法轮功，也没显示出任何兴趣。但「四二五」之后，他马上跟我联系，问我炼的是不是法轮功。我就在电话里把我当时了解的四二五的情况跟他说，希望他能向上面反映，我们都是只想做「真、善、忍」的好人，而没有去争任何社会上的权力之类的东西，四二五是天津抓人打人才引起的合法上访行动。

那之后局势逐渐恶化，我们在社会上乃至交大校内的炼功洪法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我住所的电话也被监听和干扰，经常出现和学员说著话就断线的情况。我和安全局的人多次在电话上谈这些事，我还曾经带另外一个炼功点负责人一起当面和他聊过一次，他听了我们说的，一方面说「你们不要被利用了」之类的话，另一方面也答应把我们的看法和呼吁向上级传达。镇压开始之后，闵行区当地的公安部门开始负责迫害我们这些学员。国安、公安之间，以及公安内部，好像也都有很多矛盾，互相排斥，有「我地面上的人归我管」的心态。所以后来国安那个人再也没有和我有过任何联系。

对以上这段经历，我一直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因为以前一直不觉得做错了甚么──那个时候对XX党政权的认识并没那么深，而遵守法纪的想法很重；而且也是为了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保护正常炼功洪法活动不受干扰。这次经同修点拨，又读了师父最近法会上的有关讲法，才认识到，不管当时甚么想法，不管是否与大法有关，只要有了这种接触，这种关系，作为修炼人来讲都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师父说，特务是「在神眼里看人类最肮脏的职业」(《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师父在美国西部讲法中提到的情况中，还包括有学员是为了「想要对付对付流氓特务机构」的。这样的人本意是好心，但只要是有过沾染，就是染上污点了，在神眼中是最肮脏的，不能容忍的。我认识到，邪恶给学员安排这件表面看上去不相干的事情，用心是其毒无比的。它们要把特务这个最肮脏的东西强加给大法弟子，强加给大法，这就是对大法的侮辱。它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借口毁掉学员，另一方面更为日后制造怀疑、挑拨学员之间关系埋下了伏笔。

「重锤」之下的反思(二)： 任何妥协都是助长邪恶气焰

认识到这次事件确有我个人因素在起作用，对我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契机。我开始向内找问题，开始想我修炼中其他的事情，尤其是我在邪恶镇压开始后走的弯路。尽管我很早就已经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声明以前在邪恶胁迫下所说所写的背叛大法的东西一概作废，但实际上并没有对整个事情有过深切的反思。我一直对那段经历感到万分沉痛，但仅仅停留在对自己所为的悔恨、自责、自卑，还有希望通过为大法做事而将功补过，其实都还是在执著自我，而没有从心性上找深层次的原因，真正的提高上来。我的生命中只有人遭受精神迫害后留下的人的伤痛，而没有经历风雨、吸取教训、从而金刚不破的修炼者的坚定和成熟。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恶开始抓各地站长、辅导员之后，我们先是二十一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上访，几天后我又和交大徐汇本部炼功点的几个学员一起去北京上访，但到北京不久就被单位领导截住，回到上海，然后就被交大关在招待所里，天天有公安局的人来问话。他们问的主要是我们炼功洪法的情况，以及去北京的过程等等。在镇压之前，大法的一切修炼和洪法活动都是完全公开，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所以我和其他学员都是照直回答，想告诉政府，我们法轮功一切都是公开的，堂堂正正的，没有任何反对政府或者被谁利用的问题，也没有甚么东西偷偷摸摸瞒著政府的。

后来，我在亲情的纠缠下，逐渐承受不住父母的压力，说了、写了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东西。我深知，我亲手写下的那些东西，充满了背叛、虚伪、怯懦、狡猾、猥琐、肮脏和邪恶，是最恶心的东西，给我的生命留下了最可耻的污点。一旦开始走上邪路，怕心、保护自己的心就会把人往邪恶的方向上越推越远。在回答公安的问题时，有些事情是牵扯到他人的，我不敢堂堂正正的拒绝回答，而是想办法用小聪明的办法回避，另外回避不了的时候也说了一些我认为公安肯定会知道的事。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当公安要检查我单位的电脑时，我自己打开了电脑，打开了两个文件，一份中有当地学员的联系方式，另一份中则是一个网上交流小组的学员联系方式。尽管当时学员也都没有隐蔽身份的，都是公开炼功，另外电脑在公安手里，他们也可以自己找到。但是，他们如果找到是他们的事(而且也不一定就能找得到)。而我，一个自称大法弟子的人，竟用我的手把这文件打开，交给迫害者！

我看到了我当时的怕心、想撇清自己的心，为了自己可以出卖同修的心，所以心里万分难受。於是我痛下决心，不管甚么事决不再牵扯任何其他人。(我出国后通过间接的渠道得知，那个网上交流小组的组织者在镇压后由于各地警方都反映他主办过这样一个组，受到的迫害相当严重，后来一直状态不好。而且这还可能给其他学员带来了麻烦，加重了迫害。我深深觉得我在其中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对不起同修，深为歉疚。)

我被从招待所放出来之后，重新正常上班。尽管当时已经屈服於邪恶，但仍然是公安关照的对象，因为他们把我当作法轮功在交大的「活跃分子」之一，怕我有「反复」。在怕心作用下，我并不敢主动去声明以前的那些东西都作废。但公安问我有没有炼功时，我就跟他们说炼，说法轮功其实不象宣传的那样。公安也很无奈。从谈话中，我能感受到，他们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意识中也开始觉得说不定未来哪天就会给大法平反。公安每次都会问有没有学员和我联系。确实是有学员时不时的和我联系，我也曾经去和原来点上的学员交流过。我不敢拒绝回答，于是就决定对公安撒谎，一概说没有，说我不想找麻烦。这当然不是正确的对待态度，大法弟子决不应该说谎，而应该堂堂正正的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大学期间就打算过出国，英语考试也都考过。修炼后有些偏激的想法，觉得这都是执著，没再去想这回事。镇压之后，我家人很想让我再想办法出国，否则他们天天担心得睡不著觉。单位领导也鼓励我准备出国，显然，我是他的一大麻烦，他也希望我忙於这些事就不会再出上访之类的事，带来更多麻烦。关照我的公安和我领导想法也差不多。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由於对邪恶屈服的经历，对自己已经失去信心，觉得我这样的软骨头这样下去肯定是没用了，只有到国外还能派点用场，起点作用。於是就找学校，而且得到了奖学金。家人当然很高兴，但交大领导非要我再写不好的东西。因为他们当时已经知道我还在炼，想手里拿到这份东西，好向他们的上级交待。我当时表现得很坚决，表示决不想再写这样的东西。但其实我的心性和对法的坚定程度并没有在魔难中得到提高，所以历史又重演了一遍──我父母又大老远从山东跑过来，泪眼模糊的哀求我。我也在痛苦挣扎中再次屈服了邪恶，做了背叛师父、背叛大法的事。

再次犯错之后，我心灰意冷，一心只想赶快出国，脱离这个邪恶的环境，不要再节外生枝。所以跟领导、公安谈时，都说了假话，说国外学习很忙，我不会去参加法轮功的活动。出国之前，公安跟我谈话，说大家都是朋友了，出国了也希望保持联系。他跟我说他知道我对法轮功保持自己的看法，但是对其他的国外政治、社会的一些事，最好能经常写写电子邮件跟他们谈谈。他显然不是要搜集甚么情报，而是为了好向上面交差。我当时对自己颇为自暴自弃，觉得只要不牵扯大法，撒谎就撒谎了，骗骗他们，逃出去再说。於是对这样的要求就打著哈哈答应了。他们还让我写了两句话，意思大概是(细节记不得了)说出国后不参加对政府不利的活动，还「同意和政府合作」。我觉得里面并没有涉及大法，尽管知道肯定也是不对，但还是写了，签了字。对此事，我后来也一直没有多想，觉得只不过是骗骗他们，而且没有提及大法。当然撒谎不是大法弟子所为，可当时我尽管还想修，但已觉得自己既已两次向邪恶妥协，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师父要不要都是问题了，撒谎相比之下只是小问题了，无所谓了，混出国门再说。出国之后，我也再没有和这个人联系。

师父后来给我们走错路的学员机会时，我马上发表了严正声明。这还给国内负责我们交大地区的警察带来了麻烦，他通过我家人来跟我联系，说他情况不太好。我也觉得我出国前那样骗他实在是不应该，大法弟子本该堂堂正正的。我就给他回了邮件，只是谈谈我学习的事，算是个回复。本想再对他讲讲真象，但又担心那个电邮地址是他单位的，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於是就作罢了。我和公安的接触也就到此为止。

现在对照师父最新的讲法，我知道当时骗骗公安的话，尽管都是假的，但在神的眼中，这也是对邪恶的妥协，对邪恶特务机关的妥协，助长了邪恶的气焰。当时签下的字，就是和邪恶签的契约，产生了很大的污点。师父说：「当然旧势力搞出这些东西是针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其实我说是对法的羞辱、是人类的耻辱、是对法的不敬、是对正法的干扰、是不应该有的。」(《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 我从未有过的认识到修炼的极端严肃性，任何一点不正都可能给一个生命带来永久的污点，甚至毁灭。我尽管并未给邪恶特务机关提供过情报，但我与中共安全、公安机关的接触，以及后来对公安部门的妥协，就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助长了邪恶的气焰，是神不能接受的，更是不配大法弟子称号的，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必须从内心深刻认识此事的严重性，彻底否定自己一切不正的经历和行为，同时否定旧势力居心叵测的邪恶安排。

「重锤」之下的反思(三)：不清醒实修就会走旧势力安排的路

当我想到以上这一切之后，我的整个心态完全都变了。保护自己的那层厚厚的壳一旦冲破，就感到向内找的通衢大道在眼前展开。我开始反省我的整个修炼过程，结果发现了自身修炼根子上的问题──私。由於私心的作用，我对自我抱有强大的执著，一味的保护自己，很少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只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由於不向内找，我一直被强烈的干事心牵著走，执著於表面的东西，而不注重内心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导致心性长期停留於相当低的位置，也难怪有的学员认为我不像炼功人，从而产生怀疑。回顾得法以来的经历，才发现自己的不精进、不向内找，使自己一直无法突破旧势力的安排，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带著执著而学法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大学毕业之前在交大徐汇本部接触法轮功的。当时因为看了一本挺流行的书，对气功现象产生了一点兴趣，心里有很多谜解不开。看到法轮功在交大开交流会的海报，就跑去听了，觉得都在讲做好人的事，很好，看那些人都像老实人，谈到的神奇现象估计也不大会假。又有一个原来打篮球认识的小球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回去看书，觉得里面讲的很有道理。於是后来我就经常去参加学法交流活动，逐渐对大法的真实性坚信不移，但并没有开始炼功。一方面是面临毕业，生活很混乱；另一方面，我是抱著探求知识和人生原则的角度去认识大法的，觉得大法的原则我很接受。从内心深处分析，是因为我觉得大法中讲的做人的道理很正，同时觉得其中的科学观念符合了我的想法，觉得大法洪传对社会有好处。而并没有想按大法的要求改变自己、同化大法的强烈愿望。

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带著执著而学法不是真修。」师父说：「有人真的看到了大法的法理；也有许多学员是人的观念在大法中找到了不同的人生向往与愿望，就在这种执著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著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

我开始学法的时候就是带著很多这样的根本执著去学的，是从自己执著的角度去认识法，根本上是一种为私的心，是为了大法中符合自己的东西才去学法的，而并没有想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同化大法。

洪法中的干事心、不修自己

我毕业后到交大闵行二部的一个中外合作机构工作。因为当时二部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学生在炼，本部炼功点的学员就让我们负起责任来，做二部炼功点的辅导员。可能好多学员都觉得，心性这么差的人怎么能当辅导员？因为当时就我们两个人，想挑好的也找不着。本来做大法工作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的好机会，但我由於只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的心，长期执著於强烈的干事心，并没有从自己心性上下功夫，辜负了师父的安排和期望。

因为觉得法好，也很希望别的人都来学，所以我对洪法很有热情。九七年和九八年，我们炼功点在校园里、闵行镇和周边各乡镇进行了大量的洪法活动，我是主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我觉得参加洪法的目地就是为了救人，所以是最神圣的事。但是，我并没有想在洪法中同时提高自己的心性，而是抱着强烈的改变别人的心去做的。我当时是经常和其他学员交流的，但主要是关于事务性的事。再有就是和新学员交流，帮助他们解决心里的疑问，让他们坚定修，但这样的交流基本是单向的，很少有心性上的交流。也就是说，是我想改变他们而和他们交流，对自己却没有甚么提高的要求。

师父在《负责人也是修炼人》一文中指出了我的问题：「用大法的工作来当借口，推开矛盾，而不是利用这好机会向内找，提高上来。」我想让别人来学大法，来得救度，来提高，而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一个修炼的人。说白了，就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像宇宙旧势力一样的想法。同修间出现不同意见，也往往以大法的工作为借口，不向内修。一旦觉得自己占理，自己做洪法的事是最正的事，就对有不同意见的同修进行毫无善心的苛责，为此对其他学员的伤害是相当大的。

另外，由於自己没有真修，在巨难到来时承受不住压力，首先背叛了大法。作为一个辅导员来讲，自己做不好就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但我们作为一个辅导员，我们有个责任问题，就是你要做不好，可能这一批人都被你带坏了。如果这一批人都被你带坏了，那自己如何不说，你可能毁了一批人哪！」我个人在迫害前的和平时期，没有注重实修，更没有好好的引导学员实修。而没有坚实的修炼基础，在迫害中是很难走过来的。我在迫害中的表现很不像样，更加大了交大大法弟子整体的难，其中有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我严重伤害过的学员

九八年秋天，我们点上的几个学员继续在附近乡镇洪法。由於当时已经非常执著于洪法的量，我们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还是决定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建立新的炼功点，而我在其中是心最急的。当时我专心搞洪法的事，校内的点已经有新的辅导员，由几个交大学生负责。我叫学生们出人手，一起帮助做洪法的事，但并没有怎么徵求他们的意见。由於给他们造成的压力过大，他们情绪反弹，决定不参加洪法活动了，专心学法炼功。现在回头想想此事，他们的态度固然有其不对之处，但实际上也是对我强烈干事心的一种反应，只是稍微过激了一点。而我并没有从此事中向内找，先解决自己不正的地方，而是以洪法是最正的事为借口，把矛盾从自己身上推开，情绪激动的指责学生点的辅导员自私、干扰洪法，有时甚至破口大骂，造的口业也是很大的。同时，这也是出於保护自己的心，觉得我的意见受到反对，自我受到了伤害，于是恶待学员。九九年春天，其中一个学员可能是由於她另一个方面的执著，经历了一些魔难。我不仅没有对过关的学员施以善待，反而以此为由对她进行攻击，指责她不洪法、被魔利用，最后把事情搞得挺大，对这个学员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镇压开始后，她一直走得很好。我也曾和她见面交谈过，出国后也曾打电话问候过，但一直也没有就那次的事道歉，因为内心还总是以当时自己是出於要洪法的心为理由，不想承认错误。现在想起来，实在是自我中心得太厉害了。伤害别人那么严重，还不想认错，说明我的魔性、恶的一面真是很强。现在，我要严肃的向这位学员和当时受到伤害的其他学员表达深切的歉意。

我对XX党的不理智态度

熟悉我的学员可能知道，我对中国XX党有著非常严重的反感，甚至可以说是仇恨，有时都有点歇斯底里。也有的学员向我指出，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但是我一直自认不错。这种想法实际上和我过去用洪法作借口不向内找如出一辙，是用XX党的邪恶作借口掩盖我的执著和私愤。

仔细分析一下，我对XX党的愤恨固然有作为学员对其迫害大法产生义愤的成分在，但是之所以会达到不理智的程度，根本上还是出於私心。一方面，镇压之后，我原先通过修炼抑制住了的对政治的执著又冒了出来。八九年后我就对XX党的做法感到很愤怒，但修炼之后觉得这都是政治，都是天意，就不再多想。但XX党迫害大法后，我突然有了借口，觉得可以以此为理由放纵自己对政治的执著，放从自己的仇恨心理。另一方面，由于执著于我，我把个人的恩怨搀入其中，把这场镇压当作人对人的迫害，对XX党政府及其帮凶对我个人的迫害产生了私愤，更广义一点说，是对我个人、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团体受迫害而产生的私愤。更由于自己在迫害中没有走好，一贯良好的自我感觉被打破，觉得对自我的伤害很大。由於这个私心，又产生了自卑的心理，同时更加重了对迫害者的仇恨。这个强烈的私心，就是我对XX党仇恨的根子。我意识到，无论对待甚么问题，包括对待邪恶的态度，都要从法上去认识，而不能不理智的放纵人的感情因素。因为师父说过：「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挖根》)

我对负责学员的不善和苛责

我的不善也强烈的反映在我对负责学员的恶劣态度上。这也是有历史的了。从一开始接触大法，就时常听到交大徐汇本部的学员议论上海总站如何如何，比如不积极洪法啦、有怕心啦、常人观念重、不能放手让学员洪法啦，等等等等。交大点上学生多，说好听点儿是年轻气盛，说难听点儿那就是年少轻狂，争斗心的反映也是很强烈的。我本来在常人中就有挺强的反权威的观念，这些议论立刻符合了我的执著。这其中不仅有争斗心的作用，还有对自我的执著，就是自以为自己不错，有时还有意无意的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获得更加良好的自我感觉。

由於我一直不向内找，这种心越来越严重，后来在闵行的洪法活动中也反映出来，造成闵行当地的站长和我们交大这些人关系一直不是那么太和谐。那时，他们确实洪法不够积极，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共同学法提高，用善心去对待学员，而不是粗言恶语背后议论。好在交大其他学员做得很好，经常和那边学员交谈，效果不错。而我是从来没有和那些学员好好交流过的，没有起过甚么好作用。

到国外以后，情况好像和上海也差不多，负责的学员总是大家议论的话题，而且受到的往往是抱怨和指责。我还沿袭以前的态度，并没有给佛学会的工作提供过甚么帮助，而负责学员一旦有甚么做法我看不惯时，就会在背后很恶毒的议论，甚至把完全负面的态度发到电子邮件组中，等於是进行公开羞辱。而当听到别人议论我的不足之处时，尤其是得知有人对我不信任时，我那自我保护的心又促使我不向内找，反而对其他学员产生恶意，有时魔性上来了甚么话都能说出口。我的这些言行无疑对很多学员，尤其是佛学会负责学员造成了伤害。我现在真诚的向他们道歉。同时，这样的言行，对英国学员的整体配合也起到了完全负面的作用，对英国的正法工作造成了破坏。也应该向大家道歉。

我现在认识到，负责人也是普通学员，而他们肩负的责任大，往往比其他学员付出得大，受到的魔难多。而在担当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还常常受到其他学员不公正的指责和缺乏善意的批评。如果我在他们的位置上，按我现在的心性，一有批评就会跳得很高，暴跳如雷，形势早就一团糟了。我过去的态度，实际上是采取了常人最不好的心态，以类似政治斗争的想法去对待大法中的事，实在是大错特错。不是说不能指出整体工作中的问题，但是在做什么、说什么之前，要想想这样做会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对解决问题会不会起到积极作用。我们在对待我们整体内部的不同意见时，应该完全以善的态度，建设性的思路去考虑问题，对待同修。

长期放纵色欲执著导致犯错

在我的修炼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色欲之心。由于长期不向内找，不真修，不努力压抑自己的魔性，反而去放纵执著，我曾在这个问题上摔了很大的跟头。在犯错之后，内心也非常难过。但是由于对面子的执著，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师父的《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还有一些人哪，还在做著一些不可告人的、很肮脏的事、对不起大法的事、对不起大法弟子称号的事，我也没有把你另眼看待。」师父还说：「有的人哪，做的事连『大法学员』的资格都不配！连『人』字都不配了，你还说你是『大法弟子』？！」

我一想起这段经历，就感到难以抑制的后悔，痛恨自己为大法抹黑，为自己的生命增添污点。但同时，也还是没有勇气正视。现在，师父的一记重锤促使我面对这一切。我认识到，这种错误也是邪恶旧势力从中插手而导致的。而自己不真修，不配做大法弟子，才让邪恶势力得手。我知道，必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决不再放纵自己任何执著於色欲的一思一念，真正从本质上改变，真正做师父的弟子。

拒绝旧势力的安排 走师父安排的路

师父在题为《清醒》的评注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它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师父说：「经过这场魔难，有的学员还不清醒，你就将错过这一切。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

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尽管表面上也在学法，但却没有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一直强调的向内找，我一直都没有做到，在具体事上就更不用说了。不听师父的话，是大法弟子吗？旧势力给每个大法弟子都安排了它们的一套，那么如果我们不按师父的安排去修，旧势力当然就要我们按它们的安排去走。其实，按我以前的修炼状态，如何能够突破旧势力的安排，走过这「巨关巨难」？如果不是师父用一记重锤把我敲醒，如果我还不清醒，继续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去走，当然最终只有毁灭一途。多险哪！我现在要勇猛精进，按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严正而彻底的拒绝旧势力的安排，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返回真正的家园。

「重锤」之下的反思(四)：清醒理智对待特务问题

自从来到国外，就一直听学员谈论特务问题，学员间也有不少猜疑。开始时，我和学员不熟，所以对一些传言半信半疑。后来和学员都认识了，也一起参加活动，觉得那些传言并不可信，开始对这样的猜疑感到反感。之后不久，我得知自己也被怀疑，心理上受的打击很大，同时对此类的猜疑更产生了厌恶和愤恨的情绪。2001年，一个原来交大本部炼功点的同修到法国留学，我就帮他联系了巴黎的一个联系人。在2002年3月内瓦活动时，我得知法国学员怀疑他，于是感到很生气，对法国学员也产生了成见。后来还曾经给一个我认识的法国学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批评法国学员，在气愤和不平的心情驱使下，语气可以说是蛮不讲理、十分恶毒的。由于上述经历，我出于私心和情，对整个特务问题开始抱有一种很情绪化的态度，认为特务问题根本就不存在，特务不可能真正混得进来。觉得谁要是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他就是神经过敏，制造不必要的矛盾，破坏整体，等等等等。

实际上，这种一刀切的极端化思想模式完全是出于私心，根本就是不理智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大前提：学员对特务问题的重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质疑或者推理，尽管有些不一定符合事实，但都是出于护法之心，决不应该因为自己或自己熟识的学员受怀疑就在私心驱使下对其他学员产生负面的、情绪化的想法。

其次，事实证明，确实存在这样的事例，中共特务通过种种方式取得部分学员的信任，最终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香港的王耀庆在欧洲时，蒙骗了很多学员，包括我在内。对这样的事例，我们不能不本着为法负责的态度，心存警惕。另外，即使是自己在国内认识的学员，在那样的巨难之中，是否能够真正走过来，会不会屈服於邪恶或者邪悟而去做破坏大法的事情，自己也没有资格去打包票。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说：「但是我也知道还真有特务在钻有执著心学员的空子，那是学员做不好、太执著造成的。头脑不清醒的个别学员一定得注意了。」我对待特务问题的上述不理智态度，不正说明我属於「头脑不清醒的个别学员」之列吗？

我的不理智在这次董旭的问题上彻底暴露出来了。我和董旭认识是在九八年底或九九年初，具体时间忘了，当时他在离交大二部不远的上海理工大学闵行校区读书，来我们点上炼过功，我们也曾去他那里洪法。镇压后，我是一开始就败下阵来，而董旭曾多次去上访，开始的表现是不错的。九九年冬天，我在交大一学员家见过董旭一面，他当时刚从北京回来，交流了他在北京的经历，我当时对他是相当钦佩的。但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直到去年一个国外交大同修转告我董旭要去法国读书了，我听到消息也挺高兴。我其实并不了解他的状态，但因在国内相识，所以就想当然的抱以完全的信任，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会有甚么问题。他到法国后，我曾有过几次电子邮件的往还，还把他介绍给其他几个海外的原交大炼功点弟子。后来一个学员向我指出，我才意识到，这样去介绍某人给其他学员，确实有为他人去作证明的意味。当时离上次我与董旭见面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我根本不了解他后来的经历和现时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去为其打包票，是一种很冒失、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今年日内瓦活动前不久，董旭和同学来英国旅游，和我见了一面。他跟我讲了他在劳教所邪悟的事，也提到了国安曾想让他到法国帮他们搜集情报的事。他说法国学员跟他谈过，他已决定把自己的经历都写出来，揭露邪恶。但他并没有说他在国内帮国安做的事，我也没有怎么多问，主要是情的作用，一方面因为认识他所以不怀疑，另一方面是觉得他在国内既然走过弯路，肯定说起来会很难过，那么他不想说的我也就不问了。当时我已得知他和另外一个交大同修被欧洲其他学员怀疑，对此相当生气，完全把问题推到其他学员身上，而没有想到要去和董旭进行更深的交流和了解，找到问题的深层原因。这种由私心而起的情绪化态度，不仅对法不负责，同时对董旭也没有尽到一个同修的责任。试想，如果这个事一开始就让我来处理，我因为情而不去触及某些问题，那么董旭不一定能够写出自己的经历，那么他在国内犯下的罪就肯定会毁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现在有国内学员说他还没完全坦白，但毕竟他已经在法国学员的帮助下走出了第一步。在大家的进一步帮助和他自己的努力下，最终可能还是有希望的。

此后不久，我得知自己和其他几个交大学员都因和董旭有联系而被怀疑，受到的打击非常大。这之后一段时间对待董旭这个事情的态度，曾经几度变化，回想起来，都是出於私心、情、保护自己的心。在执著的带动下，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法上去考虑，为他人考虑，为大法的整体考虑。

刚刚得知被怀疑时，我在最初的震动之后，就给董旭和其他相关学员发电子邮件，说我们必须坚定，保持正念，并对其表示支持。字面上挺冠冕堂皇的，但背后的心就不那么简单了：觉得我们都被人冤枉了，同病相怜，需要互相支持；不想找自己的问题，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自己要做的就是要「坚定」的「承受」过去。

没几天，我看到了董旭写的国内经历。那些事我以前并不知道，所以相当震惊。当时私心一下子就跳出来了：这下可坏了，原来说董旭是特务是真的！这样我不是百口莫辩，说不清楚了吗？就是说，问题一触及到自己，连甚么对同修的情之类的执著都立即退居次席了，因为保护自己才是至关重要的。

后来，我写了一份心得发给英国学员，其中说到董旭的事时，说我相信他在法国没有再为邪恶提供情报──其实我这也是完全自己瞎想的，还是出於维护的心。这话刚出口，网上马上又有国内学员和欧洲学员发表文章对董旭的诚意表示质疑，说他还没有完全坦白。我保护自己的想法又来了：我刚刚对他表示一定的信任，这下又麻烦了，人家肯定更加要怀疑我了。这之后，我出於避嫌的想法，一直不想和董旭联系。其实这段时间里，我逐渐反省自己，有很多心得，应该和他进行交流，给他帮助的。但为了保护自己不进一步引起别人怀疑，我竟对他不加理睬。

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如果哪个大法弟子有常人心，做得不好，以前当过特务，或者有学员一时过不去干了错事，因此大家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另眼看待，造成他真的千万年的机缘被毁、走向反面，我告诉大家，那才是真正的在干坏事了。」师父说：「得允许人家有错误，得允许他改，这就是我们法的伟大之处。」但师父同时也指出：「可是我也知道，师父一再给机会的同时，还有几个拿师父的一再慈悲当儿戏的人一直在干着出卖自己良心、出卖大法弟子的特务勾当不悟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给邪恶提供所谓的情报，行为上给大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神的眼里看已经无法偿还。」

究竟董旭或者其他一些类似情况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甚么情况，现在是否还有希望，我们作为修炼中的人，恐怕谁也没有能力去判断、下定论。不管他们的行为造成的破坏有多么大，只要师父还没有放弃他们，他们就还是有机会的。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将他们另眼相待，要允许他们改，帮助他们改。有这种问题的学员，在解决问题之前，受旧势力的控制必然相当严重，修炼状态也必然不会好，在难中可能很容易走向反面，从而机缘被毁。那么我们对待这类问题时就要尤其的善，真正为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回升著想。对照师父的要求，我感到汗颜。我出於保护自己、「避嫌」的心理，拒绝帮助其他学员，这个私心真是很丑恶的。

被怀疑时应正确对待

这次知道自己受到怀疑之后，对我的打击非常沉重，甚至在头脑中曾短暂的出现过对法不坚定的念头。之所以会这样，显然是因为根本上对法没有达到绝对的正信。同时，遇到问题时，我不去从事情的本质上、自己的心性上找原因，而是执著於事情的表象。别人的怀疑和看法，不一定每件事都符合事实。但如果执著於事情的表象，而拒绝透过表象去看自己深层的东西，不能无条件的向内找，那么就会陷入「别人如何如何冤枉我了」、「别人说的这不对、那不对」的无谓辩解当中，不仅自己不能通过向内找而提高上来，同时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对大法弟子的整体只会产生破坏作用。

我看到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时，对此问题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师父说：「作为学员来讲，如果别的学员对你不信任的时候呢，别顶着干，回避一下也没什么不好，这样两方面各自心理压力都小了。」师父还说：「你越执著呢，别的学员对你想法就越重，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要这样呢？你这样做的本身是不是也会被旧势力利用啊？造成混乱啊？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出自于对大法的考虑，我看问题就不一样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必然有其深层的原因在。被怀疑成特务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特务是最肮脏的职业，即使是只有一点点接触，即使表面上不相干，都可能被邪恶用作迫害甚至毁掉学员的借口。有一位学员毕业设计时的课题是给国安设计一个什么软件(这还是在镇压之前)，他后来也意识到这也是旧势力的险恶安排，把这个污点强加给学员，强加给大法。旧势力的安排无孔不入，目地就是要毁掉学员、侮辱大法。所以任何的沾染都要严肃对待。

另外，如果完全没有那样的接触，也可能有根本执著不去而造成问题。事情的表象并不一定准确的和表面事实相符合，所以万万不能执著于表面的谁对谁错，而要往深层看问题，从心性上找原因。师父在《挖根》中说：「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去掉它。」师父安排我们的修炼道路时，是不重表面形式的，只要暴露出我们的心就行。那我们怎么能去执著这些表象，而推开师父安排的心性考验，拒绝正视师父已经帮我们暴露出来的心性问题呢？同时，如果执著于自己的那一套，陷入自己「被冤枉了」、「受伤害了」的想法，责备别人「制造矛盾」了，那这种私心，这种「得理不让人」(也不一定就得理)的恶念，难道不会进一步被旧势力利用，从而制造混乱，给大法造成损失吗？还是像师父说的：「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出自于对大法的考虑，我看问题就不一样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重锤之下知精进，法鼓敲醒迷中人」

由於我长期不向内找，没有真修，根本执著迟迟不放，所以一直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按照它们的邪恶安排走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就像师父在《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的：「长期以来啊，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著不去啊！堆积到最后了，过不去了，难就大了。」但是，像正法中很多其他事情一样，师父反过来利用了这一切，给学员机会，解决修炼中的问题，帮助学员提高。师父说：「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去掉它。」(《挖根》)

旧势力想以我不向内找，不放根本执著为理由毁掉我；但师父却反过来利用这个难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根本执著，开始真正向内找，实实在在的真修。旧势力想利用它们安排的我与特务机关的接触，一方面毁掉学员，另一方面在学员中制造矛盾，给我们整体的正法工作制造障碍；但师父却反过来利用这个难使我们大家开诚布公，消除误解，把学员之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进行善解，在整体上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

同时，旧势力还想通过它们的一系列安排，把「特务」这个最肮脏的东西强加给大法。我理解，师父在最近的讲法中屡次谈到特务问题，是为了使有此问题的大法弟子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甩掉这个一直严重影响学员内部交流和配合的思想包袱，更加顺利的进行正法工作，救度众生。很明显，这个问题正在解决之中，这次的事情中也有这个因素。我知道我的心性问题、我修炼中的严重问题直接导致了这次的问题，我对此问题给我们这个整体造成的难负有直接责任。我们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一定能够共同提高，真正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把这些问题按师父的安排进行善解。

我从一开始的想不通，到开始向内找，挖掘自己的问题，经历了艰苦的挣扎。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我就想写这篇文章。但写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挖执著的过程。写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又起了表白自己的心。我知道，这件事决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之所以发生在我身上，是因为要解决我修炼中积累的严重问题。通过写这篇文章真正解决自己修炼中的问题才是真正的目地。

师父说：「重锤之下知精进，法鼓敲醒迷中人。」(《鼓楼》，《洪吟(二)》)感谢恩师巧妙安排，慈悲呵护。没有这一记重锤，我怎么能够正视我的问题，开始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没有这一记重锤，我怎么能够像现在这样，充满脱胎换骨的感觉？

感谢师父慈悲苦度，将弟子从地狱中捞起，指引弟子回归的路。冥顽不化如我，师父也不愿放弃，而是用心良苦的一再给予机会。弟子一定不再辜负师父，立志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