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36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一名叫里斯海・拉米什（Leeshai Lemish）的以色列人，成功地在中国的中心为法轮功的权利请愿。
拉米什虽然知道这样做会有生命危险，也可能会在中国的监狱里“神秘地”消失，他仍然决定去名声不好的天安门广场参加静坐请愿。起初，他的父母试图劝阻他不要去，但很快他们就开始帮助他为这次复杂的行动做准备。里斯海被捕了，并受到中国当局的虐待。与此同时，他的母亲妲芙娜・拉米什（Dafna Lemish）博士试图让以色列媒体相信，她完全不是那种“焦虑不安的母亲”的形象。那以后，她的儿子获释了，而这一事件也许能够让我们大家了解到世界人权状况和以色列妇女的情况。
11月20日下午1点50分，里斯海・拉米什和另一位同修到达了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12年前，在同一地点，许多学生在反政府的抗议中被屠杀。来自世界各地的36名法轮功学员知道他们将在广场上某个大国旗的南面30米的地方会面。他们中的许多人素不相识，但他们都修炼这种改善了他们身心健康的法轮功。法轮功在两年前被中国当局禁止。
当他们从广场的四周走来时，他们自动排成行，静静地盘腿坐好，开始炼习法轮功静功。这个简单动作可能会让他们失去生命，也可能会让他们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漫长的时间。
广场上的很多游客聚集过来，在他们的周围观看着。这时，一些学员展开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真、善、忍”。游客们似乎知道这种场面不会就这么和平地结束，因为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中国政府的大楼。像往常一样，广场上有许多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他们估计还有更多的便衣警察。据传言，每一个游客的周围就会有四名便衣警察。突然，广场上的宁静被打破了。警察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警车停在了学员们身边。而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这36名学员仍双眼微闭，静静地盘腿打坐。
原本学员们打算在广场上打坐10分钟，然后散去回家。但是他们刚打坐三分钟就被强迫拖上了警车。
从打棒球到中国监狱
23岁的以色列人里斯海・拉米什去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波莫娜大学上学。因受到迈克尔・乔丹球技的启示而巧遇法轮功。“这些都是我在为以色列国家队打棒球时发生的。当时我正想方设法提高球技，我注意到我的思想对我打球的影响。我听说迈克尔.乔丹注意力特别集中，即使他把球抛出去，他仍然用意念引导着让球进蓝筐。我就在比赛开始前，意想着我要怎么投球，我要让事情怎么进展……在一次比赛中，事情果真就像我想的那样发生了，就象看电影一样，就像我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一样。”我惊讶于意念对打球的作用力。不久，我读到有一位冥想（气功）师与运动员合作。从他那儿，我学到我们内在的自我比赢得棒球比赛更重要－－了解生命，了解生命的意义这些更为重要。于是我就开始练习各种冥想打坐，如瑜珈、禅宗、太极、观想等其他方法。
“一天，在我去雅康（Yarkon）公园练太极的路上，我在一个放有法轮功资料的桌子旁停下。我跟一位姓张的学员聊了起来，他来自中国，现居住在以色列。我很快发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特别是那些身心修炼法理是在其他功法里没有的。我开始炼法轮功，并听讲法录音。我被法轮大法的力量震撼了。”
“我来美国留学时，发现附近就有人炼功，我们就一起炼。我们一起发资料，邀请别人和我们一起炼。结果每天都有人来学法轮功。我就是在那时了解到中国江XX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的。我深深被他们的故事和困境触动了，于是决定一定要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开始时，我们只是发些材料，做些简单的事情。后来我们就约见许多市长和市议员，告诉他们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美国监视我们的活动，骚扰我们的学员，而且一些在美法轮功学员的仍留在中国的家人也受到了迫害。”
“去年夏天，我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组织了个活动。在12天的时间里，每一个小时都有不同的学员在领馆前盘腿打坐，每一个小时都是为一位被谋杀的学员而发出的抗议，中国当局现已谋杀了317名中国法轮功学员。”
“一个半月前，我听说世界各地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要去天安门广场。那里是中国的心脏位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去那儿。自从两年前法轮功在中国被禁以来，一直都有学员从中国各地去那儿请愿。有些人步行几千公里，就是为了站在广场的中心呼吁，就是为了喊一声“停止迫害”，直到他们被抓。所以，当我听到有人要去广场时，我就明白了他们要去干什么。”
旅程
在天安门广场十分钟的静坐请愿事先准备得非常好。参加者没有透露他们的意图，担心万一详情暴露，他们就会在进入中国时被禁止入境。他们最担心的是他们会被逮捕，然后失踪，就象过去几年中发生在许多中国人身上的一样。时间定在了11月20日下午2点整。
“我只认识几个人，”拉米什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学员来。我们到那儿以后，就开始找人。我甚至在想，我们也许要独立做这件事了。我知道我们很可能会被逮捕，甚至更危险的事情也会发生。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广场打坐，仅此而已。我们不去想打坐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会影响我们的行动。”
“我在几周前就开始做准备了。我尽量保持头脑纯净，不让自己分心和有怕心。也不让‘后果会怎样’这样的问题来搅扰我。我更加勤奋地炼功，特别是静功，以便万一我被打的话，可以增加承受疼痛的能力。疼痛，比如说腿痛，是从体内释放不好物质的机会。人应该面对疼痛，而不是逃避。一旦人战胜了害怕，就不存在怕的因素了。我集中精力想正念，想像着我们怎样成功。毕竟，我们就是应该成功，就是应该震惊世界。”
“我们想让中国人民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在炼法轮功，迫害是绝不能接受的。我们想让中国人民知道，世界各地的学员都出来援助了，还要告诉他们，中国的江XX政府在欺骗他们。”
父母们也加入了
里斯海的父母，特拉维夫大学通讯系主任妲芙娜・拉米什博士，以及彼得・拉米什博士当时知道他的秘密。他们甚至曾劝阻他不要参加这项活动……“几周前，他暗示说他要做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他的母亲妲芙娜说，“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随着计划活动的进展，他通过特别方式告诉了我们详情。
“我们自然想通过讲道理劝他不要冒这么大风险。我们担心他的生命安全。我们跟他讲他要参加的这次抗议活动，面对的是一个滥施酷刑和虐杀的独裁政权。我们问他是否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存怕心。比如，设陷阱将毒品放在他的箱子里，然后判他几年苦役。有证据显示中国的独裁政权不仅能干出这种事，而且还将法轮功学员从楼上推出窗户，然后说他们是自杀。”
“我们说他太天真了"，他回复说他们认为随着奥林匹克的临近，中国当局不会做出有损国际形象的事情。对他们有利的是参加者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这将涉及许多大使馆，而且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卷入。
媒体问题
媒体确实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法轮功学员们相信世界媒体将会正面报导，记录整个事件，使事件大面积曝光，他们被捕的照片将阻止中国当局监禁他们。
“他们事先准备了媒体声明，只要一知道他们被捕的消息，就将声明放到他们的因特网上去。里斯海还准备了一份个人声明。他们准备了一个细致的行动计划，以备他们被捕时用。除此之外，也邀请了媒体记录这一事件。”
“我还竭力提出了其他理由来论争，比如，我说，如果他继续在加利福尼亚积极参与法轮功的活动，而不是在中国的监狱里浪费时间，这对法轮功运动和人类都会更好。结果还是说服不了他。”
“我们摆出的所有理由都没有说服他。我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仅劝阻不了他，而且从道德的立场来说，我的这种做法也站不住脚，尤其是当他说出这话以后－－他说：‘妈妈，您设想一下，假如奈尔逊.曼德拉和圣雄甘地因为他们母亲的担心而让步的话，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不得不承认我无言以答。”
“作为一个母亲，她当然不想让她的儿子处于危险之中，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我能跟他说什么呢？确实，没有那些甘冒风险的人的勇敢行动，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他还跟我说：‘从小到大，你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说的是对的。他在一个活动家家庭中长大，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耳闻目睹。从小他就随我们一起在以色列和美国参加抗议活动。所以，我不可能跟他说：这些行动是一回事，而当真正的危险局面出现时，就顺从你父母之意吧，他们在为你的生命担忧呢。他的父亲彼得是在美国长大的，他拒绝去越南打仗，在美国积极参与人权运动。他一直在以色列积极寻求和平共存。1973年他已经在呼吁实行两个国家（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共存的解决方案。里斯海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并吸收了我们的价值观。”
“当我意识到我劝阻不了他，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来帮助他减少危险，怎么帮助他做好准备。”
大学里的行动中心
“根据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他会被捕，也许会失踪。所以我们决定一知道他被捕的消息，就马上通知媒体。这样就会让中国当局很难将他隐藏起来。所以我列出了打电话的名单－－大使馆、外交部的紧急号码、媒体、认识某某人的人……”
“当我一听到事情真的发生了时，我马上就按照计划去做了。我没有惊慌，也没有给自己留时间去想会发生什么情况。我觉得，当我们在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告诉他，我们是多么为他骄傲，我们是多么支持他时，就好像也是在让我们自己坚强起来。自从我们接受了他要去的这个事实开始，我就知道我必须对他有绝对的信心。”
星期二一早，在预定行动开始前的半个小时，拉米什博士赶到了她的办公室，在门上挂上了“不要打扰”的牌子。在她儿子在中国开始打坐前的十分钟，她想用她儿子的方式来支持他。“我跟我自己说，你现在要静静地坐下，集中思想发正念。我必须承认我试了，但我没有静下来。我打电话给正在英国出差的彼得。我们互相鼓励，希望事情有个好的结果。接下来我就试着工作”。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收到他女朋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里斯海从监狱里打电话给她，让我们知道他被捕了，情况还好。我立即给彼得打电话，接着我们就开始行动了。我告诉我自己，好，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开始按原定计划去做。虽然我是被卷进来的，但是既然我参与了，我就必须尽一切可能让他获得释放，因为你就算坐在那儿哭，也于事无补。”
“我首先打电话给外交部紧急办公室。他们告诉我如果里斯海是用美国护照进入中国的，那么美国就要对他负责，这也许对他有好处，因为去那里的美国人有好几个，一群人比较容易获得释放。我感到时间非常难熬。我们知道他被捕了，而在短期内又没有人能见到他。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他是否安全？在什么情况下被关押的？我做好他也许会被关很久的准备。”
她在她大学办公室设置的行动中心的电话响个不停，先是外交部，美国大使馆的，然后是从报社，电台，网站，在英国的彼得，还有她儿子在美国的女朋友莎拉打来的。
“一度有传言说，中国广播电台报导说他们被捕了，要被驱逐出境。最让我们担忧的是法轮功的网站报导说有36名学员被捕，而中国的报导说只有35人。我们担心那个失踪的人。实际上在不同的网站上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和报导。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是在引述别人说的。就这样持续了24小时。我们设想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但我们知道既然他已决心不签任何声明，他可能会被关进监狱。”
被捕
与此同时，里斯海已经在中国被逮捕。他和他的朋友布雷德于四天前抵达中国。他们俩住进了北京的一家旅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有隐蔽摄像机，这显然是那儿的所有旅馆房间的设施之一。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在一间很暗的房间的角落里炼法轮功，这样摄影机就看不到他们。第二天一早，他们去了紫禁城和天安门广场去查看场地。里斯海说“我记得，我当时想这不是真的。我好像是在梦里一样。这儿就是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的辽阔广场，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却没人知道。我对自己说，两天后我还会来这儿，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那儿出奇的静，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但在表面的正常底下，确实隐藏着不正常。”
20号的早上，他们俩做好了尽快离开中国的准备。他们将所带物品寄存在了机场，以便准备好当天下午乘预定飞机返航。到广场的路上，里斯海用不大灵光的中文跟出租司机交谈，他了解到司机对中国（江泽民）政府不满。但他尽量克制着自己，未告诉司机他们同意他的观点和他们现在是在去抗议这个（江泽民）政府。早上10点钟，他们购买了进紫禁城的票，以防万一他们想很快跑掉时可以混在数百的游客人群中。他们还购买了地铁票，找好了所有可以走脱的路线。
“午餐时，各种的恐惧感向我袭来，但我勇敢地正视这些恐惧，让我自己平静下来，让内心平静下来。我提醒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是为了来帮助别人。这使我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他们的处境上，而忘掉了我自己。吃过午饭，我们向广场走去，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等待着。时间过得很慢，我的心不时难以控制地扑扑跳着。1点50分，我们向指定地点走去。从远处，我们看到了一些同修，于是知道我们不会孤单。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们，甚至大部份素不相识，然而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使命而结成了一体，实在是鼓舞人心。我们见面了，互相握手。然后我们就这样坐在了地上。我们看到周围围上来许多人，他们都在好奇地看着。”
“我们看到一些警察怀疑我们在干什么。我看到警车正向我们靠近。我们说声‘开始’，就开始脱鞋。在我们的后面，横幅展开了。我们单手立掌于胸前，这种源自中国的古老姿势，现在用来捍卫人权。”
“我合上了双眼。我听到警笛声，轮胎的刺耳声，车门的开关声，警察疾奔而来的脚步声。我仍然双眼微闭，因为我认为我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我跟自己说，我在这儿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我听到我周围到处是奔跑声，我发现自己心生笑意。我心想，我在这里了！我正同来自世界各国的35位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坐，向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传达我们的讯息。我们都集中意念，保持平静，互相支持。虽然我在的地方是其他人曾被谋杀的地方，我却很平静。”
“这时，噪杂声一片，几个人抓住了我。我没有反抗，而是集中意念将我的重量压向地面。他们拉开我的右手，但我轻而易举地将手抽了回来，又恢复了单手立掌。我对自己说，我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我越来越重，他们抬不动我。我确实感到自己很重，但突然我产生了恐惧感，就在这一刻，他们抬起了我，使我站立起来。他们将我拖向警车。他们拖我的时候，我一遍一遍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直到他们把我投入警车。”
被殴打以及回国
在警察局，学员们用他们的手提电话将他们被捕的消息告诉了世界。刚开始被盘问时，学员们解释到他们是出于好意，但是，当他们拒绝在中文的文件上签字时就受到殴打。一个警察抓住里斯海，打他，并用中文冲他喊叫。
“我告诉他我只会一点儿中文，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他恼羞成怒，站在我的面前用英文又嚷又骂：‘你来这儿制造麻烦，（你要）尊敬我’。他狠狠打我的脸。我跟他说‘你为什么打我？’我重复着我会说的其他中文。他气疯了，用力把我推向墙壁，用膝盖在我的两腿间撞。他开始问我问题，但我拒绝向他提供其他学员的情况，也不说任何对法轮功不好的话。”
学员们认为，由于他们的国际背景，中国当局不会将他们留在中国，事实果真如此。经过28小时的关押，他们被驱离出境。第二天夜里11点45分，里斯海抵达了温哥华，他又累又饿，赤着双脚，因为他在被捕时鞋留在了广场上。他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声音洪亮而充满了喜悦。他说：“我没事儿，都结束了。”
不想做哭泣的母亲
里斯海和他的母亲从这件事中各自得出了结论。一位媒体研究人员（这位母亲）自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人物，这种事并不会经常发生，而她，在此事件中不情愿地成为了一位无辜被抓、被打的英雄的母亲。这一事件肯定会给她提供许多专业素材，例如：以色列媒体妇女形像的研讨会。
“我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很多，关于我儿子，关于法轮大法，更主要的是关于媒体方面。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媒体是怎么描述妇女的，而这次，我惊讶于媒体是如何找我采访的。按照媒体塑造‘失去亲人的女人’的模式，他们期待的是一位充满感情，流着眼泪的母亲，他们期待她这么说：‘我好害怕，如果抓人者可以听到的话，请你不要伤害他。’他们期待的只是‘我是谁谁的母亲’而已。但是他们发现他们找到的这位女士讲出的话却很理智，她不愿在电话上情绪失控。”
“耶蒂欧特.艾罗诺特（Yediot Ahronot）刊载了一整页的文章。他们采访了我很长的时间。然而他们引用我说的话只是‘我们非常为他担忧，为他担惊受怕。我呼吁任何能帮助我们的人都伸出援手。’事实上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在任何时候向世界发出催人泪下的恳求。一个女人说出的明智、有理性的话是无足轻重的。”
“我讲授这个题目，我也将从这个事件中大有收获。很显然，我们在媒体眼中的‘角色’就是什么人的母亲，什么人的寡妇，什么人的太太，总是哭泣着，总是可怜的受害者，没有能力说出任何明智的话。”
“我们在媒体中的地位不是作为女人的角色，就是母亲的角色。在以色列的媒体中，这意味着男人的最大牺牲就是作为战士为国捐躯。而女人的最大牺牲就是生孩子，并将他们抚养成人，让他们成为军人，为国捐躯。他们也把我看成是这样的角色，这让我觉得吃惊和荒谬。所以，在这些事件中，我发现我自己是在观察媒体。我看着他们将我塑造成什么形像。而我拒绝完成他们想要我扮演的这种片面的角色。那不是我。我跟记者谈了很久，给了他们很多资料，而编辑们认为人们应该听到的只是这名女士很担忧，想让他获得释放。”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成了法轮功的发言人。我开始阅读有关法轮功的资料以便讲起来更有智慧，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理解了（法轮功）。我不能说我炼这个功法，但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确实认为我是有理性的人，我在有理性的地方－－大学上班。然而，我们也知道科学并不能解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当我听到他们在监狱中的经历，以及他们是怎样影响看管他们的警卫，他们是怎样承受肉体的伤害而不觉得疼痛，这让我不禁自问，我们到底是否真的了解我们生命的精神一面？我们是否真的懂得这些？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很长时间，我都担心我们会面临无法跟里斯海沟通，担心我们可能会失去他，但同时，我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事情。法轮功没有领袖，与钱无关，没有宗教规矩，没有宗教仪式。我想挑出毛病，但怎么也找不到。”
在里斯海看来，他相信他们达到了目的。几百万的人听到了他们的讯息，那就是：面对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世界不应该沉默。
“有什么理由去殴打一位在公共场所坐在‘真、善、忍’横幅下的人呢？几周前有多少人知道法轮功，知道他只不过是一种修炼方法？现在许多人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我们的努力，使更多的人清醒了。我相信这将导致更多的人站出来，为事实作证，支持讲清真相的努力，反对人权侵犯行为。这就是我们努力做到的，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传递这些讯息。”
……至于为什么一个以色列公民要为了中国的人权而去冒生命危险，他好像已经准备好了答案：‘许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而斗争？你为什么不反对以色列的社会不平等？你为什么不反对破坏热带雨林，等等。在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错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但我认为中国发生的事很特别，因为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对抗力量－－一边是追求和平、宁静和善良的一个群体，而另一边是跟他们完全相反的。我决定行动是因为我在其他的冲突中找不到如此大的对立。我修炼法轮功，因为他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巨大改变。我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为法轮功说话。我想献出我的一份力量，因为我不能想象在当今的世界会有人只是因为想作好人就被谋杀。”
（彼得.拉米什翻译）
译注：在天安门广场被捕的以色列学员的父母，均是不修炼的人，他们在整个事件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他的父亲特将此文从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
2001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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